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垄断行动重新审视外资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地位是如何获得的，中国应如何应对既成的局面，都到了拿到桌面上讨论的时候。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发起了颇具声势的针对外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不仅在于破除市场障碍，维护国内消费者的权益(已有外资汽车企业主动下调了产品价格)，也在于从思想层面提起了重估相关问题的契机。
外资企业通过垄断市场攫取暴利的程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外资品牌汽车的零整比普遍超过1000%，即把配件都更换一遍的花费可以买十几辆车。被揭开的外资垄断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令人震惊的事实会浮出水面。但是，一边是严酷的事实，一边是荒谬的舆论—在舆论场里，垄断的帽子被死死地扣给了国企，仿佛垄断的范畴不适用于外企一样。对外资的反垄断调查有助于扭转这种不正常的舆论导向。
相对于反垄断调查指向的具体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外资在各个产业中获得的控制力更值得注意。根据学者卜伟的总结，外资对中国各产业的控制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市场控制，外资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在2003年便超过了30%，这一比例是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到了今天，警戒线无疑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第二，股权控制，截至2008年，外资股权控制率达到了27.04%。一般来说，20%的控股权即可以达到对企业的相对控制。第三，技术控制，以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中外资企业占比计，在2001～2008年间，外资技术控制率在15%～30%之间，但个别行业中这一比例高达50%以上。
在“谋发展”的大方向没有变化的条件下，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无疑仍在稳步增长，这已经构成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地位是如何获得的，中国应如何应对既成的局面，都到了拿到桌面上讨论的时候。
外资攻城略地
扩张市场份额，争得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这是资本的本性，也是必须把资本装进笼子的原因。
外资进入中国，当然不改本性，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笼子。外资这些年之所以迅速攻城略地，形成今日尾大不掉的局面，根源在于对外来资本的认识上有偏差。我们不但没有准备好笼子，还对外资给予了过度的纵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呢?吸引境外资本来华投资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步骤。
在利用外资方面，至少有两个值得讨论的方向。第一，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会面临缺乏资金的问题，正如个人会有缺钱花的困扰，但是从国家层面上看，缺乏资金的情况理论上是不存在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以贵金属为储备的货币，各国使用的都是主权货币，即以国家主权信用担保的货币。在这个前提下，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部分地或全部以美元为储备，是将美联储当作了最后贷款人，其实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
人民币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主权货币。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所需资金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自行提供，即由主权信用担保发行，并不需要从他处寻求。当然，这需要良好设计的配套机制保障，确保新发行的货币用于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货币币值提供支撑，否则滥发货币会引起通货膨胀。
这个思想由于不符合西方资本的利益，会被打上不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标签，至今在思想界也是被排斥的。在心向西方开始开放的时候，中国首先接受的是西方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意识形态，不考虑这个方向在情理之中。
第二，当时中国缺资金，西方则正遭遇资本积累的瓶颈，资本剩余没有出路，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系统崩溃是西方面临的切实威胁。中国打开大门，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新的增殖空间，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中国的加入延长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公允地说，不是西方帮了中国，而是中国帮了西方。
这是回顾时得出的结论，当时的决策者囿于对理论和现实发展的认识局限，也不可能明白。其实，中国的广阔市场对外开放，这对找不到出路的西方资本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中国完全可以对外来投资提出更严苛的限制条件，至少也应该是平等合作。但是中国方面却产生了将外来投资视为帮助中国发展的强烈倾向，也给了外资太多不应有的优惠政策，造成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比如让外资廉价使用土地，甚至有无偿划拨的情况;税收方面，直到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征收办法实施，内外资缴纳所得税的水平才拉平，此前一直是对外资征收25%的所得税，而对内资征收33%;在从上到下的“两免三减半”(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等各类减免政策事实上使有些外资根本不用交税，在一地享受完优惠，再转移到另一地;一些行业对外资开放，却不允许国内的私人资本进入，比如国有银行早就通过改制引进了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外资银行也早已在国内开展业务，而民营银行刚刚起步。
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上级的政策在往下传达实施的过程中会被放大，各地在招商引资中比拼谁能给外资更多优惠政策。国企改制中各地让外资优先，“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一系列的政策因素，是外资做大的重要原因。
外资在现实中
外资缘何能获得这样特殊的地位，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下。
