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卢世源系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他是从一个老工人的切身体会和特有视角，来思考讨论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和未来。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王今朝教授对此进行了一些修编加工。本文的观点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它是鲜活的、独特的、真实反映实际的，可作为有益的参考。
一、经济增速趋缓的两种归因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经济基数大了，经济增长率自然就小了。简而言之，它认为经济基数越大，增速越难保持。这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一些重要行业出现饱和，还有些产业仍蓄势未发。然而，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没有解释，经济基数有多大算大，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近年的基数基础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没有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多少才是合意的；这种纯数学的观点也没有看到导致经济增速趋缓的其它重要因素。因此，这种纯数学的观点所给出的解释是笼统的，无法令人满意的。按照这种观点，仿佛中国对下降了的经济增长率就无能为力了。这当然是荒谬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并非必然，只要应用好我们经济政策工具箱里还有的一些工具，经济不难继续高速增长。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确实并非必然；另一方面，在稳增长政策的选择上依然可能落入西方经济学的窠臼。如果经济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病急乱投医就差别不大了。到头来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南辕北辙。比如，留抵退税、缓缴养老等社保费、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普惠小微贷款支持、个人贷款短期延期还本付息、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规定和收费、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新开工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有用吗？真正有用的经济政策必须对症下药，不能讳疾忌医、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的，因为它会涉及较大的社会变动，会对既定利益格局产生较大影响，见本文第六部分。
二、经济增速趋缓的真正原因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早在1997年，即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的5年，中国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第一次暴露出内需不足，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就需要出台刺激措施了。而也正是在1997年前后的几年中，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企倒闭和私有化运动，数千万工人下岗。之后的十几年，中国太多的产业在国企改革和多种所有制并存政策下已经由包括外资在内的私人企业主导了。十八大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不乏亿万富翁，有的财富高达数百亿。而一些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又借助合资、股份公司等形式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当一个阶级兴起了，必然有另外的阶级坠落。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出现，不加遏制，必将继续扩大。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就难免像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那样，经过一段快速增长时期之后，经济增速下降了。而这与中国实际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呢？这个体制是否有进一步优化的必要呢？
对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但本身并非无可改革之处。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计划经济时期的问题和代价可以说是口诛笔伐，现在的人们难道不应该分析改革开放的问题和代价吗？分析问题和代价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而是要帮助新时代的中国走得更好。中国前30年实行计划经济，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经济建设中，主要由于缺乏经验，实行中也有不少错误。而文革后，一时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这一点国内还缺少研究），影响到许多公有制企业管理质量滑坡，雪上加霜，效率低下。这时，推行一些带有私有化性质的举措，有脱困救急因素，情有可原。但本应是权宜之计，后来竟一发而难收了。因为社会上较为普遍地认为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而不是把许多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低下当作一种暂时的现象。人们也普遍产生了错觉，认为在效率方面，私有制经济制度高于公有制经济制度，以至于这种观点成为了指导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理论了。——现在，社会中依然有较普遍地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观点。革命年代里，共产党是用民主平等来唤起广大民众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在建设时期，共产党也是用民主平等（如鞍钢宪法）取得高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难道一开始改革，一搞市场经济，民主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相辅相成关系就发生彻底改变了吗？还有人借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著名的“决不会”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来否定社会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中国。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些人中不乏名人。如果中国有大量的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中国就很有可能走上如苏联解体那样的资本主义的不归路，这就危及中国诸多方面的安全了。
