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与振兴
——话说大国战略
曾飞
九一八！又一个国耻日，耻辱之钟长鸣，耻辱感弥漫于国人之间。或曰“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耻就接近勇了。国人不能只有耻辱感，还必须有勇。勇什么呢？勇对了吗？以史为鉴，方能清醒，明白个中之理。
知耻而振兴，振兴了谁？
十八世纪肇始，欧陆大国纷纷兴起，而俄国却进展迟滞，仍处于野蛮的黑暗时代。彼得大帝知耻，勇敢地振兴俄罗斯，用他非凡的变革，将俄罗斯拖离黑暗，走入现代文明。然而，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用普希金的话来说，沙皇彼得大帝“让俄罗斯腾空而起，又用铁笼头将它拽住”。腾空而起的是俄罗斯帝国，被铁笼头拽住的是俄罗斯百姓。
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13个殖民地。为了维护英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他们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法令，例如《航海条例》。随着北美殖民地人民越来越感到对英国的依赖是一种耻辱，于是勇敢地寻求独立发展其自身的经济。由于英国政府驻扎北美的派遣军胡作非为，刁难行人，调戏妇女，殖民地人民知耻，勇敢地反抗，终于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腾空而起，最终成为世界霸主。腾空而起的是美帝国，被铁笼头拽住的同样是美国百姓，于是有1%与99%的对抗和全球不断的战争与动荡。
19世纪中期的日本还处于最后的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严重落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统治者们却仍在加大盘剥和压榨。随着欧美侵略者的相继入侵，日本又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知耻的日本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拿起武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迫使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剥夺了封建武士阶层的特权，幕府被迫奉还政于明治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从此日本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腾空而起的是日本帝国，被铁笼头拽住的同样是日本百姓。“富国强兵”政策的贯彻，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的道路，侵略朝鲜，侵略中国，侵略南洋各国。珍珠港事件，与美国争雄。日本百姓从此被绑在日本官僚资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战车上，让日本和世界人民血流遍地。
诸多的残酷史实表明：新一代统治者利用了百姓的耻辱感与求振兴的勇气，振兴了国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机器，然后利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把人民（国内外的人民）关进了笼子里，任其榨干血汗肥己。
但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只是民众尚未觉醒，愚昧地被少数精英耍弄的可悲结果。因而，只有民众自己觉醒，明白因耻而勇的真正目的——人民自己的自由解放，人民的福祉才能使他们不再被人耍弄，而掌握自己的命运。
振兴的目标不是国家，而是人民
人们说“国家”，一般有两种含义，狭义的含义是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进行统治的工具；广义的含义指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人的集合体，也称为国度、祖国、天下。在政治活动中指的多是狭义的含义，国家就是统治机器。就如今的现实而言，国家还只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暴力机器。什么时候能去掉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功能，而只剩下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哪还是未知数。
在现代，“国家”一词有两种基本的意义：一种含义是指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指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等等。对后一种含义应称为“国度”。(王勇飞、王启富主编：《中国法理纵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5页。)
这一由全体个人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帮，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26页。）
国家恰如历史上在它之前的政治团体一样是一种依仗合法的人。也就是说：被视为合法的暴力手段的人对人的统治关系。因此，为了使国家存在，被统治的人就必须服从进行统治的人所要求的权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译本）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2页。）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带有一种表现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民众必须明白：知耻而后勇于振兴，要振兴的目标不应该是“国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机器，而是百姓自己——人民的实力及其民生。这是问题的要害。国人务必牢记，并以此洞察政治家的形形色色的口号、纲领与行动，明辨该支持谁，跟谁一道奋斗。
诸如一些政治家的所谓的“国富民强”，无非就是统治者利用强大的统治机器搜刮大量的财富，而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而民众则被训练得强悍无比，足以被用来保卫国家的既得利益——造就一群“铁血”之民。所以“铁血”一词最近特别流行。“铁血”一词最早出于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他的哲学是：“强权胜于真理”。他强调说：“当代的重大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凭演说和议会的决议……要凭铁和血。”他也由此得名“铁血宰相”。“铁血”也就泛指用暴力解决问题。这也就是某些人急不可待地把《亮剑》改编，然后冠以“铁血”二字的良苦用心。这与“民富国强”的含义也就极其不同。那是民众富足，他们的国度也就十分强大有力的意思。又如“保家卫国”，保卫的是家园。也由此，与“国富民强”相配套的，那就是“强国先强教”； “学好本领，为国家服务”的教育口号。于是有了现代中国出现“高考状元”披红带绿游街，万众争考“公务员”之新科举，让人以为回到了元明清封建时代的现代奇葩。
