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钱荒”、“平均利润率下降”、“资产价格泡沫暴涨”、“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上升”，这些关键词不仅与经济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在刻画着中国经济的常态。在繁荣的空气中，人们隐隐地嗅到了某种不祥的味道。横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幽灵，如今也在中国的上空徘徊：我们离经济危机还有多远?
一、必然性的逻辑
在我看来，“中国离经济危机有多远”包含了两个问号：其一，中国会不会爆发经济危机?其二，中国何时爆发经济危机?“会不会爆发”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何时爆发”则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我先谈危机的必然性。
危机必然性的逻辑，在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里，是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什么“缺乏监管”啦，什么“政策失误”啦，什么“个别资本家道德水平低下”啦，什么“风险意识淡漠”啦，这些个“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的“外生论”，基本上也就代表着主流的认识水平了。
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大概算是一个例外。虽然在主流的眼里，明斯基已经很另类了，但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相比，明斯基的“内生论”仍然是肤浅的。至于有人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解释危机，这种骑墙的做法，游走于马克思与主流经济学之间，即使和马克思主义保持了距离，也难以被主流学界册封认可，最多也就是一个编外跑龙套的角色而已。
凡此种种，都不能给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逻辑。
危机必然性的逻辑，只能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具体如何展开，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理解;但是，这个框架的理论内核则是明确无误的，即，马克思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解释危机的根源：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二、争论与分歧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是从两个维度来解读危机逻辑的：一个是平均利润率下降，另一个是生产过剩(由此引申出消费不足)。正是这两个维度，引发了一场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演化出了目前马克思主义学者解读危机的分歧所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哪个维度才是危机的原因?
这个争论隐含着一个假设：在马克思的危机逻辑里，“平均利润率下降”与“生产过剩”是互不兼容的。或者说，“平均利润率下降”与“生产过剩”这两个维度，不能统一在马克思的危机逻辑里。
比如，针对危机的原因“是否利润率下降”，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大卫.科茲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大卫科茲说：
“也许最好的总结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不应该局限在那些受到利润率下降影响的因素。虽然利润率下降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是造成周期性或结构性危机的唯一原因。要使危机分析能够充分地解释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各种途径，就必须考虑到剩余价值实现和利润率变动的难题。资本循环路径是资本主义危机分析最好的入手点，因为它考虑了剩余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可能给资本积累带来的潜在障碍。”
上述争论的要害，其实纠结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若是条分缕析危机的n个原因，这些争论当然很有意义。问题在于，如果有人把争论的分歧看做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解构或者重构，那就错了。因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危机的根源从来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是什么“利润率下降”，或“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或“有机构成提高”，等等。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都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罢了。我想，马克思若在世，或许会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争论感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这些因素，都不是危机的根源，而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呢?大卫.科兹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据大卫.科兹的统计，利润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并无明显的规律可循，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利润率并未下降反而上升。
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多维度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多维度的表现当作危机的根源，而只能作为危机的直接原因来把握。
三、危机的转型
大卫.科兹总结了两种SSA(社会积累模式)的变化，80年代之前是“监管的资本主义”，80年代之后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正是这两种模式的变化(受监管的SSA与自由的SSA)，使得经济危机的原因(严格说，是直接原因)有所不同。前者是“利润榨取的减少”，后者是“利润实现受阻”。