中国借助过去的改革似乎实现了不错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成就使得一些人依然沉湎于过去，而没有看到我们国家要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1978-201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中国这种以民营企业为重要推动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能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为什么其他诸国，例如印度和中国在实行私有经济制度方面基本相同，在同时期却未能取得与中国相似成绩呢？从经济上看，如下两点应该是极为重要的。
第一，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资本主义在市场消费需求不能适应其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为避免（实际是推迟）发生生产过剩危机，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寅吃卯粮，即在财政上实行赤字财政，在居民消费上透支收入。美国在二战期间大发战争财，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可是，几十年后反而成为最大的债务国。据说，其国家负担的债务总额已达其年GDP的130%。美国债权与债务逐渐易位的那段时期，也是其生产力克服消费短板消极因素，增长较快的时期。但现在，美国债务成为了一个烫手山芋了。二战后，由于信用卡、房地产等领域的制度创新，美国民众负债消费得到鼓励。如果说，信用卡还只是缓解人们用款之急的金融创新，它所带来的年利润可能有数亿美元之巨（到2008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拥有的信用卡数为13张，背负有债务的美国人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6%骤增到了2008年的40%。中国的银行也曾经大办信用卡业务，但现在已经遇冷了），那么，美国的次贷政策的创新就创建了一个覆盖广泛的次级房地产贷款市场，美国“次级贷款”的占比从2001年的7.6%骤增到了2006年的23.5%，2007年的次级贷款规模大概达到了7800亿美元的量级，在此基础上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了几十万亿美元的资产抵押债券和上百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这就令信用卡业务望尘莫及了。然而，美国的次级贷款市场及其衍生证券市场真是起到了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决定了“次贷危机”必然发生。这说明，寅吃卯粮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
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没有及时指出这种寅吃卯粮的制度设计的危险性呢？他们许多人根本上是限于了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专业里发展到极致，而很少关心社会发展的前沿领域，没有意识到前沿领域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实际上，就连美国金融领域最前沿的人士许多也没有意识到美国次级贷款的危险性。前几年，世界经济学顶尖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罢课，原因是他们认为该院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教授们，竟然都提不出解决当前世界上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他们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能力表示怀疑了。这点，就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能，即便在西方学界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受到消费市场的制约，因为在私有制经济社会，资产阶级处于强势地位，导致相对弱势的广大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本来，资本主义一直苦于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中国等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外找到了向开放国投资以及外包等生财之路，在国内则更加热衷于以钱生钱，认为金融比实业更来钱。于是，美国的经济日益高级化和空心化，人民生活日加困难，而大资本家则大赚其钱。直到特朗普上台，才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也困难重重。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模式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发行了信用卡，也发展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一度成为中国可能是最大的支柱产业。但是，现在房子卖不动了，支柱动摇，信用卡似乎也不再增长了，甚至可能已经萎缩了。日本自上世纪中期后，经济快速增长，房地产的疯狂炒作，也是主要助推力之一。但好景不长，然后是“停滞的30年”，其中，不乏有房地产业泡沫破灭的因素。十八大之后新的党中央也看到了美日的前车之鉴，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方针。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停止寅吃卯粮的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此前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时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就是说，给寅吃卯粮留下的空间非常之大，能使私有制经济制度生产力，在初、中期时不受社会消费能力制约的负面影响，无阻碍地发展。虽然中国寅吃卯粮还有空间，但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这样饮鸩止渴。而这样一来，中国的内部需求，如果没有其它政策（如共同富裕）的出台，就必然降低，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了。
