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的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
在读到这里时，毛主席说：
“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清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部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在六七十年代的那段极“左”的日子里，有人就说出这样的话，把应该照顾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这件事说成就是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那种极“左”的观点就是要求劳动者，根本不要考虑个人的物质利益，只能考虑从政治上的需要来看待工作，看待劳动。这种极“左”的观点显然是行不通的。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有的人的观点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们认为，对劳动，对工作，只能讲物质利益，或者说物质刺激，没有必要讲什么精神鼓励。物质利益才是真实的、实在的。而精神鼓励是空洞的，是虚无的，因而是无效的。旧时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在那时似乎很有市场。
但是，仍然有许多普通的群众，包括普通的劳动者，并不认为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健康的，人们已经开始产生某种忧虑，认为这里一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984年，当时我在读研究生。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座，学校要求我们去听课。有一次，一位研究人员，是个老先生，他在讲课中说，他发现，为什么现在工厂中的工人在工作时缺乏积极性，他们经过调研，发现根本原因就是工人工作只拿基本工资，而没有奖金。没有奖金就没有收入上的差异，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的状态不会让工人有较高的劳动积极性。
我是从工厂走出来的。听了这位老先生的话，心里极不以为然。
我们在工厂当工人时，由于正是特殊年代，所以我们上班只有工资，没有奖金。厂里那时也没有奖金可发，只是在我们之前进厂的老师傅，在工资之外，还有一个附加工资。这个附加工资就是由原来的奖金转化而来的。奖金是要分等级的，而附加工资不分等级，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数额，每月5元钱。我们这些后来才进厂工作的年轻工人是没有这5元钱的。但是大家似乎并不在乎。在工作中，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干活从来不惜力，工作非常努力，不怕脏，不怕累，还专门挑重活脏活去干。在入厂教育结束时，很多小伙子都积极主动申请去锅炉房工作。那里的工作又脏又累，劳动强度要比其他车间大得多。但是不仅没有人嫌弃，而且还都非常主动地要到这种相对艰苦的车间去工作。在锅炉房工作的工资与其他车间工人所拿到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并没有额外的补贴。
当然，这并不说，奖金就是完全无效的。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来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正当的。但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放奖金，但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
不知道那位研究员老先生到哪里去做的调研，得出一个没有奖金，工人就没劲头干活的结论。客观地说，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单位，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企业，也肯定会有这样的工人，但是这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都是这样一副没有志气的样子。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很有觉悟的。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绝大多数工人阶级还是在靠觉悟建设着国家，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
那个所谓研究员老先生，不仅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是对很多工人阶级劳动者的一种诬蔑和贬低。
实际上，在后来恢复奖金制度以后，由于缺乏必要地、应该跟得上的思想工作，在某些工人中就出现了谁拿钱多，活就应该让他多干。我们拿钱少，我们就不应该干那么多的活这样的思想意识。这或许就是奖金制度在缺乏有力有效的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至少后来的情况证明，奖金制度没有能够维持让国有企业继续强有力地发展下去。
国有企业后来遭遇到的困难，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潮对国有企业进行严重干扰的结果。有些企业领导，有些所谓专家，都似乎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是符合经济建设的潮流，而不知道那根本就是一剂极为凶残的毒药。
除了要考虑到物质利益对劳动者的意义之外，对劳动者的精神鼓励，让劳动者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光荣和骄傲，并且让劳动者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只靠奖金来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那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被雇佣的劳动者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我们应该让劳动者认识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能让劳动者个人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且在国家不断地发展和富强的过程中，国家在集体上、长远上和全局上也需要得到更大的利益。而集体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有了可靠的保障，那么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就有了更为可靠和坚强的保障。
所谓觉悟，不是空洞的，而是对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认知和理解，并且融入自身的意识之中，在工作与劳动中把这种意识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实践。
当年我在企业做一个普通的工人时，看到我们车间生产的产品，都是国家大型水利电力工程所需要的设备部件，都在源源不断地从厂里、从我们的车间里发送到全国那些重点的水利电力工程工地，心里是很有一种自豪感的。
那些工程是青铜峡、龙羊峡、刘家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些工程的名称，可能今天的中青年人不一定听说过，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已经切实感受到，我们的劳动与国家的建设、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国家的建设没有停滞，没有中断，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还在坚持。今天想起来，依然十分感慨。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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