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所有制和市场关系的整体协同性
——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何干强
摘 要：世行《2030年的中国》报告，提出所谓的“转变政府职能”，实质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使人民政府失去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而失去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性质和经济职能，将人民政府蜕变为服务私营经济的资产阶级政府。照搬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势必导致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要求政府转换经济职能，实现服务人民利益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统一。必须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分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研究和实践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词：政府职能 经济基础 市场机制 整体协同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的这条首要经验，极为正确，极为重要，应当引起全党全国人民高度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监督顶层设计机构能否忠实地将这一重要精神落到实处。顶层设计正确与否，关乎全局的成败，如果顶层设计方案出现了改旗易帜这样的噪音、杂音，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②]
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绝不是无的放矢，属于“顶层设计”的“颠覆性错误”时隐时现。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莫过于根据世界银行原行长、美国经济学家佐利克先生提议，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撰写的对中国未来20年(自2011年起)改革和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以下简称《2030年的中国》)。2013年3月,《2030年的中国》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公开出版中文版(本文以下引用该书中文版的页码，都在引文后的括号中直接标出)。[③] 笔者拜读此改革方案，十分强烈地感到，这种顶层设计背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基本精神。
它使笔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1990年的苏联也出版过一部属于顶层设计范畴的改革方案《向市场过渡： 构想与纲领》(以下简称《500天纲领》)。该纲领有两个关键词——“经济非国有化”(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和“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④]此纲领实施不久，苏联和东欧就改旗易帜，前者甚至被解体。《2030年的中国》与当时苏联的《500天纲领》相比，两者的共同点是：项目研究都由国家有关经济改革的智囊机构操刀;都有美国官方支持的主流经济学家参与;指导思想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私有化、非政府干预，把转向所谓“高效”的“现代市场经济”作为战略目标;都几乎见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政府”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概念;[⑤]都打着“改革”的旗号，强调国有经济退出市场，其实是改掉国有经济。两者稍有不同的是：《500天纲领》主要强调私有化;而《2030年的中国》不但强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即私有化，而且特别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把这种“转变”明确作为中国在未来20年改革和发展的“新战略核心”。如果将《2030年的中国》作为顶层设计方案全面实施，就会从根本上出现“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面评价《2030年的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主要围绕舆论界热议和改革实践提出的“政府职能”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评析。这个顶层设计的所谓“转变政府职能”，不过是要在私有化的基础上，消解人民政府应有的阶级性质和经济职能，把人民政府演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阐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经济职能的科学含义。
一、绝不能把“转变政府职能”偷换为消除人民政府的阶级职能
《2030年的中国》提出的“新战略”，包括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六个“战略方向”。“第一，重新思考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作用，促进经济领域内的竞争。第二，鼓励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性创新体系。第三，重视绿色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第五，建立稳健的财政体系，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第六，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利益相关者继续融入全球市场。”(“序言”，第2页)在论述首要的战略方向的过程中，报告强调“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并把这种“转变”作为这六个“战略方向”整体的“核心”(“内容概要”，第3页)。认清这部书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真实含义，有必要从政府的科学概念谈起。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国家的阶级职能;同时，国家也承担维护公共秩序等社会的一般管理职能。政府是国家的职能机构，政府的职能本质上就是国家的职能。国家的阶级职能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也会消亡。但是，国家的社会一般管理职能不会消亡，当国家消亡之后，这种一般的管理职能将会由一定的社会机构来承担。因此，科学地阐释政府职能，不能不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政府职能具有二重性。作为国家的职能机构，政府本质上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它也承担社会的一般管理职能，而仅从一般管理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职能是片面的。
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却抹杀国家、政府的阶级性，只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论述政府职能，这其实是用所谓“政府的公共职能”，掩盖政府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职能。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须知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具有维护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实施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两重性。如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限定词“社会主义”去掉那样，现在不少媒体往往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称为“发达国家”，而把“资本主义”这个重要定语去掉，这会起淡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的作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主要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这可以美国政府为例。笔者在美国访问时，听到马里兰大学一位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教授讲演，他具体地叙述了国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涉及美国臭名昭著的“院外活动集团”或称议会两院之外的“第三院”[⑥]。大意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驻有许多大公司的办事处，它们的任务主要是与国会议员沟通，使本公司的利益能通过它们转化为国家的政策。我提问，那么小公司的意愿可否向国会表达?他说，也可以，不过要通过近百家小企业构成的行会组织机构来代表。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的经济决策主要代表大公司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的这种阶级本质是不可忽视的。