第二，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收益、国际市场红利和资本主义技术转移收益减少。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运营时期，曾有过巨大规模的资产积累和培养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熟练技术人员的独特技术传承机制，能被后来的私有制企业现成使用。包括印度在内，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过这样的庞大资产积累和技术传承机制吗？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思想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一些领域依然能够攻坚克难，取得显著成就。然而，这些经验在许多其他领域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承。只有在十八大后，我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拨乱反正，果断停止“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中国产业界人士才得以突破禁忌，不断攻克高科技产业难关。
中国实施的开放战略也有赖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力资源的积累。在开放战略下，中国能够通过购买技术、合资、外商独资接收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过时的技术。这些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但它们在中国依然有。这就使得中国能够借资本主义之鸡下蛋。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引进外资，开拓国际市场，现在，美国不想跟中国玩了。来自国际市场红利和资本主义技术转移收益必然减少，中国经济的外在动力必然降低了。
当上述有利因素日益消失之后，又恰逢新冠肺炎病毒流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就不可避免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且这种模式以前埋下的负作用隐患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开始接连爆发。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现在，无论党内党外，社会上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左派学者论述其正确性的理论文章更是有理有据，使人信服。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科学的见解。
在效率上，公有资本优于私有资本，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公有资本。毫无疑问的是，在同等条件下，公有制更有效率。如果认同这个命题，哪里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命题呢？即使在很恶劣的情况下，公有制也表现出极高的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效率。社会主义苏联接手的是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后，中间还遭到过战争的严重破坏，便进入了核时代和超级大国时代；新中国更是从“一穷二白”开始，也只用了20多年便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也拥有了核武器和许多先进科技成果。两国的生产力发展速度都远远地超越了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认可这样的历史事实，哪还会对中国经济进行舍本逐末的私有化改造呢？
有人说，中国搞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吗？不也证明了搞资本主义也不错吗？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未来的中国也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然而，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后，也曾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如果只从工业产值和GDP的角度看，中国也可以建立起类似西方国家那种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但正如毛泽东主席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经济，但它在中国终将是走不通的。眼下，这种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潜能，已经严重窒息。日本经济已经停滞发展了30年，现在美欧西方多国也跟随其后，陷于类似的困境中。可能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其几百年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经济衰退和危机，只要周期一过，仍将焕发生机。换言之，它是不会灭亡的。但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发挥余地越来越小，直至其无法扭转的终结。不然，美国那么极力地打压中国为什么呢？西方媒体披露，近年来在民众受疫情肆虐和通胀煎熬之际，世界上极少数顶级亿万富翁却财富倍增，大发民难财。前文中提及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哈佛商学院教授们，因为开不出医治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重病的有效药方，引发学生们的不满而闹罢课。其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一个进入衰亡期的垂死制度，谁能起死回生？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早在80年代末期，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果中国坚持依靠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新型集体经济来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来应该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私营企业的，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也要均等得多。然而，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后，中国的乡镇企业成为了昙花一现。这其中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未来，究竟是哪种所有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呢？
