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改革论，对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我们要标本兼治，纠正种种经济向下的现象，就必须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抛弃坚决剔除“西化”改革论。
作者说明：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中心曾召开“帝国主义新特点和社会主义新实践”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曾做过题为《促进改革理论科学化》的简要发言。该发言被有关网站录像上网；河南铜豌豆网友观看录像之后，根据录音把这个简要发言整理成短文，在红歌会、乌有网刊等网站上网。此后，我对这个发言做了必要的补充，正式写成文章。最近，《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已全文公开刊登了此文。现将原稿做了适当技术处理，发给贵网站，并向河南铜豌豆这位关心中国改革方向老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论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
摘要：我们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济改革基本理论，而“西化”改革论起着破坏改革的负作用;“西化”改革论旨在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导致亡党亡国的极大危害性;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走出对“西化”改革论的认识误区;当前应当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推进党的经济改革基本理论具体化，抓住现实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推进改革，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
作者：1946.3生于湖南长沙市，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①] 这只有坚持党的18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做到;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笔者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必须确立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基本理论的自信。原苏联东欧的改革教训和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已经证明，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指导下的理论即“西化”改革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定无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目标。因此，当前我们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很有必要研究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的科学化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谈些意见，提请学界研讨。
一、经济改革理论必须科学化
1.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很有必要。经济改革理论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内容、目标和手段等基本方面，它同所有的理论一样，惟有社会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其真理性的标准。
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2位，综合国力、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国民收入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污染严重、通膨压力增大、外汇储备贬值、普通老百姓住房难等诸多不良现象。这种向上和向下现象同时并存的经济现状，是我们判断指导改革的具体理论、政策科学与否的依据。
目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改革绝对正确，人们应当支持所有的具体改革措施。这看起来思想很解放，改革态度很坚决;但是，却完全无视改革实践同任何社会实践一样，也存在正确与错误两种结果的可能性。它否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拒绝面对具体实践的客观结果，对具体改革主张作必要的总结和反思;甚至把纠正改革的失误等同于反对改革。这种观点用形式逻辑固化“改革”概念，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是有领导、有组织地展开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自觉实践。向上、向下两种经济现象并存的现状，实际上反映出应用于经济改革实践的具体理论，存在科学与不科学的两种成分。我们很有必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反思各种改革措施，肯定科学成分，扬弃不科学的成分，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科学发展、共同富裕。
2.我们党提出了科学的经济改革基本理论。主要是，改革的根据：我国处在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阶段和具有过渡性经济形态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对象：那种不适应客观经济形态的、受自然经济观影响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的方向：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计划调控与市场调节的结合;改革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些基本的理论原则渗透唯物史观，要求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适应社会化生产的优越性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点结合起来。毫无疑问，之所以我国经济改革显示出总体向上的面貌，能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一枝独秀，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的“动乱”中能够巍然屹立，正是因为这些基本理论始终在起作用。
3.必须充分认识“西化”改革论的负作用。目前出现的种种向下的经济现象，说明党的经济改革基本理论还需要大力充实、完善和具体化。但是，种种向下的经济现象为何会出现?这除了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新实践，本身具有复杂性，科学改革基本理论的具体化还跟不上实践的要求之外;主要的原因却是，这些基本理论和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被搁置或“边缘化”。严重的问题是，某些政府的领导干部和智囊机构，在经济体改革实践的具体工作中，往往应用“西化”改革论，它们提出和实施的改革主张，在实践中产生了背离人民利益的负作用。
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难看出，正是一些人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企业改革中推行“MBO”(经理层购买)、把公有资本股权私有化等，造成了国有经济比重严重下降，城市集体经济几近消失，导致第二、第三产业中80%的劳动者在私营、外资经济中成为雇佣劳动者;[②]正是搬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要素价值论”，对“企业家”搞“剩余索取权”激励，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引入并扩大了剥削关系，使国民收入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正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理论，放任所谓“市场换技术”、“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其含义是，不要去追资本的所有制性质，只要能在本地投资就求之不得。这是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在资本流动自由化条件下提出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客观原因是因为无论外过资本、还是私有资本，只有到本地投资，就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主观原因是税收的增加是衡量地方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放弃对外资进入的必要控制，忽视发展高新技术的民族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产品，导致外商控制了我国许多行业;由此造成引资过量和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外汇储备过量，又使我国不得不承受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盲目引入外资，还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③]正是搬用凯恩斯主义，着眼于投资、消费、外贸所谓“三驾马车”实施宏观经济调控，[④]忽视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轻视在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遵循马克思揭示的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实施计划调控，这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久拖不决，通胀压力越来越大。凡此等等说明，目前的种种向下经济现象，都与“西化”改革论相联系。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惟一合理的经济形态，鼓吹私有制市场万能;它以私有者的眼光观察分析经济问题，必然缺乏公正无私的态度，具有的表面性、片面性;它充满拜物教观念，必然不能深入经济形态的本质阐释经济现象，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它以“利己经济人”、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展开经济分析，必然阻碍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直接瓦解公有制经济，消解国家计划调控的权责和权威，因此，“西化”改革论，对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我们要标本兼治，纠正种种经济向下的现象，就必须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抛弃坚决剔除“西化”改革论。