当年，蒋介石曾交待复兴社骨干曾扩情说：“在视察党务中，要特别向各军讲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是每个军人不可缺少的信条”。此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德、意两国一战后迅速崛起的模式的热衷。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2012-03-26 腾讯网《揭秘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而所谓的纳粹主义（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来自于德语“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的缩写，又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奉行国家至上的集权政策和种族主义理念，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民族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利应由一人掌握，由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官僚系统自上至下按所谓领袖原则来管理国家。
蒋介石对抗日不可谓无功，但他于国耻而奋起振兴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于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热衷于打内战维护他的独裁国家，终于因此而失去民心军心，走向失败。
知耻而振兴，应有全球战略
明确了振兴之目的在于人民的自由解放，人民之福祉，那么空喊是没有用的；而别有用心或没头没脑地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裸奔，美其名为“与国际接轨”，实为附庸发展，则骨子里是官僚们依附外强以自大，振兴他们的国家——统治民众的暴力机器，以维护官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恶行。这就把他们自己摆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即使把维稳费用增加到高于国防开支也难以救自己。失败是必然的。
回到了为人民而振兴的正确道路上之后，具体战略就必须认真全面制定，而不能盲目奋斗。
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闭关自守发展是不可能的。因而此振兴战略必定是全球战略。
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有针对性地制定全球战略才有现实意义。
简而言之，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中国人知耻而勇，兴人民之福祉，国际垄断寡头与国内的官僚资本势力内外勾结，四面遏制中国，力图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由此，美国的霸权红利50%得自中国；中国的官僚富豪世界领先。发展中的中国依然外辱内患不断。
必然的对策就是：“中国的战略回应关键在于：对内坚持全民资本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搞活各种经济力量，充分利用私有资本和外国资本促进经济活力；警觉央企私有化的阴谋；坚持科技为前导，夯实农业和制造业先进的自主经济基础。对外则打通五条经济通道：中欧大陆桥，中非经济合作，中拉（南美洲）经济合作；中俄合作；亚洲互信协作包括中日韩经济圈。”（天涯博格，曾飞:《五月有感》2014年05月19日跟帖）
为何对外必须先打通五条经济通道呢？道理很简单，经济实力是基础，而现代经济建立在分工合作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必须在国际分工合作，互通有无，科技与商业模式交流的环境下才能高速发展。此其一。其二，不先行打通国际通道，在国内夺回已经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某些关键行业（如食用油、超市、网络、汽车等），回归全民资本处于主导地位的健康状态就会阻力重重。他们的经济遏制、撤资威胁和内奸破坏经济就能够得逞。其三，中国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没有这种信息开放的通道，中华文化就难以继续良性发展，没有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经济发展也会因此而不能健康发展。须知，中华文化从来在坚持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向外界学习，包括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并加以消化的状态下得以发展。
当然，对内坚持全民资本处于主导地位，夺回对经济关键部门的控制权，实现独立自主经济的目标，不仅仅依靠全球通道畅通的前提，还依靠无选择性反腐决定性胜利的另一个先决条件。而无选择性反腐决定性胜利的标志是房价恢复正常，金融暴利消除。美国对中国的反腐动态极其敏感。美国发布的2013年国别人权报告，质疑中共纪律处分选择性应用于高官。报告中提及了中国惩治贪官成绩，但批评说中共内部的纪律处分程序只是选择性地应用于高级官员。而其内应则直言不讳：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6月16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现阶段中国必须“选择性反腐”，“‘选择性’的标准应该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议中央“反腐时优先‘关照’那些阻扰改革的官员”。这也许不仅仅只是建议，恐怕恶行已经开始。与此相呼应还有某些实权人物，在执行18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实际过程中，偷梁换柱，大搞国企“混改”，浑水摸鱼，把国企混给外资和神秘私企控制，一反国际惯例，让外企、私企以小股控制大股，控制经营权和超量的分红权，实际吞掉国企，强化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特别是急于控制中国的石油和铁路。当前，在美国的急火攻心式的威逼之下，他们的代理人只好不顾一切地去实现美国消灭中国国企的战略目的[注]。不及早清除这些内奸，中国的战略就难以实施。
实现战略目的的有效策略
1. 重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如今来拓展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强化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的交流通道，这是最佳策略，利己利他，容易实施而作用巨大。