如果我们承认公有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优于私有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整体上说，公有资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外来资本。
当然，从决策的角度看，不可能一公就灵。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相对而言是个新生事物，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发展。因此，70年多来，如何提高公有制企业效率一直是我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毛主席为了提高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率，高度重视政治挂帅，推出鞍钢宪法。改革开放后的国企改革也是试图提高国企效率。
四、1949-1976年时期的公有制企业效率问题
国内一些学者已经系统地证明了，从总体上看，1949-1976年时期的中国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效益是高的。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基于我切身的经历，在这段时期，中国公有制企业效率还是有较大的波动的。
1.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高效率不可否认
1949-1976年时期，中国还没有无人工厂。企业的效率效益只能依靠发挥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公有制为广大工人发挥积极性提供了最基础性的保证。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都能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第一位的事情。我基于解放前后数年的对比，对此认识得非常深刻。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企业是否能够把效率尽可能地放大，就不是一件确定性的事情了。这一点，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就有精准的描述。柯察金被分配管理仓库时，就发现仓库一团混乱。柯察金辛辛苦苦地把仓库整理好了。可以想见，初创的公有制企业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如柯察金这样的先进人物总是少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总是少数。广大工人的积极性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当然需要政治鼓动，政治鼓动也确实能够创造奇效。毛主席也说过，气可鼓而不可泄。河南林县人民战天斗地花费十年时间建造红旗渠。毛泽东倡导的政治挂帅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其具体的实在内容的。例如，将旧社会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而不得相应减少工资；民主选举，成立工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铁饭碗”由此产生等等，推行一系列维护工人阶级权益的政策。抗美援朝一战，摘掉了中国人头上戴了百年的“东亚病夫”的帽子，从此扬眉吐气。我在同我的一位上海师傅交谈中得知，在这次运动中，政治激励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工人当然高兴，老板也因工人主动卖力干而使企业效益提高，笑得合不拢嘴。国家更是增加了税收，三方皆大欢喜。
1956年，我被派往另一家公营自来水厂进行培训。不但见闻，也亲身经历和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路线治厂的具体情况，虽然认识还很浅薄，但同我后来的企业实践比较，差别明显，大相径庭。首先，我发觉这家厂的工人们当时企业主人翁思想和行为显著。而据师傅们说，在几年前的旧社会，该厂经营管理糟糕透顶。详情我在以前的文章（见【相关阅读】）中已作介绍。他们的企业主人翁思想意识来源于哪里？50多岁的老工人师傅都很关心时事新闻，但大多为半文盲，看报困难。每周一次的小组会就是读报和展开讨论，由我这个小学肄业的“小秀才”择题朗读。有一次报上内容好像是说，美国人正在武装日本。我发觉师傅们听了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我们要努力工作，回击这帮龟孙子！我当时大惑不解，一条新闻竟然引起他们如此反应。后来才知道，原来十多年前，即抗战时武汉沦陷期间，该厂被军管，有一个日本管工头十分凶狠，手拿皮鞭，到处巡视，看谁不顺眼，一鞭子就抽过来了。几乎每个人都遭受过皮肉之苦。他们盼望国家强盛的愿望十分强烈。当时共产党在企业中政治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因势利导，将许多经历过旧社会痛苦的工人群众的思想情绪，转引到建设新中国经济事业上。该厂管理干部隔一段时间就会下车间同工人交谈，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询问工人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解决；其二，征求工作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后来才知道，这些干部是在按照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行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力量产生物质财富。因为入党申请能否获批，或者自己会被人们视为“落后分子”吗？一个具体标志则是看你有无提出建议，及其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少。所以，每个职工都无形地产生了一种动力和压力。我发现师傅们交接班时有一个习惯，或早到，或迟退，双方总要交谈约十来分钟。没有听见过他们谈家长里短之类私事，内容不外乎交流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该厂从群众中来，各类建议经过取舍，民主集中，又回到群众中去，从而使企业的许多规章制度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并不断完善。这就是我早年曾经见识过的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特点是追求实效而不拘形式。这同人们后来看到的开大会、喊口号、表决心的形式主义“群众路线”有天壤之别。而主流经济学家们理解的“群众路线”大概就是如此。