二、必须认清“西化”改革论的本质和危害性
1.科学的经济改革理论必须与“西化”改革论划清界限。必须充分认识,“西化”改革论旨在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导致我们亡党亡国的极大危害性。因此，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必须剔除“西化”改革论的错误主张。这绝不是单纯的理论斗争，而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国际国内尖锐阶级斗争在经济理论的表现。分析当代帝国主义新特征，总结原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可以证明这个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
2.“西化”改革论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工具。“西化”改革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内因看，它的出现与我国一些学者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直接联系着;从外因看，应当充分认识，它本质上是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思想文化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具。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在1989年曾“大呼特呼”，“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⑤]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以金融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突出“文”的“和平演变”侵略手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形态起源的，随后出现它和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并存的形态，一旦银行资本出现，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的这种权利日益增大;[⑥]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成为资本运动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⑦]这就决定了在资本的各种形态中，银行资本必定要在整个社会的资本运动中占控制地位，银行资本与应用高新技术的工商业资本结合成为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就更是如此。无限制地追求抽象财富，是资本运动的惟一目的。把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统治工具的金融国际垄断资本，为了主宰全球经济，在“武”的侵略手段遭到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反抗、难以得逞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得不突出“文”的手段，千方百计，为其金融垄断资本寻求出路，其中采取政治的、文化的手段，都是为了实现对别国的经济控制，谋取越来越高的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而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摧毁公有制经济基础。尽管帝国主义者不懂历史唯物论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但是作为人格化的金融垄断资本，能够意识到，只有使对象国的经济碎片化，才能造成政治、军事的分散化，失去反抗的力量。因此，他们必然地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把促进私有化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目标。于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为他们的可乘之机，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这正好成为他们实施经济理论渗透的工具。可见，“西化”改革论，本质上是贯彻或迎合金融国际垄断资本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这样来认识，反对经济改革理论“西化”，无疑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性质。
3.放任“西化”改革论会导致亡党亡国。如果不能认清“西化”改革论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性，后果将极为严重。原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就是前车之鉴。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原苏联东欧经济学界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济学家们能注意维护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关系和工人阶级参与民主管理等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表达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本身决定经济运行机制的若干基本因素”，经济模式是基本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的正确思想。[⑧]
可是，进入8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原苏东国家精心培育代理人，实施经济思想渗透和诱导，这些国家经济学界关于改革的主流观点就起了变化。回头看他们的经济论述，不难看到,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与经济体制的内在联系被淡化;对市场机制的研究仅着眼于供求关系层面，与所有制关系割裂开来;重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却不再提公有制与市场关系的结合;强调了市场竞争机制，却不分析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有何区别;提出了买方市场(对买着有利)和卖方市场的概念，却不区分买方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有何区别;不再区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短缺经济”的原因，似乎就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有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似乎发达资本主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目标;只提出用宏观分配计划来调节分配关系，而不研究如何改善所有制关系来改善初次分配关系;认为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主张用企业所有制替代国有制;认为企业独立经营与国有制不相容，强调彻底隔断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概括地说，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影响，逐渐地把“改革”解释为改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最后，不少人发展到公开主张“私有化”。
在原苏东国家这些打着“改革”幌子，实质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中，典型的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至今仍被某些人吹捧的匈牙利社会科学院院士科尔纳教授的变化。他1980年出版著作《短缺经济学》(此书1986年翻译到中国)，把消除“短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成功的标志;1985年曾来我国参加“巴山轮”经济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ⅡB模式(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不提公有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到1990年，正当原苏联领导人听从美国所谓专家意见，制定《500天计划》，搞私有化“改革”时候，科尔纳的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被译为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他在这部书的“告苏联读者”中说，“人类社会在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条道路”;苏联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国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这种统治的第二条道路”;现在的改革是走“离开斯大林体制，同时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本书继续我先前的分析。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种试验是不会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按第二条道路走了几十年的人们将会认同，“他们只有在长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条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⑨]可见，在这些人的内心，“改革”就是走向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路。
