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在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争论风起云涌、莫衷一是。普通民众或知识分子对转基因问题要么鲜明地极端对立，要么不敢轻易表态。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在中国社会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它涉及中国人的主粮。面对每天要吃的主粮，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人们产生疑虑很正常。某些专家和意见领袖一再表示转基因粮食是安全的，他们给质疑者扣上“文傻”、“科盲”等侮辱性帽子，甚至把反对转基因定义为“阻碍科技进步”，并将其归为清朝时担心“火车动了龙脉”、担心“照相摄走灵魂”那种愚昧，但这都不能消除广大民众最朴素的担心。
关于转基因技术在粮食作物上的应用，几年来我已写过不少文章，本文不是想继续参与这一话题无休止的争论，而是想换一个角度，从远处观察一下转基因问题。在中国支持转基因粮食的人经常会说，这是中国政府从“863计划”开始就支持的科技发展方向，也是被多次列入“一号文件”的科研内容，你们怎么可以反对?言下之意，政府支持，民众就应该支持。所以，反对转基因就是反对中国政府，就是不爱国，就是阻碍中国的发展。对于他们的这类观点，本人在此不想加以辨析。我只想指出——就是说上述这番话的人，在另一个问题上，却是截然相反的论调。
中医在我国有几千年历史，我国政府也明确地支持中医的研究与发展。然而，当今中国有些人却激烈地反对中医，将中医归为“伪科学”，排除在科学之外。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坚决支持转基因的，与激烈反对中医的，是同一批人——他们以方是民为代表、打着科学旗号、积极充当中国科学裁判的“科学警察”。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无比惊讶的现象：对于转基因，他们说，政府都支持了，你们凭什么反对?你们要同政府对着干吗?但在中医问题上，他们的逻辑彻底颠倒，明明中国政府支持中医发展，他们却激烈地反对中医，要与政府对着干。他们这种极为明显的双重标准，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思考一下?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发表了《第三次浪潮》一书，引起全球性反响，在中国也引起高度关注。托夫勒的观点可以简单归纳如下：他以科学技术为主线，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是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看到托夫勒对于“信息社会”的预言完全正确。托夫勒还有其他几个著名的预言，例如，他认为“第四次浪潮”是太空文明，人类将移居外太空。但在第三、第四次浪潮之间，托夫勒认为会分成两个阶段，先是数字技术阶段，后是生物技术阶段。因此，IT行业兴旺之后，信息技术将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在细胞、遗传等生物领域产生突破，形成重大科技成果。
简单说，按照阿尔文·托夫勒的观点，信息技术之后的发展重点就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既是未来的科技发展方向，也自然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中国的“863计划”全称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因1986年3月批准而得名)很显然受此影响，将生物技术也列为高技术发展的重点行列，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也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政府扶持的科研方向之一。当今中国社会强力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以此作为自己的强大依据，这并没有错。然而，“863计划”既包含动植物新品种(相当于转基因作物)，也包含“基因工程药物”，或者说生物制药、基因治疗。那么，这两者在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处于怎样的发展状态呢?
与中医相比，西医历史上并不突出。近代以来，西医借助物理、化学的成果获得了长足发展。西药过去主要是化学合成药，近年来，西药中生物制药的比重开始超过10%。在漫长的中医历史上，化学药或矿物药也有，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但中医号称“中草药”，本身就预示着中医药以生物药为主，其中既包含植物药也包含动物药。因此，当全世界都把生物技术看成是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时，就生物医药来说，中医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即便有人将中医斥为“伪科学”，也不能影响中医药的大量历史实践和经验总结可以成为“科学”生物医药的研究基础、研究素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有着极好的生物医药发展基础。相对来说，西药这方面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薄弱。
中国既然有这么好的生物医药研究基础，现实情况又如何呢?只能说，很不尽如人意。2005年，“生物谷”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我国涉及农业生物技术的各类研究机构已超过200家，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到产品开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创新体系。但在利用转基因植物生产抗体药物方面，我国的相关技术还在起步阶段”(注1)。进入21世纪，中国的生物制药业一直发展缓慢，2006年，一篇题为《中国生物制药业能否追赶发达国家》的文章指出：“中国生物制药全行业的年销售总额在2002年达到了30亿元人民币，现在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年销售额超过一亿元的企业不超过5家。中国的生物制药是一个极其弱小的产业”(注2)。
与中国生物制药发展缓慢相比，国外生物制药却在加足马力地进行。2008年，新浪财经一篇题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的文章指出：“世界上很多生物制药企业都已直接或间接进入我国市场，它们不仅将自己获得批准的药品迅速来中国注册，同时将生产线建在中国境内生产，有的还将新药开发的临床试验移到中国境内来完成。1997年美国对生物工程的风险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而且每年追加的投资都在50亿美元，而我国十几年来对生物制药的总投入还不到40亿元人民币”(注3)。2007年“新浪财经”的一篇文章指出：“2005-2006年，全球生物科技共融资约362亿美元”(注4)，同年，中国生物医药的融资大约只有8亿多人民币。
有美国业内人士估计，到2030年，全球整个制药业的市值将会达到6.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印度市场将占到1万亿美元，而6.1万亿美元市值中，生物医药技术所占比例将提高到约1/3(注5)。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未来潜在市场，中国方面如何呢?2006年，新华网发表文章指出：“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生物制药产业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正逐渐拉大。……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70家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合计仅有20多种，产品种类大大少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新产品开发上表现出明显的停滞态势，与国际上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非常明显”(注6)。当然，科技部的这项研究时间是在2006年，在那以后呢?