该自来水厂生产成本主要是净水剂原料消耗。以前，工人们的工作原则是图个人的方便省力，完全没有成本核算概念。自从有了企业主人翁的感觉之后，就不同了，开始琢磨怎样的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节省消耗、杜绝浪费。经过大家持续不懈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终于创造了“巡视检查法”（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根据该法操作，原料消耗成本可减少一半以上。这一成功的操作方法改革，好比自制“紧箍咒”戴在自己的头上，从此工作标准大大提高了。工人们若无一种高尚的政治意识力量自我推动，会如此干吗？
但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仅仅依靠政治鼓动还是不够的。毛主席说过，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所以，我以为，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效益在相当程度上主要取决于是否实施按劳分配。中国共产党革命为什么那么成功？这也是与用人公道，谁在战场上敢拼命、有好主意、能打胜仗，谁就能得到晋升重用分不开的。在和平年代里，谁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钱，特别是在钱比较关键的时候。亿万劳动群众之所以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因为人所共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有个著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说到底，是因为这个主义及其原则符合自己的阶级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依靠亿万劳动群众都各尽其所能。各尽所能是为实现经济建设高效发展目的的根本条件，而按劳分配就是有效实现各尽所能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按劳分配是一种经济手段，能调动起劳动群众各尽所能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现高效运营的目的。人们应当理解这个道理了吧？但究竟什么是按劳分配呢？
解放初期，毛主席倡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关心他们各方面的利益。例如，我厂曾有一位从工人中破格提拔上来的工人工程师，是本厂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羡慕的对象。当时包括我在内，希望以后也能像他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作介绍，我所在厂在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曾成功地干了中国自近代工业史以来的一件空前盛举，即大搞技术革新运动，使产量倍增。“一五”时期，主席亲自在“一线”指挥，当时在那么严峻困难的情况下，计划仍然顺利地提前完成。主席生前曾一再号召，甚至行政督促安排，赶鸭子上架，要求学者们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实践，同劳动群众相结合，以便理论联系实际，正确地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当然也包括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我于1956年进入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学徒工资二十二元五角。我当时高兴得很，因为从此衣食无虞，还有余钱买零食看电影。对比解放前后，曾看到私营厂的学徒，早起晚睡地干，生活苦不堪言，而且难得温饱。短短解放几年，仅就学徒待遇而言，真有天壤之别。其实，1956年全国第一次工资改革，我的学徒工资是三十元整，从进厂之日补起。虽无发财之感，喜悦之情则溢于言表。传统原定三年的学徒期也缩短为一年，成了二级工，工资又加到三十七元四角。但我此时反而不那么满意了，原来，与我同时进厂工作的师兄弟们，大多数人的月薪已经四十多元了。当时，社会物价十分稳定，企业福利也在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一年之内，工资竟能倍增。显而易见，这些成绩的取得，只有建立在经济建设异乎寻常高效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军队向前进，革命无不胜，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毛主席治国理政，学习的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秦朝商鞅的变法图强：徙木为信，取信于民。劳动群众越是能得到实惠，干劲越大，特别是创新工作积极性越高，又能更多得到福利，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吧？那段时期，劳动者的境遇改善较快，如工资接连提高，那是建立在经济特别是企业高效运营的基础上的。国家财政收入也因而水涨船高，才拿得出钱来为老百姓谋福利。但说到底，也是劳动群众鼓足干劲生产应得的回报。毛泽东路线的伟大功用，在于调动了亿万劳动者的建设积极性，特别是创新工作积极性。我有幸在初始的企业实践中，曾经具体地见闻、经历和体会到过这种功用的伟大之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好景不长，这样良性循环态势后来被破坏了。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资本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用高薪来刺激工人努力工作的。他不顾其他股东反对，把当时工人日薪3.5美元一下子提升到5美元，创造了今天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效率工资概念。而这在当时，无疑得到了工人的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激励应该是不可输于福特的。当然，福特本身从很小时就痴迷机械，他对于制造和管理的看法是有高明之处的。他虽然是资本家，但他身上多少有些社会主义的影子，这可能与他出身也较为贫穷有关。今天的中国应该已经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福特式甚至超越福特的人物。但福特毕竟有资本家的局限性，中国如果培养出更多的社会主义福特，那将是何等的景象啊！还用担心经济增长下行吗？
2.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效率还大有提升空间