原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喧嚣声中亡党亡国，这不能不归结为改革理论的“西化”，导致了改革指导思想走上了邪路。由此可见，能否与“西化”改革论划清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三、走出对“西化”改革论的认识误区
1.充分认识“西化”改革论仍在蔓延。既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不科学的理论，已成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思想工具;既然从国内外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导致了严重后果，那么，我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不应该让“西化”改革论主导改革。但是，事实却不容乐观。即使在党的18大之后，经济学界用充满资本拜物教观念的“红利说”分析改革经验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刊物上用西方经济学的“库茨涅茨倒U曲线”、“路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等时髦概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仍相当普遍;在政府智囊机构，甚至出现了与原苏联制定“西化”改革纲领“500天计划”类似的情况，有高层智囊机构与世界银行联合出版《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公然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提出“中国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占10%”、“通过外国金融机构参与来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这类严重违反宪法规定的“顶层设计”方案。[⑩]这种方案并没有得到制止，仍在被一些人继续宣扬。
2.关键是各级领导要走出对“西化”改革论的认识误区。“西化”改革论有恃无恐地继续蔓延，这不排除有人配合国际敌对势力，搞经济颠覆这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党的18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措施。[11]不过应当看到，大多数人迷信“西化”改革论，属于盲目地跟“风”走。要使人们走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理论和实践领域，带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划清党的改革基本理论与“西化”改革论的界限：
——不能误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科学的经济学。一般而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进步的，所以自然学科，现代的会比过去的科学。但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存在阶级的社会，它就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因此，经济学的科学程度就不能按历史时序来判断。要深刻认识，号称“现代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与近代的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阶级性并无丝毫改变，它属于现代经济学科，却绝不是公正无私的经济科学。它反复标榜自己的“现代性”，不过是为了谋取私利而隐瞒自己的阶级性和非科学性。其实，能够指导中国正确改革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在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被实践证实是正确的经济学。
——不能误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更为先进、科学。历史地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资本主义早期，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曾经对经济关系有过诚实的探讨，起过反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然而，即使那时，也由于剥削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障碍，其理论上的科学因素往往与庸俗的观点、原理融合在一起。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和尖锐化，原先那种对经济的无私研究和科学探讨，就越来越“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怀意”[12]，因而科学因素就越来越稀薄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总体上的伪科学性，甚至可以从它无法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要求看出来。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缓和过经济矛盾，但是拖延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终于爆发“滞胀”大危机，于是凯恩斯主义遭到抛弃;从那时起，开始时兴新自由主义，但是到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也被认为救不了资本主义。正是在最近这场大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热销的景观。我们相信，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会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生产社会化所突破一样，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终将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所抛弃。
——不能误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是科学方法。实证方法是从客观事实出发的方法。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强调实证方法，有的学者由此认为它很科学，反而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从事实出发需要弄清事实的真相与假象，还要揭示这些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和联系。可是“西化”的实证方法，最大缺陷是停留在经济现象甚至假象上。就分析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关系而言，它根本不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个最深层的本质关系，在收入分配关系的分析上，它往往会分析大量数据，却弄不清因果关系，揭示不出这些数据的内在联系，因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实证方法往往以大量的数学模型显示其科学性，其实这是“米不够水来凑”，用数量逻辑替代单薄的经济逻辑。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的数理分析，必须坚持质与量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把经济性质的分析作为经济数量分析的前提。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些缺乏经济本质分析的数量分析模型，不过是搞空泛的形式主义(这些模型在数学家看来其实是很简单的)罢了。
——不能误认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可以搬用。这种方法源自凯恩斯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调控方法;有人认为这是科学的，可以照搬。其实，从宏观调控目的看，它以维护资本家的利润或剥削关系为前提;从理论上看，它停留在市场表层认识供求关系，看不到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阶级、阶层关系;[13]它不能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弄不清货币形态的资本贷放和货币本身的贷放，更弄不清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所以，从实践应用来看，它就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在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暂时缓和供求结构矛盾的同时，会进一步扩大并深化结构失衡，最后势必导致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爆发的所谓“滞胀”恶果。这种连西方国家自己都要抛弃的宏观经济学，我们怎么能迷信呢?