在我看来，这种前后的变化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必须强调，这种变化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如此而已。当然，这种两极变化(来回折腾)，或许为我之前的看法提供了更多的样本数据。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的转型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既然“利润率下降”是“监管资本主义危机”的特色，而“消费不足”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特色，那么，这两个指标就有危机阶段性变化的参考意义。在我的研究中，我更愿意把它区分为“古典危机”和“现代危机”。这里涉及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了。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危机究竟是“古典危机”(受监管的SSA )，还是“现代危机”(自由的SSA)?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若以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来衡量，中国正在承受着经济危机的慢性折磨。为什么这种慢性折磨并没有被定义为“经济危机”呢?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展背景，这种古典型的“产能过剩”危机在相当程度上被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急剧扩张给掩盖了。其二，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定位，中国当前似乎处于“古典危机”的发展阶段；但是，从资产泡沫的膨胀情况来看，中国当前似乎又处于“现代危机”的阴影之中。
大卫科兹说：“新自由主义SSA的结构性危机终于到来，但这不是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而是由于作为新自由主义SSA本质特征的非可持续趋势以及促进资本积累崩塌的能力。几十年的长期经济扩张依赖于家庭借贷的支持，在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或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家庭债务与收入的相对比例不断增加。在1965年到1979年期间，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没有明显趋势，随着经济扩张而上升、经济萧条而下降。”我觉得，这不仅是美国的真实写照，而且也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分析框架如何具体展开，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理解，但是，只要你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有关危机的理论内核，就一定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这一点应当是大家的共识。如果你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逻辑，那么，对“危机会不会爆发”的回答无疑就是肯定的。危机的必然性，寓于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里面，如果给定危机逻辑展开的制度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那么，危机的必然性就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爆发经济危机就具有客观必然性。
四、预警的偶然性
接下来我谈谈危机的“偶然性”。如果中国爆发经济危机是必然的，那么，“何时爆发”就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问题了。“何时爆发”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仅仅用必然性的逻辑来解读。把握了危机的必然性，你未必就能准确预测到危机爆发的时点，这里面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如同天气预报一样，这里涉及很多变量，甚至有n个变量，有些变量是我们能够大体把握的，而有些变量我们却很难准确把握。
今天，人类对天气预报的准确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经济危机的“预警”，还远不能与天气预报相比，可能更近似于地震预报。正是这些我们无法准确把握的变量的存在，使得“何时爆发”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偶然性的问题。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并非一定要把握与危机相关的全部的变量，我们才能解读危机的必然性，但是，只有科学地把握全部变量(内在的和外在的)，我们才能准确地预测危机何时何地爆发。而要把握全部变量，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危机的引爆时点往往是外生变量的作用，而这些外生变量却充满了偶然性。当然，从根本上讲，这些所谓的外生变量仍然具有必然性，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认识这些偶然性中的内在必然性罢了。
在我看来，“偶然性就是还没有被认识的必然性”。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像把握大气环流哪样精确地把握经济危机的各种变量，那么，“何时爆发”这个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有人说：“超前一步，是天才;超前两步，是傻子”。把握了必然性的逻辑，你能够超前两步，但只有同时也把握了偶然性的逻辑，你才能成为“天才”。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现代经济学就做过建立危机预警模型的尝试，试图量化危机预警。其中有四个预警模型比较有名，这四个模型分别是：KLR 信号分析法，FR 概率模型，STV 跨国回归模型，DCSD 模型。至于这些模型的预警效果怎样，一句话：乏善可陈。如果这些模型真能有效预警的话，恐怕也就不会有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了吧?我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模型，由于其在定性上的肤浅，使其在定量上的精确性也被大大削弱了。
几年前，著名金融家黄鸿年先生曾经预测，中国在5年之内会爆发金融危机。对他的预言，我深以为然。严格说，黄先生的预测更多地是基于个人经验。至于引爆危机的诸多变量，不仅黄先生，即使专门研究危机的学者也难以深入考察和全面把握。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也在讨论危机预警的参考变量，但是：(1)理论解释尚有很多断点;(2)定量分析的指标选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澄清。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在定性上的深刻性转化为定量上的精确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李民骐教授很重视把“一般利润率”作为危机预警的指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尝试。
有一点是清楚的，与其问“中国会不会爆发经济危机”，不如说“中国正在承受着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折磨”;与其问“中国离经济危机有多远”，不如说“中国离虚拟经济产能过剩仅有半步之遥”。
(本文是我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教授座谈交流准备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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