近年来学界流行一个概念—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用以分析各国亲资本的政策制定与大资本施加影响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利益集团通过与政府工作人员勾结，通过制定对特定企业有利的法规或政策，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取垄断利润。
国家俘获理论被不少学者用来分析几年前的郭京毅案。郭京毅原为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巡视员，曾接受多家企业(既有内资企业也有外资企业)的贿赂，在行政立法、政策审批、政策解释等方面给予这些企业关照。分析者之所以将国家俘获理论移用于分析郭京毅案，而没有将该案简单定位为腐败，是国家俘获理论的出现导致了对腐败的细分：将政策执行阶段的权钱交换界定为腐败，这种行为在形式上是非法的;将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阶段发挥的影响称之为国家俘获，这在形式上貌似是“合法的”，也是腐败的一种。
前文已经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大量对外资倾斜的政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此类政策的制定特别注意听取外资及其代言人的意见。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政策过程与国家俘获具有一致性，可是二者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些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政策，与决策者的判断有关，之后才有外资及其代言人的参与，而不是相反。亲外资政策的出台，对外资而言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不是什么从“想到”到“得到”的过程。
在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上，与国家俘获相对的一个概念，是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如何处理国家发展取向与外资(或广义的资本)利益取向之间的关系。比如，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涉及面广，关系到众多方面的利益，但各个利益相关方行动起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是不同的，行动力最强的莫过于跨国医药企业。但结果怎么样呢?王绍光教授和樊鹏博士合作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深入研究了新医改的政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事先确定的新医改的公益性改革方向得到了坚持，医药产业的“俘获国家”的企图并没有达成。
从正反两面来看，国家俘获都不是一个可以直接移用来分析中国问题的概念。外资在中国还没有能力俘获国家，为了达到目的，它与内资一样会去搞权钱交易，堕落为腐败的一个要件。比如郭京毅案，本质上就是一起权钱交易的腐败事件。把国家俘获的概念引入这个案件的分析，唯一作用是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一点儿而已。
在现实中，外资并不满足于国家主动给的优惠，它还想通过收买得到更多，于是外资不得不放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高高在上的姿态，跟内资一样苟且地在与腐化的权力合作、交换。但是，外资涉足腐败的相对程度较低，这也是没有疑问的，首先是因为在享受更多优惠政策的前提下，要达到同样的目的，需要运用非常规手段的可能性会比内资更低;其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外资光环会转化为物质上的利益，尤其是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外资(如果是世界××强就更好了)的“面子”大，这就意味着外资打通关卡的成本要小得多。
在有必要进行权力收买的时候，外资在做事方式上也要“洋气”那么一点儿。比如郭京毅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收买的目的是在法律文件的文字表述上做点手脚，这比赤裸裸的扭曲政策执行要“文雅”得多。外资对权力的收买还有一个更“高大上”的方式，那就是高薪聘请高官子女，建立人际关系网，再图回报。其中一例是，摩根大通曾雇佣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已因受贿入狱)之女，并在不久之后成为中铁集团的上市保荐人。至于还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以及子女有类似行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
很明确的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子女选择在国际性金融机构任职，而这些金融机构在改革推进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其实，西方资本的这种操作手法不独在中国使用，而是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的例行做法。
下一步
从缺乏资金，到资金过剩;从缺乏美元，到美元储备泛滥;从利用外资，到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被外资控制和垄断。这不过是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到了全面评估和反思的时机了。首先要反思的就是资本的本质，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货币，首先是个哲学问题。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方式下，中国事实上把美元当作了人民币发行的储备，以美联储为最后贷款人，严重伤害了国家经济主权。要应对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问题，首先是要破除对美元的迷信、对外资的迷信，乃至对资本的迷信。
在现实层面，对外资做大的局面有必要分别对待。对于明显的市场垄断行为，应直接援引《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罚，处罚的意思不只是罚款，还应使用更严厉的措施，比如对垄断业务进行强制拆分等。对于外资的腐败，纳入反腐的视野即可，与外资勾结的腐败是更深的腐败，目前反腐行动还没有在这个领域充分展开，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当务之急。
对于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外资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对国计民生的潜在威胁，应引入国家安全的视野予以审视。如果是过去犯了错误，国家经济安全已经遭到侵蚀，那么就要坚决纠正。
简单的原则是，法律的问题法律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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