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关系研究”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人不知道受何人委托，勉为其难，对今天这个隆重而简朴的会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认为今天的会议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史上，可能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这一代学者，都在范伯群先生的引导下，进入了通俗文学的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一种全景式的观察视角。这些年，我除了具体的研究之外，也努力把视角拉高拉大，企图像范伯群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那样，全盘观察。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个胜利，以范伯群先生的《填平雅俗鸿沟》的出版为标志。我认为这个“鸿沟”已经填平了。
这个会议绝对具有战略意义，会议的标题非常大气、朴实，涵盖了研究通俗文学以来所能涉及到的最大的外延：大众文化以及整个现当代文学史。这正是我们这么多年研究通俗文学所追求的结果。这次会议邀请的学者不多，论文不多，但丰富性却超出了以往的类似会议。以往的会议，基本局限于鸳鸯蝴蝶派、泛鸳鸯蝴蝶派、旧派通俗小说，今天大家讨论到了网络文学、电影等等，基本囊括了现当代文学史和大众文化的种种类别。
我们还要关注下一步，要反思当下的问题。我们以前一直关注“压迫”，通俗文学感觉一直受到新文学的压制，研究通俗文学感觉受到研究新文学的“压迫”，这个阶段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控诉”，但我们现在要增加新的话题。我们现在是否有一点缺乏对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自身的批判性?我以前认为通俗文学受到新文学无理的批判和压制，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这个道理已经基本澄清了，已经没人反驳这一观点了。我本学期在北大开设“张恨水研究”的课程，我提出一个问题：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再反思：当年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完全没有道理吗?这是否是一个新的学术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反驳了如茅盾、阿英等人粗暴的东西，但他们的批判里面，除了个人的学识、立场、情绪之外，有没有一个宏大的东西?
所以，朱寿桐兄从整个汉语文学的视角，来讨论雅俗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谈来谈去，还是文学史的背后的权力问题。我这学期出版了一本我个人版的文学史，是我上课的讲稿录音整理而成，我追求讲课的现场感。文学史就是权力史，当然不是简单的政治斗争。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中占一段还是占一章，这决定于权力、体现着权力。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都有对权力反抗的本能，但往往事隔多年之后发现，当年的“反抗”，恰恰也是“认同”。已经有专业论文研究表明，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与北洋政府的“合谋”，得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金钱的赞助。所以尽管我们反抗的立场是真诚的，要坚持这种立场，但有时候要保持一份自省，不能太夸大这个立场。我很欣赏马季兄的网络文学研究，他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视野，里面谈到国家话语的问题，这个题目很吸引我。他所提的“国家话语”，不是政府话语，是代表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中国形象的“国家话语”。
我们整个通俗文学研究要避免“进化论”的逻辑，似乎越来越好，这是学术研究需要反思的。我们现在不能仅仅局限于反抗过去式的权力，真正应该反抗的是对自身有威胁的实物。马季说，既要研究“同”，也要研究“异”。我们现在仿佛看到了很多似乎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阅读层面的一个效果，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个体创作背后全部有团队的参与打造，团队背后还有巨大的权力存在，有的权力是以政治面貌出现，有的权力是以资本面貌出现。只要参与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某个活动的打造，就可以发现背后有或大或小的资本的运作，这样那样的运作无所不在。无论一部电影还是一部电视剧的制作，哪怕一个小作家的推出，大都是资本精心打造的。由于现在传播平台的不同，是否导致了文学在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从丁亚平老师讲的当年的软性电影，到今天马季讲的网络文学，能否发现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即通俗文学与权力的关系。
通俗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似乎比新文学与权力的关系更暧昧，因为通俗文学在表层上就回避反抗。这学期上张恨水的课，与研究生一起逐步分析张恨水的作品，研究张恨水的思想。张恨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他为什么不敢那样直接表述?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可能不是政府，他怕的是读者。读者本身也构成一种权力。陈艳的报告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讲《北洋画报》与读者的互动性，与网络文学与读者的互动很相似。更理想的网络性是一边写一边让读者参与，即时互动性。这种互动性影响小说创作，干预小说进程。这是认识文本的深层价值所在。我们要肯定通俗文学的认识价值，这有时候比历史记载更能直接体现那个年代的实际状况。看了张恨水、刘云若的小说，我们就可以了解当年真实的物价。看了《春明外史》，就可以知道北京八大胡同的历史情况。通俗文学研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陈艳的报告对天津研究很重要。现在有一批学者的天津研究做得非常好，例如张元卿他们。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带领下，对天津城市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了像样的规模。若只研究曹禺的南开，是无法展现天津这个城市的。一定要把通俗文学和曲艺都包括进去。我也赞同李今说的不能把什么都写进文学史。她是从操作的层面上解释的，我是从权力的层面上解释的。
我们都主张平等，但还须直面现实，现实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永远是不平等的，变动的，靠的是博弈。各种文学力量在不同的时代都在博弈，而博弈的内在原因，要经过后来的学术研究才能知道。当时的学者是无法看清的。可以说，文学史也是博弈史，是不同文学力量之间较量的斗争史。今天的会议可能标志着我们走出以前单纯研究通俗文学的时代，走向一个从整个文学史视野能够超越雅俗来研究通俗文学的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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