前不久，广东某工厂发生了数万工人的罢工，虽然媒体报道不多也比较谨慎，但是，工人罢工近年来的确有增多的趋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相关统计指出，今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500人以上的罢工已至少发生30起。背后的原因未必相同，但这一现象的增多与频发，的确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当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需要负责维持秩序，因而首当其冲地成为焦点。而事实上，工人罢工的真正矛盾对象是企业主、资本家，那么，在这种场合，政府应该怎么办?
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老问题，是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这个现象就一直存在，有时候还严重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说它是新问题，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曾经已彻底解决，如今又重新出现。在过去的范畴里，面对这个问题无非是两种办法，一个是资本主义曾经通行的办法：政府站在资本家一边，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这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做法。另一个是政府站在工人一边，镇压资本家，这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两种做法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这两种办法都不能用，怎么办?
事实上，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与它的历史做法已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允许工人游行抗议。但我们知道，当工人与资本家产生矛盾时，游行抗议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政府无非是允许工人有限地使用非暴力手段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工人如果闹得过了，资本主义政府依然会使用警棍、瓦斯、橡皮子弹之类。至于工人与资本家如何讨价还价，现代资本主义政府并不多管，它就好像是资本主义法律提倡的一个概念，叫做“程序正义”，政府只是像法官一样维护解决矛盾、解决争议的过程，并不担保解决矛盾、解决争议的结果。至于“程序正义”是否有偏袒，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
今天的中国政府，过去的老办法不能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办法能用吗?在我看来，学习借鉴使用现代资本主义新办法的动力是很大的。一是因为这个办法是现成的，照葫芦画瓢就行;二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使用这个办法，使得这个办法被贴上先进、文明、通行、普遍等标签，使用这个办法，国际社会的舆论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弹。三是，这个办法往往是省力的，通俗点说，这个办法的实质就是：你们吵，我只负责别打起来，你们吵成什么结果，你们自己看着办。因此，学习借鉴使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办法，实质上是偷懒的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还责怪：你们怎么那么多事啊!真会添麻烦!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在此问题上要从两方面看。从具体手段上说，由于中国古代大规模工业不够发达，工人的群体性事件不多，因而中国传统在处理工人和资本家矛盾的具体手段上可借鉴的并不多，例如游行申请、工会谈判、警力戒备等。但从理念上说，中国传统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原则是值得借鉴的。中国传统不主张阶级斗争，提倡调和。现代资本主义似乎也有调和的倾向，但它更多是被动的，只负责程序合法，真正的谈判对手依然是劳资双方。至于劳资双方是否会因为实力、手段不同而导致谈判结果的不公正，现代资本主义政府并不愿多管。中国传统主张调和矛盾带有主动色彩，例如讨薪，资本主义的方式除了游行抗议就是上法庭，但中国有警察帮助讨薪或者行政权力部门介入讨薪，这都是不同于西方的主动行为。
所以，现代中国当工人与资本家产生矛盾、对立时，政府偏袒任何一方都不对，消极面对矛盾也不对，而应该遵循中国传统的理念，积极地介入，积极地参与矛盾的调解。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要保证客观公正的立场，使得这种积极介入的调解能产生公平公正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政府只是旁观，只是保证程序合法，任由劳资双方自行解决矛盾，工人一方未必能在谈判技巧和能力上与资本家抗衡，未必能真正达成公平合理的结果。政府主动介入劳资矛盾的调解一方面能使公平公正的结果尽快、尽可能实现，另一方面也能使劳资双方谁都离不开政府，政府由此成为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共同需要。这也是我所说的“超越利益集团”的政府本质。
当今中国最滑稽的事情是，明明是工人和资本家闹矛盾、形成对立，但是，资本家利用其收买的文人和媒体，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政府头上。政府也因为曾经想与资本家搞好关系，弄得有口难辩，里外不是。资本家从政府那里得了好处，还不领政府曾经扶持它情，自己做了坏事，依然把政府当成替罪羊。要么移民出国，赚了钱一走了之，要么甚至提出革命，要革政府的命。工人有时候不明真相，被资本家一煽动，把主要矛盾对象也给搞错了。对此，我认为资本家革命即使成功，最终也必将引发新的革命，因为到那时，资本家将没有遮拦地面对工人，资本家的本性不会改变，其疯狂聚敛财富的方式能延续多久，实在值得高度怀疑。这一现象其实也值得政府认真反思，与资本家走得太近，究竟有什么好处?政府应该与资本家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在资本家与工人爆发矛盾时，能保持清白与公正的立场，避免被资本家绑架。
当然，政府积极主动介入劳资矛盾的调解首先对政府的理念和心态提出要求，懒政、惰政将难以继续。从调解矛盾的角度说，仅仅事后积极介入也是不够的，甚至需要事先介入，提前防范，把矛盾消除在萌发状态，避免最终的扩大。其次对政府调解矛盾的手段、技巧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推给法院，或严格按法律条文办，很可能会使矛盾的解决拖延很长时间，变成随时可能爆发的潜在威胁。因此，政府在理念和技巧两个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面对劳资矛盾，积极主动介入调解，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只遵循“程序正义”有更大的难度，它追求的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实质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虽然比他们自己历史上的做法提高了一些、先进文明了一些，但依然没有达到中国古代政治的理念高度。这也是我们强调中国传统，讨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一个优异点。所以我始终认为，从政治理念上说，中国传统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先进，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从野蛮到文明的变化趋势，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本质上都是不断接近中国古代政治理念高度的过程。
原载：刘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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