我们上面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是高效率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效率。实际上，即使没有社会运动，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也大有提高的余地。这里，我们不谈社会变动方面的原因（这很重要，包括一线二线划分等等），仅仅从生产方面来看。
我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八级工资制，固然有平等收入的好处，但应用下来，也造成很多问题。我于1956年进入武汉印染厂当学徒，随后即被派往外厂技术培训。当年，中央劳动部实行青年工人升级制度改革。原来是按工龄长短升迁，改为按技术高低评级。要求各行各业根据行业工种特点，制定技术标准，列出具体的“应知应会”条件，每年考试，考上几级就是几级，不再依照工龄按年限递升。更有传言说，以后还会将级别差距继续拉大，甚至低学历工人只要自己努力，如果达到了相应的技术水平，也可能成为技术员和工程师。一时间，在中国青年工人中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技术热潮。就我来说，当时热血沸腾，暗下决心要在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虽然我只是小学肄业，但有了雄心壮志，最终奋斗目标是争取在本行业当上工程师。这种热潮反映在两件事上。一是科技书籍空前俏销，一时洛阳纸贵。例如当时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撰的《机械工人制图》一书，供不应求，一版再版。毛主席还为此特地接见赵教授，高度地赞赏他为中国技术的进步做了一件大好事。二是当时各工矿企业男女青工普遍强烈地要求本单位设立业余文化补习学校，以便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我所在那家培训厂应群众要求紧急筹办补习学校，但因场地、师资和设施一时难以完备，只得限制入学人数。该厂有一位女青工因暂时报不上名而急得嚎啕大哭，我等外厂代培人员更是全被拒之校外。但我并未消极，业余时间专往新华书店和图书馆跑，寻找有关技术书籍阅读。在培训工作中，则虚心地向师傅们求教，可谓悬梁刺股、苦学技术，因此进步很快。原计划三年的学习期，我一年就提前掌握技术完成了。经过该厂师傅和技术员综合劳动态度和理论实践考核，评为三级工。与我同时培训的另一位师兄弟，因为贪玩，是个舞迷，工作心不在焉，下班后忙着去赶场，考核评为一级工。可是回厂后，我和他被降高升低，咱俩都是二级工。厂领导说，接到上级指示，考核作废，不再搞了，仍按以前规则，依照工作年限评级。原来，工资评级改革出了问题。因为此事攸关青年工人切身利益，又是新生事物，难免有被认为不公平合理的地方，因而有人闹了起来。例如，本厂机修车间就有十多人对评级工作不满而跑到我厂上级领导机关——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去申诉，要求“正确地”执行中央劳动部的工资评级改革文件，否则，我们要闹到底！他们当晚就占领纺管局，睡在局办公室的桌上！当时，全国多地青年工人群起闹事，主要原因就是这么一回事。
1957年春，评级考核改革废止了，恢复一刀切的简便可行，按年限升级的旧规，社会局面似乎又稳定了下来。但之后呢？大概没人知道，当时为了恢复社会稳定局面废止这一改革，后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据我观察，评级恢复旧规之后，大家希望落空，再无人有此非份之想了，后果可想而知。我无辜被降了一级，又听说以后还是按老方法依照工作年限升级，顿时泄了气，从此不再苦学技术，而堕落成了一个“撞钟和尚”。像我一样，千百万青年工人也失去了攀登技术高峰的经济动力。但我几十年后，还是逐步升为八级工，完全是凭熬年头混上去的。本厂有两千多职工，据我私下打听了解，除有一位大学毕业后来我厂的工程师还在业余时间坚持不懈钻研技术，像他这样的，这几十年来，绝无仅有了，这就难免导致公有制企业效率降低。而本厂后来的倒闭，与此应该也是不无关系的。大约是本世纪初，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有位全国劳动模范，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毕生工作经验，其中不乏高招绝活，写成了一本书，却苦于难以出版。后在一位高级领导同志过问帮助下，才得以问世。出版社为什么冷淡对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此类科技书籍长期少人问津。全国数以万计的车工，得不到回报的书，有几人愿自掏腰包买来阅读？
当时传说，1956年那次工资评级方法的改革，是时任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立三同志提出来的。李立三是知识分子出身，常年搞工人运动，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亲密无间，而非蜻蜓点水式的接触。所以，他熟悉并了解工人群众的心理诉求，才能提出那个时期可能对国有企业促使高效运营的改革。可惜后来的一些领导者没有像他那样的战略远见，多为鼠目寸光。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北宋王安石认为，为政之首要在于“择术”，乃其深刻的经验之谈。毛主席也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把主席的这点指示落实到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难做到的。做到了，就可以发挥奇效。主席还有许多类似指示，如解放初期，在主席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曾有一个会议文件，号召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像洗脸一样，经常自我批评，并动员民众对他们实行批评，以克服其缺点，改进工作作风。领导层的一个动作，一个偏向，就会影响中国亿万人民的行为。中国革命是怎么成功的？主要就是依靠当时最广大的民众，即亿万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手段，就是实行土地改革，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样道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也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这种依靠性需要体现在执政当局的各种政策和行为之中，才能因而产生效果。
1957年，我就有个感觉：以前开会，工人群众深感兴趣，因为大家畅所欲言，甚至牢骚不满也不妨尽情发泄，批评领导更是毫无顾忌。当然，主要内容还是相互探讨，各自提出对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就不同了，人们发言谨小慎微，内容也大多是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然后，必须表态拥护和支持，如有一人不开口，则不能散会。人们对开会开始感到烦恼了。这样，许多生产中的问题就难以开会解决了。