2. 睦邻政策。
在古代中国，睦邻是历代统一王朝的对外政策，其基本内涵是指与境外的民族或国家和平相处，睦邻友好。睦邻一词，语出伪《古文尚书》的《蔡仲之命》：“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明史·张士诚传》亦言：“睦邻守境，古人所贵。”据《参考消息》报道，在2012年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上，施密特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从未在别国设立殖民地，中国外交政策中从未有抢夺别国领土的传统。至今中国一直是世界史上最和平的大国，我并不认为中国会背弃这一伟大传统。”
睦邻政策基于中国的传统人本文化。《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悦），远者来。’”近处的人有了关爱与实惠而喜悦，远方的人们就会闻风而来。于是充满仁爱与富足的国度就会出现向心力，吸引四周，形成一个由中心向外不断扩展的和睦世界。
在美国也有历史经验教训，当年的美国对拉美各国频频使用大棒，干涉别国内政，引起拉美国家的强烈不满，干涉政策陷入窘境。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对外交政策做出调整，对拉美实行睦邻政策，这一政策加强美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为美国产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可见睦邻政策是符合道义的有效的策略，应予发扬光大。如今上海合作组织的日益发展并发挥良好的作用印证了这一点。
3.有效抗击货币战争。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华尔街豪强不用攻打北京而只要用货币战争等就能“彻底解决中国”。他们靠什么呢？一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二靠中国的内应。美国的货币霸权被用来发动货币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然而，精通财政的国际金融大鳄们，决无胆量挑战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不过，当一个国家财政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遭到国际金融资本惨烈的攻击。曾在财政部工作，现在香港发展的经济学家卢麒元先生也警告说：“对于中国经济，笔者由去年的忧虑变成今年的焦虑。笔者清晰感觉到经济危机的临近。遗憾的是，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候，我们才确认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管理层确实不懂经济。于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目标与方法近乎背驰的政策调整。请注意，中国仍在政策性地压抑有效需求，……”（卢麒元《谁懂经济》）
政府如何政策性地压抑有效需求呢？银行暴利和股市绞肉机搜刮了国民的大量财富，流入外国垄断资本和官僚豪强的囊中，削弱了内需；房地产继续高价，房奴的大量财富流入外国垄断资本和官僚豪强的囊中，削弱了内需；能源、公路的暴利，国民的大量财富流入外国垄断资本和官僚豪强的囊中，削弱了内需。这种对内需的压抑并非一时的失误，而是地方豪强历来图谋私利的把戏，恐一时难以制止。诸如，全国房价一路下跌，可是某些地区的就敢于逆势而行，继续拉高房价。豹子胆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这些地区敢于这样干，其背后肯定藏有专以房地产为其最大利益的官僚大势力的黑手，看看任大炮的活动足迹即可见一斑。再如，2013年12月24日扬子晚报《姚景源痛批银行暴利：小狗当行长照样赚钱》披露：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论坛上痛批银行暴利，……。他表示，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的银行家，银行家都成了收费家。因为银行已变成了高速公路，把存款和贷款两头堵上，钱只要从银行一经过，银行就坐地收费。所以这几年办银行的越来越多，稳赚不赔啊！他开玩笑说，按照这种模式，即使让银行的行长们回家睡觉，把一只小狗放在行长的座椅上坐着，银行照样赚钱。“以前银行只吃存贷款之间3个多点的利差，现在利率开始市场化了，老百姓的存款利率有上限，而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上限，我调查过的很多企业现在贷款利率都在20个点左右，非常高。”敢于这样牟取暴利阻碍企业的发展，其背后照样有强大的官僚利益在作祟，如此官家势力不倒，银行暴利不止，中国内需不振。
于是卢麒元先生在《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一文中说：必须指出，如果中国发生货币战争，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侵略战争”。就本质而言，那仍然是一种“内战”。没有国内利益集团从中配合，并一定程度肢解中国政府的财政职能，任何外部势力试图通过价格波动，来占有和转移国民福利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是，我国政府的财政职能确实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国政府没有针对强大资本和庞大资产的课税能力，我国政府的税负重点仍然是可怜的劳动所得。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来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能力。……货币战争的战略制高点在财政。不着力解决财政问题，而不断折腾所谓的货币政策，会将国家带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汇率的扭曲，必然使得借助纸币表达价值的资产出现价格扭曲。资产价格一旦强烈扭曲，就会吸引投机者蜂拥而至，惨烈的财富转移将不可避免。……货币战争必须通过严重的通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来实现战争的目的。一个拥有强大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国家才有能力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通货紧缩。我们在最需要培育财政实力和财政能力的时候，进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随着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我们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弱化；随着税基逐渐地收缩(拒绝资产课税和资本课税)，我们的财政能力在不断地收缩。与此同时，我们实际的政府公共支出仍然在刚性地成长，我们实际的制度成本仍然在迅速攀升。我们实际的财政状况其实已经非常脆弱了。