——不能误认为西方发展经济学能够指导我国科学发展。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借鉴价值。但是，应当看到，这门西方学科就其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而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使用的是同样的实证方法和西方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在研究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在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关系中，都没有研究客观存在的、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照搬西方发展经济学，必然看不清中国国情特征，看不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积极作用，会把那些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般现象的理论观点，搬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窒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倡导领导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以上所列这些认识误区，有的是人们在短期出国考察中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现代发达景象产生的，有的是研究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要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导致缺乏辩证思维方法，把本应对现代资本主义现实与理论应采取的“扬弃”态度，当成了盲目照搬的态度。可见，各级领导干部要走出对“西化”改革论的认识误区，一是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样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学会科学地分析经济现象和本质的联系和区别，科学地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弄清我们改革的性质和任务。二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领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关系、流通关系、消费关系的基本内在联系，领会商品、货币、资本、土地所有权和社会总收入等基本范畴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这样才能弄清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所具有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才能弄清在当代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坚持民族经济自主独立的极端重要性，才能弄清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是真正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可见，有针对性地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促进改革理论科学化的先决条件。
四、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的重要环节
1.在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中促进改革理论科学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14]改革的科学方法蕴藏在改革实践遇到的问题之中，只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弄清现实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就能从中发现正确深化改革从而促进改革理论科学化的正确路径。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纠正那种用“西化”改革论误导改革的错误倾向,在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解决收入差距拉大、调整经济结构、避免通货膨胀等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党的基本改革理论具体化、现实化，促进改革理论科学化。[15]
2.必须端正政府改革智囊机构和改革组织领导机构的指导思想。从党的基本改革理论在具体改革实践中得不到贯彻，被“边缘化”的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某些管理部门和改革智囊机构存在指导思想不纯洁，即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实际状况。有些高层机构中的干部，在改革实际操作中，根本不考虑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6]这个基本指导方针，他们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立起来，以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被他们变成了空虚的标签，而市场经济则被他们参照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设计，并付诸改革实践。这使我们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遭到极大的歪曲和损害，似乎我们党在政治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实践上却在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事实表明，如果不坚决采取思想和组织措施，把改革的智囊机构和实践组织领导机构，转换成坚决贯彻党的改革基本理论，集中基层群众改革智慧的机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改革科学深化。
3.必须抓住现实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推进改革。科学的改革，要求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7]因此，应当从收入差距拉大、产能过剩、产业结构长期失衡、生态环境污染、农村青壮年普遍进程打工等具体经济问题中，发现解决问题、创新体制的方法。有人说，这些问题是对旧体制的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因而主张按“西化”改革论的方法继续改下去。这种主张是没有说服力的，只会使不良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深。要看到，改革已有30多年，一些不良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进程中新发生的。因此，很有必要反思实践中的某些改革措施和新形成的具体体制是否有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地方，并认真地加以纠正或改进，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只要我们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推行私有化“改制”，导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这是产生诸多问题的主因。如果能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实施改革新对策，就促进国民经济运行展现全新面貌。这是因为，恢复、巩固和逐步加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能在国民收入分配方式上增加按劳分配的比重，这势必缩小初次分配的国民收入差距，为实现市场有购买力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创造基本条件;并大大减轻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而不能不实施收入再分配的财政负担，由此将为消解地方政府改变寅吃卯粮、增加负债的被动局面创造基本条件;推动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有效结合，发挥两者优势，就能使社会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既尊重价值规律客观地组织社会分工，又制约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促进产业结构的平衡;把房地产体制从现行的“私建私有”(私商建房、住房私有)改革为“公建公租”，就能彻底消除城市国有土地的地租流向私人手中造成的不公平，就有可能在人民政府组织下改变高档房为主、有利于私商获得高额利润的房地产业结构，改变房地产商玩“空手道”(利用银行贷款、国有土地为私人牟利)投机建房、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有钱者投机购房、滋生腐败等一系列不良现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着眼于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