我厂附近另有一家造纸厂。五十年代后期，该厂调进一批工人（数目不详），原为集体生产合作社社员。这批手工艺者，以前在社内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一般月收入七八十元，高时上百。这在当时可谓“小康”了，因为物价很低。例如，我有次去医院拔牙，手术费只要0.5元，加上挂号费五分，共计五角五分。回厂后公费报销了五角，自己实际上只花了五分。为什么要将这一大批工作繁忙、并不缺活干的合作社熟练生产骨干跨行业调往公私合营（实已为国营）的企业改行当外行工人？听说原因有二：一是集体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档次较低，需要升级了；二是手工技艺没有发展前途，不如趁早让他们学习操作机器。但问题是，将他们原来高收入一律降为二级工，三十五元八角，而且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不容讨价还价，更不允许回社。这一下子，这批上有老、下有小的手工艺者生活陷于困境。可想而知，这家造纸厂由于工人们闹思想情绪，消极怠工，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后来毁于一场大火。该厂有知内情者怀疑，可能是人为纵火。
五、1978-2012年时期的中国企业效率
在这个时期，经过十余年的时间，我就退休了。但我既然过去已经关注企业效率了，这个时期，我也就接着关注企业效率。
1. 改革与效率的关系
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高的。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1978-2012年时期中国是否能够达到更高的增长率。我认为，完全可以。
上世纪80年代（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偶然听说，上级有一个“保密文件”下发到了厂里，好像叫什么《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我想这有什么密可保的？便去问一位厂领导，可有此事？他说有。我又问怎样奖励？他回答说，合理化建议采纳实施后，产生了效果，奖励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一次性发放。我猜测，可能厂领导认为奖励比例太低了，没有人会感兴趣，或者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得麻烦，所以才未向下面职工传达这个文件。但我这个穷光蛋饥者易为食，只要多少有点进账，先干起来吧。
当时，官方媒体提倡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劳动者中的致富标志就是成为“万元户”（指年收入）。万元户往往又同“专业户”相联系，如“运输专业户”“供销专业户”“养殖专业户”等等，似乎都是单干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唯独在全国企业工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万元户。我以为，即使奖励比例如此之低，我也有把握成为万元户！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作介绍，本厂资产利润率非常之高，在全国企业中可谓极其罕见的鹤立鸡群。但是，尽管如此，浪费现象也是比比皆是。决非夸张，只要你稍微动点脑筋，就能发现到处都是“黄金”，只等你去捡拾。本厂有些浪费现象，当时甚至不用动脑，也能知道。例如在供销方面，在本厂多个部门，原料供应商使用行贿方法，摆平我厂供销人员。我厂印染布生产需用大量清水，自备一套制水设施。我当时是制水小组一名制水工，在工作中发现，净水原料质次价高，而且短吨，便建议另换供应商，为此还在外奔波了好几天。新供应商原料经过试用，粗略估计，年节约金额约为数万元，只算两万元吧。百分之一点五，应当奖励三百元，当时相当于我三、四个月的工资。但我跑断了腿，要求兑现，结果只发给我三十元，仅为《条例》规定的十分之一，理由是没有精确统计，只能发个“安慰奖”。
第二条建议发生在生产方面。我的工作是将制成的清水源源不断地泵送至印染布生产车间。生产车间化料池小组地势较高，他们需要化料时，因水压不足，便打电话通知我组，要求增开水泵加压。但化料其实用水很少，增压的水99%都不必要浪费在其它常开不关的地方了。为此一天三班“增压”都在十小时左右，实则浪费掉了。我的建议是该组可在其地势较低之处建个蓄水池，再按个微型泵，随用随开，再也不用通知我组“加压”了，每天免除了十小时的动力浪费，全年共计至少节约二十万元，相当于我们小组十几个工人当时几十年的工资总额。我吸取上次教训，这次建议实施后，计算确实，证据齐全，并有建议实施前后工作记录表为证。一年节约金额二十万元的百分之一点五，应当奖励三千元。可是结果，仍然只给我三十元，百分之一点五的百分之一！
我的第三条准备提出、但终未提出的建议，是在技改方面，年增产效益可达千万元。我厂印染布生产的一个关键设备是丝光机，决定全厂产能。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之时，我厂职工发挥冲天的爱国干劲，进行了中国近代自有机器以来在工业生产上前所未有的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将丝光机从原来的单进出布改为双进出布，产能倍增。增产效益的一部分捐献了一架战斗机，飞往前线。后来，我厂改造后的三台双进出布丝光机，其中一台因年久磨损淘汰，换成新机。但这台新购的丝光机却是单进出布，单台产能减少一半。因而，我厂产能相应少了六分之一，产值约千万元。我的这条建议是搞“技术革旧”。你没有听错，是搞“革旧”，而非“革新”，将新丝光机单进出布改为旧丝光机双进出布。当年亲手搞丝光机单改双的工人们大多还健在，只是多已退休了。但他们就居住在与厂区一墙之隔的家属宿舍区，我与他们比邻而居，经常见面，并互致问候。现正并排运转着的三台丝光机，中间是单进出布新机，其左右两侧则为双进出布旧机。早有成功先例，且是驾轻就熟。所以，我有十足把握实现这条建议。但问题是，我没有把握在建议实现后能拿到年增产千万元的百分之一点五奖金，即十五万元。我可以动员和组织十多位退休老师傅临时再回厂工作一段短时期，约半个月，但前提条件是他们此后每人可分得一万多元。但三十元能使他们干吗？这条建议只好胎死腹中了。从而，使得我厂后来每年少为国家贡献约三百万元左右利税。我的“万元户”发财美梦落空了。但在与我绞尽脑汁想建议的同时，听说本厂“万元户”已发展到两位数了。据我所知，仅在供销方面就有好几位，搞的都是损公肥私的不法勾当。
大约是1990年，在媒体上曾看到一位“克里空”先生的文章，作者可能有官方背景。据他在文章中披露，合理化建议在全国开展多年后，仅仅实施后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就多达若干万条。但我关心的是因而涌现了多少“万元户”？结果一个也没有！既然成就如此辉煌，为什么这一活动不继续搞下去呢？这就是官僚们的“合理化建议”活动自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其后果是，这一原本可能产生无限巨大效果的新生事物遭到厄运，悄无声息地黯然收场，如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属下的具有潜在高效生产力的国有企业被官僚们搞得面目全非一样！
近来，据《工人日报》2022年5月16日报道，“新八级工”时代来了。人社部近日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上世纪50-80年代的“八级工”更改为“新八级工”，即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据说，“新八级”不是“老八级”的翻版。“新八级”是在新技术环境、新工作现场中“生长”出来的更高水平的技能评价体系。其目的是，让年轻的技术工人看到向上发展的无限可能，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工厂，沉在一线。