唯物史观揭示出，政府属于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范畴，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府，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政府则不然。新中国的政府之所以被称之为“人民政府”，因为它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由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构成，而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支柱。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人民政府代表以工、农阶级联盟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这就是人民政府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具有维护劳动人民经济利益的经济职能。当然，人民政府也必须承担一般公共管理职能。如果新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被瓦解，那么人民政府作为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职能机构，将名存实亡，其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将不复存在。这正是国家“改旗易帜”的本质含义。
从人民政府具有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职能和一般社会管理职能二重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转变是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而不是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的转变。从阶级职能上看，政府对劳动人民物质利益的分配管理，从僵化的“八级工资制”式的按劳分配管理方式，转向适应市场经济的、以公有制企业内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政府在企业之间作适当调节的管理方式，这恰恰是为了促进劳动者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一致，更好地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从公共职能上看，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新时期政府的管理方式会与计划产品经济时期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说，这一转变有助于全社会的和谐、文明，也必定能增进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可见，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与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职能是一致的。然而，《2030年的中国》却完全用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来论述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消解人民政府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
《2030年的中国》这样阐释“政府职能转变”在“新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其核心，这些改革措施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民营部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为重新界定职能，政府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并与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相协调”(“内容概要”，第3页)。这就是说，报告不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转变政府职能，而是要把以政府退出“直接参与”为目标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政府转变职能的基础。其所谓“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大力发展私营企业;[⑦]报告还要“鼓励民营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第20页)，即在医疗、教育等领域搞私有化。“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什么含义?该书中文版说得有些含蓄，表述为“重新思考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作用，促进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序言”，第2页)，或者表述为，“通过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内容概要”，第1页)。但是，在该书的英文版中，却毫不含糊地主张，“国有企业产出占全国GDP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的10%”。[⑧] 可见，中文版上的所谓“重新思考”，就是要否定我国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庄严规定;所谓“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就是要推进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而所谓“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要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牢固地建立在全面私有化的私有制基础上。
看清了《2030年的中国》所谓的“转变政府职能”，是以推进国有经济私有化为基础的，人们就不难理解，它实质上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公有制的支柱国有经济，使人民政府失去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而彻底消解人民政府的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使人民政府完全放弃为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服务的经济职能。这是企图对人民政府实行根本性的颠覆。
二、 决不允许把人民政府蜕变为服务私营经济的政府
人民政府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的经济职能也具有阶级性。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这样，才能维护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公有制经济并存的还有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具有过渡性的个体经济。但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⑨]因此，人民政府应当利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应当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基本方针，引导它们以及个体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方向转变。这其实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确立的人民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这种基本关系改变了，把服务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方向转变为服务私营经济，那么，人民政府就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府。让我们对《2030年的中国》要求政府职能转向服务私营经济的理由和目的，略作分析。
——《2030年的中国》提出政府职能转向支持、辅助私营经济的论据，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荒谬性。它认为，“民营部门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技术前沿的创新与技术追赶时的创新有本质区别。技术前沿的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对未知世界的试错，不确定性会大幅度增加。创新无法通过政府规划来实现。事实上，参与创新试错的企业越多，取得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就越大，把新发现转化为能够带来商业利益的产品的几率也就越高。当企业发挥先导作用时，政府需要扮演支持者和辅助者的角色。”(第19页)这种论证暗含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技术前沿的创新”只有依靠“民营部门”才能实现;而且用所谓“创新试错”企业的多少，论证所谓“技术追赶时的创新”与“技术前沿的创新”的“本质区别”，这实际上是把技术追赶等同于亦步亦趋，不可能超越前人、跨入技术前沿。这种理由牵强附会，既不符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更不符合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美国、西欧和日本等科技强国，如果没有政府大力资助科研的财政支出，没有国家的科研机构，没有由政府统领高校、非盈利性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机构构成的科技创新体系，仅靠政府支持私人公司搞盈利性科研开发，那些需要社会化协作并经过长期研发才能盈利的高端科技创新，是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的。[⑩]新中国能够在物质条件很差的历史条件下，以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短得多的时间，生产出“两弹一星”，发展起自己的航天工程、新材料、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领域的高新科技，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充分调动科技人员为人民服务的爱国主义主观能动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群众智慧、展开社会主义大协作等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越性。在这种技术创新过程中，党和政府起着任何单个部门、企业所无法取代的组织者、指挥者的重大作用。可以说，任何国家的政府，如果在科技创新中只是像《2030年的中国》所主张的那样，仅仅对企业“扮演支持者和辅助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发挥组织和指挥作用，那么该国的科技创新是根本不能进入世界前沿的。
