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就“新社会主义论”的讨论致巩献田老师的一封信
巩老师：
您好!谢谢您的来信以及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您在信中开篇即道“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讨论，我认为，在目前是非常不适宜的。”我不知道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只想说，我的看法和您恰恰相反，目前正是展开讨论的大好时机。
为什么呢?
第一，就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说，并没有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局势相对平稳，左翼可以集中精力于理论问题。如果等到未来发生什么无法预测的重大政治事件，大家都专注于现实斗争时，再来讨论这些比较务虚的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气氛也不对;
第二，从当前左翼队伍的现状的来看，理论水平较低是一个严重问题。自2008年民间左翼从争夺文化领导权转向争夺政治领导权以来，左翼队伍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左翼的主流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所绑架，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事实上成了国家主义左翼;激进左翼网友当中也出现了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2012年大好形势的丧失，原因固然有很多，左翼队伍在政治上、理论上不成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久前，我写的那篇《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左翼同志关注理论问题，而不要总是跟着新右派设置的议题转，通过确立新社会主义论来获取自身在政治和行动上独立性。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的这篇文章只是“提出问题”，还不是“对问题本身的讨论”，目的是为了给讨论预留广阔的空间。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时机，还是从左翼队伍的现状来看，展开一场理论大讨论都是必要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讨论的效果也是好的，许多文章的理论水平非常高，对现实的分析也很深刻。即便巩献田老师自己的文章《关于两个基本理论问题》，虽然观点有片面性，但仍然拓宽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因此也是有益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在信中，巩老师反对新社会主义论这一提法的主要理由是“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总设计师不是同样的说法吗?不是在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口号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吗?”
这种质问貌似有理，实际上却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无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无须提出新社会主义论，“总设计师”的“社会主义没搞清论”是在为改弦易辙寻找借口。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和八十年代相比完全不同，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山河巨变，“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重建社会主义”，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通过对新社会主义论的探索去寻找。
新社会主义论其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重建社会主义的路径;二是未来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形态。目前争论较多的是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这里也无意展开。我只想指出的是：对文革前十七年构建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最不满意的应该就是毛主席本人，否则的话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前十七年，用文革中流行的一句话说，叫“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个判断，见诸毛主席在文革中的一系列谈话，“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以及文革后期出现的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中，为什么不找来看一看呢?
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主席和党内的几个秀才一起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很多批注和谈话。教科书中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还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很显然，在毛主席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落实人民群众“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而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以实现最彻底的解放。而解决的方式，就是人民直接掌握国家的管理权，即由传统的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升级为人民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当然和传统社会主义不同，只能“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我们也无以名之，只能叫新社会主义。
文革中，有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提法，有工农兵对大学“上、管、改”的提法，鞍钢宪法得到大力推广，这些其实都是在探索新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我在《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一文中说，“创立新社会主义论，也是对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梳理、总结、提纯和展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简言之，新社会主义论将不是对毛主席的否定，而是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晚年思想中最精华部分的继承与发展。
文革的问题，不在于提出了新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在于形格势禁的结果(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实现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重建了文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巩老师的片面性，来自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囿于传统社会主义这唯一模式，这实际上是刘少奇同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这一模式真的像巩老师所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当然，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
毛主席在最后一次和少奇同志谈话时，向他推荐了海克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这两本书有一个十分突出和共同的词——“机械”，所谓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被称为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亦即“机械唯物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毛主席之所以让少奇同志读这两本书，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历史现象，总有一天会灭亡”，他是要让对文革表示困惑和不解的少奇同志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两本书，我建议巩献田老师也应该找来认真读一读。
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容易克服，但只要认真看书学习，并深入实践，也是可以克服的。我愿意和巩献田老师在这次关于新社会主义论的大讨论中共同提高。
谨祝夏安!
郭松民
201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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