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将“现代中医”等生物制药也包含在其中。2008年，我国政府批准了“转基因研究重大专项”，总共投资200多亿人民币。按理说，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大笔科研投入有望扭转我国生物制药与国际上不断拉大的差距，但是，2008年的这一“重大研究专项”几乎都集中于农业领域，主要是转基因作物，而非基因工程药物或生物制药领域。即便2012年国务院颁发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同样将中药包含在生物制药的发展目标中，然而，2012年的一篇题为《中国生物制药市场现状分析》的报告指出：“我国整个制药产业的实力偏弱，产品小而散，而生物制药产业更是没有一个在技术和市场上有明显优势的产品，十几年前开发的INF-A、IL-2、G-CSF、EPO等仍然是我国生物技术药物中销售额最高的主要品种。由于普遍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生物制药产业还处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阶段”(注7)。2014年的另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生物医药的战略是“重视仿制药发展”(注8)。
二
于是，我们再来看方是民等意见领袖，一边在中国强力推动转基因农作物，一边激烈抨击中医，我们是否嗅出一点不寻常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21世纪医药国际学术大会暨2004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上，包括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中外医学专家就把“中草药全球化”、“中草药资源与中药材GAP种植”、“中药质量控制与GMP生产”、“中药、天然药物开发与临床研究(GCP)”、“中草药基础研究”、“中药药事法规、区域与国际合作与商业模式”等议题列入讨论(注9)。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还专门介绍了耶鲁大学用某个中药处方结合现代生物技术来研究中药价值、治疗机理的一个项目，并表示在治疗肠癌方面收到了药效提高、副作用减少的疗效。
2009年，瑞士诺华制药高调宣布，将针对中国市场研发中草药，并欲以5亿元并购中国药企(注10)。“中国生物技术信息网”报道指出：“诺华高层一直认为，‘基本化合物的筛选已经越来越难出成果，而中草药则是尚未得到有效开采的珍宝’(注11)。”也就是说，瑞士诺华制药已经认为，西药传统的化学合成药很难再出新的药品成果，他们已经把新药研发的目光瞄准了中草药，并将其看成是“珍宝”。2012年，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复旦大学签订合作协议，研发中药(注12)。
事实上，早在2003年，“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前经济政策总监、现“世界非处方药工业协会”主席戴维·韦伯博士就在中国发表观点指出：“中国是最适合参与全球创新药品研发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对医药产业准确定位、关注重点，……加上在其他方面战略措施恰当，而且目前的政策得到切实地贯彻实施，在未来的20年内，原创于中国的创新药物肯定会出现在全球药品市场上”(注13)。然而，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世界中草药市场的年销售额正以年均10%-20%的速度递增。尤其是近10年来，中医药国际化正在加速，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医药，投入高财力、高人力、高科技，研发高质量的现代中草药。……在全球市场上每年高达400亿美元的中医药交易额中，中国仅占6%到8%，日、韩则占到50%以上。更令人堪忧的是，国内90%的中医药专利申请都来自国外企业，国内的优秀产品被国外企业抢注专利而痛失市场。数据显示，我国拥有1万多种中药资源和4000多种中药制剂。然而，目前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外国公司在海外申请了专利，我国中药在国外申请专利的只有近千项，而外国在我国申请的此类专利却高达1万多项，日本210个汉方药制剂，处方都来自中国”(注14)。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本着“脱亚入欧”的原则，在医药领域也全面倒向西方，完全引入西医药，排斥中医药，并曾经以法律形式禁止中医药，取缔中医药。当年鲁迅到日本仙台医学院学医时，日本正处于这种状况。因此，鲁迅受当时日本的局限思维影响以及自己早年的某些不愉快经历，发表了一些明确反对中医的言论，情有可原。然而，鲁迅的这些言论却被方是民等用来在中国反对中医，却无视当今日本已经开始转向，重新拾起中医药的传统(注15)。事实上，鲁迅本人晚年对中医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也经常服食中药。因此，以方是民为代表的某小集团把鲁迅某个时期的个别言论当成反对中医的论据，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极具欺骗性的。
我不得不给自己加上一点“阴谋论”的思维方式——方是民等人在中国力推转基因作物，同时竭力打击中医，是否是在对中国生物科技发展实施战略误导?明明西方在大力发展包含中医在内的生物制药，但他们在中国一边竭力贬低中医，一边竭力推广农作物转基因，在我看来，他们的目的可能是替西方国家削弱生物制药这一巨大市场的竞争对象。因为，就生物制药来说，中医对于他们是最具威胁的竞争者。所以，尽管中国政府把中医也列入了生物科技发展计划，但是，他们在这个领域与中国政府对着干，误导中国政府把生物科技的发展方向和资金完全投入到转基因农作物方向，而这个领域实际上没什么发展前途，这个误导的目的就是为西方的生物制药争取时间。于是，中国的生物制药要么缺乏政府支持而陷入“封冻”、“失血”的状态，要么被海内外私人风险投资控制，成为别人的工具，难以获得主动。