——《2030年的中国》实质上企图把人民政府蜕变为服务私营经济的政府。它所谓“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民营部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政府需要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第19页)。这实际是说，人民政府应当去除现有管理公有制经济和作为中央权威机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的职能。二是在大量削减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要求政府“确保形成一个促进民营部门发展的环境”，在“为公共产品和服务融资、保护环境、增进机会均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第20页)，尤其是“完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省市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横向流动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层组织内的纵向流动性”(第19页)。这显然意味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让私营企业更便利地使用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要素，而把政府作为输送人力资源、促进私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服务于私营经济发展。
——《2030年的中国》代表了资产阶级改变人民政府阶级职能的愿望。报告说，“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表达并参与政策讨论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随着人民广泛参与发展进程，中产阶级将成为和谐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第20页)。其实，既然是中产阶级将是“主要推动者”，那今后就不可能只是“参与”政府政策讨论，而必然要主导政府的决策。因此，其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今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中产阶级服务。在该报告中，“中产阶级”是个西方社会学使用的含混“阶级”概念。如果我们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阶级划分的基本原理，联系报告所谓“促进民营部门发展”的主张，就不难理解，所谓 “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指“私营企业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11]报告还说，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这种间接、辅助的角色更为复杂，但可以借助于民营部门和社会组织更大的杠杆作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第20页)。这等于说，政府在“转变职能”之后，还必须借助于私营经济和非政府社会组织，才能适应“复杂”职能，发挥作用。这里，《2030年的中国》要把人民政府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府的这种意愿，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核心就是要改变中国人民政府的阶级性质。可以说，《2030年的中国》的“新战略”，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如出一辙。
三、消解人民政府的经济职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形态由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层面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这三个层面都理应得到表现。在企业层面，公有资本总量应占主体，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应占全社会企业总从业人员的50%以上。[12]在市场层面，应当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调控下，形成市场总需求和市场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在政府层面，应当形成公有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使国民经济在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逐步扩大的有序态势中运行。这些表现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这些表现就会减弱;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经济危机。
众所周知，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推行企业私有化“改制”，已导致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使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偏离科学发展的态势。《2030年的中国》是看到这种不良态势的，认为目前已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获取上的严重不公平，以及征地引发的矛盾冲突”等“社会失衡”，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等问题(第86页)。《2030年的中国》的中方作者来自政府的重要智囊机构，本该遵循党中央关于“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要求，[13]在经济改革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认识公有制被严重削弱是造成不良经济态势的根本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相应的科学对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不妨简要分析一下《2030年的中国》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将产生何种误导作用：
——它将误导政府放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本来，新中国已经形成科技力量、物质基础都占优势，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事实上，人民政府只有通过国有经济，带动集体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才能控制经济全局，发挥计划调节国民经济的职能。可是，报告却把政府运用国有资本所有权控制国有企业经营权，从而控制经济全局的统筹秩序，说成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要求改变“政府依然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和商业事务”的现状(第92页)。同时，报告十分具体地反对人民政府制定维护国有经济的产业政策，说什么“在中国，政府干预竞争和施加行政垄断最易引起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制定正式的产业清单，对一些产业赋予国有企业完全控制权或优先地位”(第117页)。它明确反对“国有经济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明确反对国家对“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础金属和化工产业”这些产业“保持较强控制力”(第117页)。这样一来，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现实条件下，等于要中国的民族经济失去国有经济的支柱，在西方强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跨国公司面前，丢盔卸甲，解除抵御能力。
——它将误导政府放弃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本来，面对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产能过剩等不良态势，作为智囊机构应当建议中央政府统揽全局，着眼于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据宪法规定，应在生产要素的全局配置上，坚决确保和促进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应当大力总结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与市场有效结合的成功经验，在深化体制的改革中推而广之，振兴公有制经济，扩大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态势，促进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是，《2030年的中国》却认为，“随着形势发展，政府的强有力干预，特别是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干预，已经无助于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和社会摩擦”(第85页)，要求政府进一步缩减国有经济。这难道不是饮鸩止渴吗?