利益，把小轿车拉动产业发展，改为发展地铁、公交车、出租车拉动产业，势必改变小轿车过剩带来的产能过剩、交通拥挤、碳排放过量等一系列问题;发挥公有制主体经济内部大协作的固有优势和优良传统，发展高新技术，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就能提高整个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改变让外资控制我国许多行业的不良态势;推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第二次飞跃，大力发展农村集体工商业经济，就能保证广大集体农民享受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利益，改变私商、外商控制工商“龙头”加工企业，占有农民农业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不合理状况，并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到城市打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农村形成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局面;公有制经济与人民政府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人民政府实施对市场的调节，就有得到大多数市场主体的自觉响应的可能性，政府调节市场的经济管理职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这些分析说明，坚决振兴已被严重削弱的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当前必须抓住的主要矛盾，由此出发，提出一系列科学改革措施，才能标本兼治，使改革走上科学轨道。
4.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18]今天促进经济改革理论科学化，同样要坚持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既然是亿万群众参与的伟大事业，改革的正能量就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因此，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广大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创造力。各级领导应当充分认识，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提出过大量体制创新意见，有必要努力从政府管理层面组织力量，深入研究这些意见，并积极付诸实践;许多先进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坚持企业体制创新，创造了大量成功经验，有必要从中发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实现微观结合的一般规律，加以推广;许多农村先进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长期坚持集体经济性质固有的统一经营方式，应当积极总结它们的宝贵经验，促进集体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迈向邓小平同志主张的农村集体经济“第二次飞跃”。总之，各级领导只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导，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就一定能促进改革理论科学化，使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
2013.5.10初稿
2013。11。25修改稿
* 本文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②] 数据见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席王钦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2012-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2013年2月1日) 》，他谈到，2012年，民营经济“占就业比重约为80%”。引自http://www.gycc.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01。
[③]郭尚花：《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生态殖民扩张的命题对我国调整外资战略的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④] 例如，某些经济改革的智囊机构最近笼统地主张，必须扩大“消费”来拉动内需，殊不知，这种主张应用的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谓“消费不足”理论，因为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不过是同语反复，根本不能解决危机问题，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真正克服危机。在当今中国，只有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消除两极分化，促进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实现基本平衡。
[⑤]《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⑧] 参见吴易风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1页。
[⑨]典型例子是匈牙利社会科学院院士科尔纳教授的变化。他1980年出版著作《短缺经济学》(此书1986年翻译到中国)，把消除“短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成功的标志;1985年曾来我国参加“巴山轮”经济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ⅡB模式(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不提公有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到1990年，正当原苏联领导人听从美国所谓专家意见，制定《500天计划》，搞私有化“改革”时候，科尔纳的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被译为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他在这部书的“告苏联读者”中说，“人类社会在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条道路”;苏联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国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这种统治的第二条道路”;现在的改革是走“离开斯大林体制，同时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本书继续我先前的分析。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种试验是不会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按第二条道路走了几十年的人们将会认同，“他们只有在长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条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参见亚诺什·科尔纳：《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俄文版)[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3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⑩]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著的《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英文版，第110页：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P,110：“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并见该报告中文版：《专题报告五：第三章：〈中国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http://www.shihang.org/zh/news/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3] 马克思指出：“如果作进一步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有生产者自身相互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15] 参见何干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不搞私有化》，《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7期，第9～13页。
[16]《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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