三
中国民众质疑转基因农作物的关键是，担心转基因农作物有难以预见的副作用，这种担心很正常。但是，如果是药品，或者说生物制药，对于副作用的担心几乎不会对药品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现在的药品几乎都标明副作用，人们使用药品时，一般不会把副作用当成巨大障碍。因为，药品的副作用与疾病相比，人们总是会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就好比切掉半个胃肯定是对身体的伤害，但是为了救命，人们宁愿接受这种伤害。换句话说，潜在的副作用是发展转基因农作物最大的阻碍，但是，这个障碍在生物制药那里其实不存在，用基因技术研制的生物医药，即便有副作用，病人也不会完全拒绝，只要像其他药物一样，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使用就没问题。那么，为何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在某些人、某些政策的主导下，不走生物医药的平地直路，偏要走转基因农作物的山地弯路呢?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故意误导我国生物科技发展方向的可能。这种误导的目的，一是为西方的生物医药研制争取时间，因为西方国家研制新药的周期较长;二是帮助西方企业用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收入补贴他们生物医药的研制经费，要知道，孟山都的创始人约翰·奎恩伊就是有30年医药经验的老手;三是故意刺激、煽动中国民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反对情绪，以便今后延伸扩大到所有生物技术方面，包括以中医为基础的生物制药，从而为中国自主发展生物医药、基因工程治疗等继续设置障碍。也许，这只是猜测。然而，同样是生物技术，当今中国某些以科学为使命、以科学为化身的人，一方面逢迎中国政府，力推转基因，另一方面违背中国政府的政策，拼命打压中医，这种极为明显的双重标准，实在不符合他们口口声声的科学逻辑。在信息技术阶段，中国已经失去了先机，如今很多方面都陷于被动。对于中国生物科技的战略误导，是否也将使中国再次在生物科技领域丧失先机?
我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十多年前，我对我国艾滋病的状况有过多方面的采访。当时，美国有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药物”，一个艾滋病病人一年的医药费用约20万元人民币。我在采访中得知，中医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有望研制成功。但是，治疗艾滋病的中医药物终究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就在专家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没多久，美国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药物”突然大幅度降价，降到了原先价格的10%以下!研制新药的投入很高，在美国大幅度降价的外部形势下，我认为很可能是研制中医艾滋病药物的投入已经显得太大，研制成本突然显得过高，从而使得治疗艾滋病的中医药物不得不夭折。当然，我的这个判断也只是猜测。然而，在生物制药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商场如战场，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因此，当美国也在研制包括中医在内的生物制药，当中国以中医为核心的生物制药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时，在中国力推转基因农作物，同时打压中医，在我看来，就是一场生物科技的战略误导。
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发表讲话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注16)。2013年8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说：“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注17)。
习近平主席这一系列讲话，明确了我们国家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将中医药列为重要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由此再来看当今中国某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中医黑”，以“科学警察”的身份，在拼命推广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竭力强调其代表着先进科技、代表着“科学共同体”共识的同时，却无视或掩盖西方也在研究中医药、西方已经将中医药作为先进科技的一部分、西方正在生物医药领域不断加大投入的事实，违背他们一贯遵从西方标准的惯例，公然将中医定为“伪科学”，丑化中医、抹黑中医、诋毁中医，反对中医药传统，阻碍中医药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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