——它将误导政府放弃通过金融控制来调控国民经济全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形态的一般运行规律。即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由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构成，三者有着空间并存、时间继起的相互联系，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全社会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正常运行，将通过“货币流回规律”得到表现。[14] 在存在中央银行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流回规律将通过中央银行的信贷(包括货币资本和货币两种性质不同的信贷[15])状态表现出来，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信贷是否平衡，发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并通过中央银行调控金融系统，进而调控金融系统和生产系统、商业系统的关系。在产业结构失衡、通胀或通缩压力显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尤其关乎国民经济全局。可是，《2030年的中国》却反而提出，对于金融体系，“政府干预较多”(第35页)。这种“新战略措施”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
可见，《2030年的中国》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是要改掉人民政府在公有制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总供求失衡的经济职能。这样的政府职能转变，不可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普遍的“高收入”，而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向两极分化，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附庸国。
四、照搬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职能势必导致经济危机
我国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必须转变的。因为适应产品经济形态(狭隘的、僵化的粗放分工制度)的政府管理方式高度集中，与适应市场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间接实现的社会分工制度)所要求的政府管理方式，的确具有重大区别。但是，这属于经济管理方式的职能转变，而不是阶级性质和阶级职能的消解或蜕变。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求政府实现服务人民利益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职能统一。这种统一只能建立在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
如果像《2030年的中国》所主张的那样，在企业层面大力削减国有经济，又要政府“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而在政府职能上则照搬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措施，那就既背离人民政府服务人民利益的阶级职能要求，又会放纵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固有的自发性，势必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市场关系的本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进行任何交易的场所，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经济的组织方式。[16]这种解释并没抓住本质，存在片面性。马克思则依据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由表及里地对市场和市场机制做了科学透彻的阐释，其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于我们科学理解人民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至关重要。
其一，市场关系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揭示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17]流通领域的物质形式是商品流通;其本质是物掩盖下的“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18]即买者和卖者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商品流通突破了狭隘的家庭内部和村社内部的自然分工，打破了个人和地方的生产限制，发展起广阔的社会分工，能够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深化，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具有积极作用的原因。不过，这种积极作用是与商品流通运动的自发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在商品流通中，销售者和购买者相互独立、彼此割裂，这就势必发生供求不相衔接的状况，要买的买不到、要卖的又卖不掉。这说明商品流通或市场买卖关系的自发运动，潜伏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看不到这一方面，是片面的。当然，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能否成为现实，还要看商品生产在全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要看社会能否对这种自发性实行有效的控制。马克思说，商品流通“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19]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一旦市场的商品流通作为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流通领域，相对独立地成为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基本矛盾的发展，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必然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周期性爆发的现实性。今天，由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既然存在商品流通，就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要防止危机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就需要继续理解下面的原理。
其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与所有制关系紧密联系的。市场或商品流通关系本身的确不姓“社”，也不姓“资”;但这只是市场经济形态的表层关系。这个表层关系的状态取决于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全过程，包括由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构成的社会总资本的整体运动。其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即生产过程”，[20]因而市场机制是流通与生产相结合的运动过程，必须联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才能科学地理解市场机制及其背后的全部生产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21]因此，以供求关系表现出来的市场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操纵物质商品及劳务的市场供给者，是掌握企业、具有一定生产目的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形成市场消费需求的，是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消费者的购买力是由他们的收入决定的，收入属于分配关系范畴，分配关系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和结果。正如马克思揭示的，“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2]“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23]。因此，市场供求机制与阶级关系紧密联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这样，全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就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状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状态，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的原理是科学真理。这些国家的市场供给方主要是无限度扩大物质商品生产、追求利润的资本家阶级，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市场需求方却是雇佣劳动者，只能形成有限的有购买力。因此，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就成为市场供求关系或市场机制起基础作用的常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阶级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