因此必须在强力反腐的基础上，政策性阻止金融与股市暴利，阻止房地产官家暴利，阻止交通能源雁过拔毛式的暴利，以提高内需，增强企业活力。同时针对强大资本和庞大资产课税，抑制政府行政成本与浪费，增加财政实力，增强对抗货币战争的力量。阻止国有资产流失，增强公有企业的实力。停止购买美国国债，扩展人民币结算和对外投资，提高人民币的活力。
4.强化法纪和监督。
中国不是没有法纪与方针，但历来好的法纪和改革措施反而被扭曲成坑害民众甚至官逼民反的直接诱因。其原因就是，中国强大的官僚势力在执行法纪与方针的过程中权力过大，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于是官僚结成团伙，官官相护，水火难侵，再好的法纪和方针经过他们的手也会轻松变味而祸害百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逼真的写照。
在王莽改革时代，进入关中的流民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也就实属必然。
变革的关键是法纪与监督的最高权力应当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以官制官历来效果甚微。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不是派出“一把手”直接集中地方大权于一身，而是通过组织引导民众推选出能充分代表自己意愿的代表，有效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并罢免不称职的干部，推荐良才，贯彻执政方针。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统辖之下的行政、检察、司法和全民资本监管委员会等机构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严禁行政干部干预司法。执政党派驻各机构的党组织必须发挥堡垒作用，保障党的执政方针得以落实，而不是忙于揽权，替代职能部门的作用。
5.公共行政与资本管控分野。
官员之所以能够从社会公仆摇身一变而成为社会的主人的命门就在他们能够直接控制社会资本。要把权力有效地关进笼子里就必须实行公共行政与资本管控分野。
通俗地讲也就是官员不再能够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直接控制全民资本。这样才能有效阻止行政官员通过公有资产流失和接受奸商贿赂等渠道掌握大量财富以提升自身的实力，把自己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简单地说也就是全民资本不再归行政官吏管控，而直接由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全民资本集团独立运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是新东西，是现代企业通用的办法，其可行性无需再论证。
6.改善文化习俗。
亚洲的经济繁荣以儒学伦理为文化习俗基础，美国的经济繁荣以新教伦理为文化习俗基础。中国现代经济繁荣也必须有良好的伦理为文化习俗基础。
这种良好的文化习俗基础只能建立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基础上，并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人文因子而形成。
这种良好的文化习俗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人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它应当体现为人之间的关爱与尊重，体现为人的自由发展与联合，而不是唯利是图，人吃人的权势，奴役与被奴役的野蛮兽性。
如今最恶劣的官僚文化习俗表现为显摆，炫富，豪赌，吸毒，奢侈腐化，皮厚而无羞耻感，高人一等并仗势欺人。其反面则是奴才性，巴结逢迎，争宠与出卖灵魂，庸俗跟风与没头没脑追星。于是诸如公共场所喧哗不顾旁人清静；到处乱涂“到此一游”破坏环境而以为出人头地；乱扔饮料瓶和餐盒污染环境，争座甚至在飞机上斗殴等没有道德底线的不良行为被各国国民所诟病，甚至遭到人家的蔑视。这样的败落的文化习俗必然阻碍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合作。
改善文化习俗的关键是彻底反腐消除官僚文化的污染源头。整治媒体和演艺界，端正风尚，阻止美国价值观宣传和秃废文化的入侵。全力提倡优秀传统道德伦理，发力端正社会风气。
7.废除应试教育，实施人格教育。
教育必须以人为本，为了人自身，为了人的自由人格的形成，而绝非主要是为了国家。必须取消以服务国家为目的的所谓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精英教育，恢复服务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的的人格教育。
没有这样具有自由人格的下一代，中国的前途也就失去了光辉。中国健康经济的建立也就失去了人的基础。
8.保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本色。
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失去了这样的本色也就失去了党的战斗力。
而近来党内的状况堪忧。大量的党员干部蜕变为官僚豪富，为人民谋利益与他们的既得利益根本冲突，根本不可能被他们所接受。因此，不彻底清除这一帮叛变者，消除他们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共产党的本色就无以保持。中国人民也就会失去自己的先锋队，失去了团结的核心力量，振新也就更加艰难。
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务必全力以赴，采取实实在在的办法促使党组织健康化。非此则难以担当领导中国振兴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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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年05月04日凤凰网《美国官员称中国国企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文章曾经披露过：“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下5月9日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财长盖特纳3日表示，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灵活，但是在汇率问题上，他依然不依不饶。而另一方面，美国商界却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最大威胁，要求政府在对话中为美国企业争取更加有利的经济政策。……中美商会官员3日表示，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报道引述中美商会主席狄安华的话称，……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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