资产阶级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对此采取“鸵鸟政策”，迷信市场自发的配置资源的调节方式和自我平衡机制，否定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反对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流通的无政府状态必定产生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这从理论上说，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完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现代资产阶级政府不是都在采用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等宏观管理手段，调节市场机制吗?这说明，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自发的供求平衡器靠不住，政府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干预和调控。但是这些政府干预或调解的出发点，乃是资产阶级阶级的整体利益，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应当明白，凯恩斯主义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用以指导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凯恩斯自己就毫不讳言地宣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24]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同样无所顾忌地承认：“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回避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5]具体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范畴“有效需求”，以维护“企业家”即资本家的正常利润为基本前提;以“投资 = 储蓄”这个科学上站不住脚的公式，来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凯恩斯主义者不懂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社会的社会再生产规律，弄不清社会总产品各部门、各行业必须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使全社会市场的供需实现平衡。[26]用这种理论指导宏观调控实践，只能把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产社会化这种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的生产过剩，暂时掩盖起来，而使市场供求失衡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衡越积越深，结果必定走向“滞胀”，即生产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深刻危机。1973—1975年爆发的战后首次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以“滞胀”为特征的。
尽管现代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由基本矛盾引起的社会阶级对抗，纷纷采取公共财政赤字的再分配手段，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也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是，只要私有制经济基础继续存在，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或迟或早必定会发生。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主要是住房领域的贷款)危机为发端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至今尚未走出艰难复苏的阴影。这有力地证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产阶级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西欧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福利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美国发生全国性“占领华尔街”群众示威(由于99%的人和1%的收入差距太大)，“财政悬崖”导致的政府关门两周(由于增加公共福利的“医改”拨款受到党派之争阻挠)，日本安倍经济学的捉襟见肘，无不预示着，现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实施所谓公共服务的经济职能，也正在走向尽头。
至此可以知道，《2030年的中国》一方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求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资源配置，放任并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放任外国资本驰骋中国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报告又参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职能，要求中国政府转向“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第18页)，“努力提供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第57页)，“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确保机会平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第93页)。这些娓娓道来的所谓“政府转变职能”，或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是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经济职能，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更是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一旦实施，经济危机在中国将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可避免。
五、人民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职能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
弄清了关于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科学原理，对照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我们就会深刻认识，必须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分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研究和实践政府职能的转变。既然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要求商品供给与占人口大多数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消费力相适应，政府就绝不能放弃对市场供求结构的干预，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目前已经出现私营及外资经济过度扩张、市场供求失衡的态势下，政府更应当科学地发挥经济职能，运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所谓科学，就是既要纠正过去搞计划产品经济，主要靠指令性计划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又要防止照搬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创造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人民政府在经济职能的转变上，至少应当在下述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
一是要建立、健全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全局的中央调控中心机构。在计划产品经济时期，存在政府经济机构多头设置、“政资不分”(行政管理与公有资本管理不分)、实行纵向指令性管理等弊病;并要求企业与之对应，造成企业管理机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要使中央政府科学发挥调控市场机制的经济职能，就必须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基础上，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向自主经营的同时，改革政府职能机构，把政府的经济管理与行政管理二者的职能分开，把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机构和对国有资本整体管理的机构区分开来;[27]并在精简金融、财政、工农业和商业服务业等各类经济管理职能机构的同时，在这些原先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政的机构之上，构建一个具有指挥权威的、综合性的、精干的中央指挥和调控机构，协调各类具体职能机构，从总量上对国民经济实施统筹兼顾、计划安排。
二是政府在宏观经济职能上，要把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调整市场供求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对大多数劳动者实施按劳分配，这是消除居民收入两级分化、实现市场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因此，政府调整宏观经济结构，要把完善所有制结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放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地位。中国开放性的国内市场要实现供求平衡，显然不能允许任由国内外的资本家阶级主导市场供给，也不能让广大劳动人民分配所得只能形成有限的市场购买力需求。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和发展能够服从整体利益、自觉与人民政府计划调节保持步调一致的商品生产者。这样的市场供给方，占主体的只能是政府可以有效控制的国有经济和政府有把握控制的集体经济;而私有制经济的“自利性”决定了它不会自觉服从政府的调节。换句话说，人民政府调节市场，促进供求平衡，不能不依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促进市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能与商品生产的供给相适应，这需要缩小使雇佣劳动者只能获得以劳动力商品价格为收入最高限度的私营经济成分，扩大自主劳动者按劳分配获得收入的公有制经济成分，这样才能使市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带动整个市场需求，适应社会生产的增长。这也要求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目前经济学界普遍主张“扩大内需”，为的是实现市场供求平衡，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使我国的出口“外需”遇到了麻烦。其实，目前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需求购买力不足。要提高“内需”，从根本上说，唯有尽快扭转私有化造成的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
三是政府在计划调控方式上，坚持从指令性调控向科学的指导性调控转变。完全或主要用指令性计划调控，不适应企业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因而必须转向主要由指导性计划调控。但是，也不能绝对否定指令性计划调控，在必要时仍可发挥其特殊作用。同时，指导性计划调控必须讲科学，应当对具体产业、行业有一定的约束力，否则就不可能抑制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值得提出的是，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基本观点，从商品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两重性上进行计划指导性调控，而不能只从价值形态单方面进行调控，以GDP论英雄。例如，对房地产业、汽车行业，就应当从实物形态或使用价值角度，对“高档房”、小轿车进行计划控制。目前这些商品在中国仍属奢侈品，一般群众买不起。而占人口少数的富裕起来的人们，却给这些高档商品生产提供了需求刺激。由于高档品、奢侈品的生产，可以通过高额定价取得超额利润，所以往往成为企业生产的追求。而且，价高商品又能给地方政府提供较多税收，往往容易得到支持。于是，地区结构就逐步形成房地产业以建设高档房为主，汽车产业以小轿车为主，由此助长起与市场多数人购买力相脱离的畸形宏观产业结构。由于私有化造成的富人毕竟是少数，个人消费量有限，而高档房、小轿车不断产出，这就必然发生产能过剩。这些最终消费品一旦过剩，就必定影响与之紧密联系的整个产业链的诸多上游和中游行业，如钢铁、水泥、铝合金、平板玻璃、机械设备等等。现在的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这足以说明，政府不能放弃从使用价值角度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28]
四是在宏观经济调控上，要尊重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撇开其所有制经济基础，是一种社会分工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高的生产力，并不是私有制本身的功劳，而是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29]。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存在一般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例如，宏观经济中的无数企业分散、独立经营，必然会导致在全社会每年用于固定资本实物更新的折旧基金价值总量和全社会的体现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商品价值总量之间，出现不平衡;在某一时期，用于固定资本更新的商品生产会过剩，而另一时期又出现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足。这种因市场分工制度产生的商品过剩现象，不同于私有制两极分化带来的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说，“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30]原因就在于，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只要宏观上出现任何大规模的商品过剩，就一定会引起许多相关私商破产乃至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社会生产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由于公有制企业除了经营权的分散性外，还有所有权的整体统一性。只要不是人为的粗制滥造引致商品卖不出，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就可以设法在企业相互间进行资金和实物余缺的横向调节，还可以进行不同时期社会再生产余缺的纵向调节。如可以通过建立专项社会再生产调节基金，购买这一时期的过剩商品作为社会储备，去弥补另一时期必然产生的商品不足。这样，在公有制基础上，由社会固定资本再生产的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市场经济一般的商品过剩，就不至于造成经济祸害。可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当深化认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一般规律，努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优势，克服市场固有的自发性，使市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从上述要点的粗略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人民政府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地转变自己的经济职能。必须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分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深入探究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整体协同关系。可是，对于这些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2030年的中国》却不予研究。这也难怪，因为它提出“新战略”及“转变政府职能”的初衷，根本不想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报告的目的只是要把中国推向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而其实际后果，只能是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附庸。中国人民对这样的“顶层设计”，必须看清其“庐山真面目”，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本文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2期；然后在《管理学刊》2014年第2期公开发表)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年10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
[③]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
[④] 参见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⑤] 笔者检索《2030年的中国》中文版，只有在第341页一处讲“前社会主义国家”时，顺带地提到“社会主义”;只在第28页提到“以股份制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第309页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竞争格局”时，顺带地提到“公有制”;全书从“内容概要”到正文未见“人民政府”概念。
[⑥] 参见百度百科“院外活动集团”，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302.htm.
[⑦] 这里需要指出，“民营经济”、“民营部门”并不是什么新经济范畴，人们早已从广泛推行的“MBO”(经理层购买)等出卖公有制企业的“改制”实际操作中，认识了这些概念的实质内涵，它们不过是私营经济这个范畴的代名词。
[⑧] “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in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p. 110.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⑩] 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如1980年的《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明确了政府在推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美国政府本身设有联邦实验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宣布，把美国GDP的3%投入研究和创新，成倍增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等3家国家主要科研机构的经费。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科研合作。参见孙昭钺：《美国政府引导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的主要举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2010年5月，http://www.idcpc.org.cn/globalview/sjzh/85.htm.
[11] 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这个判断从生产关系角度阐释“中产阶级”，至今仍然是科学的。
[12] 参见何干强：《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1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2009-09-2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128764.html.
[14] 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运动中，各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互为条件，相互交换产品，以实现价值补偿、实物更新。如果交换正常，作为交换主体的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中。这就是货币流回规律。关于货币流回规律，《资本论》第2卷第三篇“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一节做了专门阐述。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银行贷款性质时，都把获得货币性质的贷款与获得货币资本性质的贷款区分开来。参见《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5、516—518页。
[16] 例如，美国《现代经济词典》把市场经济解释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取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详见D. 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现代经济词典》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7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18]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9] 《资本论》第1卷，第135页。
[20]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21] 《资本论》第3卷，第217页。
[22] 《资本论》第3卷，第99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24] 转引自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1期;原文见《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5页。
[25] 转引自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1期;原文见Robert M. Solow，“Science and Ideology in Economics,” in Crandall Eckaus,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conomics, Boston: Little Brown Inc., 1972, p. 11.
[26] 参见何干强：《论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的科学特征——兼与凯恩斯主义比较》，《经济纵横》2010年第10期。
[27] 参见何干强：《论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28]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指出，要通过“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有效地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如“2015年底前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文件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负总责，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国务院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性能出发，详细制订了遏制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分业施策”指令性指标。如钢铁工业须“压缩钢铁产能总量8000万吨以上”，“在建筑结构纵向受力钢筋中全面推广应用400兆帕及以上强度高强钢筋，替代335兆帕热轧带肋钢筋等低品质钢材”;水泥业需“尽快取消32.5复合水泥产品标准，逐步降低32.5复合水泥使用比重”;电解铝业需在“2015年底前淘汰16万安培以下预焙槽”;等等。2013年10月15日，http://www.gov.cn/zwgk/2013-10/15/content_2507143.htm.
[29]《资本论》第3卷，第96页。
[30] 《资本论》第2卷，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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