应当承认，尽管姗姗来迟，人社部制定出台这一“新八级工”试行方案，如果认真实行的话，无疑将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加速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我怀疑作用有限，而且还难以排除其不确性。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事多磨”，可谓之人们的社会经验总结。如果现在实行“新八级工”技能评价规则，今后是有可能加速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如同1956年那次开始实行“老八级工”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一样。
2. 开放与效率的关系
毛主席决策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是大手笔，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毛主席会不会开放？当然会。苏联能够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就是中国至今为止实施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开放。当苏联的大门对我们关上后，我们当然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毛主席推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人想过！但毛主席的开放必然是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不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如果说为了开放而做出过多的让步，是叫开放，但这是好的开放吗？
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中国急盼着融入全球化国际分工，经济规则原来却是美西方制定的，你要加入，就不得不做让步了。这不要什么智慧就可以明白。毛主席对苏联开放，打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框架。而对美国的开放是什么？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充当打工仔，专心致志地生产低端产品，与人家交换高附加值产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谋士们原来设计的一件叫做“比较优势”的破衣服，通过国内二传手“学者”的推介，穿在了中国人的身上。因而，我们在那个时候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高科技项目计划很多都下马了。当时，一个标志性事件，便是已经完工、并且多次试飞成功的“运十”大飞机，据说仅仅因为三千万元后续资金难以为继而夭折。
外国资本在外国表现得确实有生产力。那么，引进外资是否在中国会更有生产力呢？一般不会。外资在中国，有的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而是为了破坏中国的生产力；有的即使发展了生产力，这种发展的最大利益被转移到海外，同时它会打压我国内资本。早在抗日胜利后，大约是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好像订了个“中美商约”。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彼此给予对方投资优惠待遇。但在国民参政会上，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参政员强烈反对，使得该条约搁置下来。他们认为，中国是穷国，美国是富国，只有美国投资于中国，中国岂会投资于美国？分明是穷中国向富美国单方面输送利益，何来互惠？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外国列强资本的压制。殷鉴不远，岂可重蹈覆辙？我是解放多年后看到有文章介绍此次事件，据说反对引进外资是当时民间主流意见。这个事件表明，中国民营资本是主张国家保护主义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倡导和实行的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主辅关系明确，却被说成是“闭关锁国”，而对这种与我不利的“国际分工”，却见怪不怪，认为理所当然。这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了。而中国这种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呢？据世界银行2008年估算，中国经济总量的40%是外资创造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中国互联网业一百强中的78家被外资控股。这叫开放吗？中国真正爱国的民营企业家，是否会愿意把自己的财富让外国资本来控制呢？
如何看待外来资本？资本是逐利的。允许外来资本追逐利益无可厚非，但放纵它们得到超额利润就得不偿失了。外来资本为了得到利益，甚至可能是舍得下血本的。从十九世纪甲午战争开始，历经二十世纪的“九·一八”，“七·七”事变，日本曾使中国河山破碎、尸山血海，但日本人付出的“成本”也不小，仅只人命一项，累计伤亡大概不会少于百万。他们的目的何在？主要的最终目的就是掠夺中国财富，包括侵占中国国土，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但是，尽管日本人当年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最终目的仍然落空。现在时移势易，中国已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资为我所用，有何不可？不过，如果它仅得20%的利润就满意了，为什么让它们得到远远大于20%的利润呢？中国某些人喜欢走极端，纠正了“左”的倾向，如今又跑到极右那边去了。现在倒好，外国资本不费吹灰之力，中国人的巨量财富就悄无声息源源不断地不掠自来，再也不用大动干戈而能达到同样目的。现在，中国人普遍都懂得美国在收割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财富了。美国人早就在收割世界，为什么这种观念直到现在才得到传播呢？
外国资本何以在中国能够如此攻城略地呢？有人说，不让出巨大利益，中国就得不到巨大利益。中国是否为了加入所谓的全球化体系而停产下马许多重大技术呢？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中国已经生产出来了飞机、汽车、芯片，为什么都下马了呢？不是有人说，文革使中国技术停滞了多少年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战略性技术领域是否实现了本来应该实现的发展呢？当然，部分是实现了，但也放弃了生产飞机、汽车、芯片等产品的重大利益。或许，可以说，这种利益的放弃是为了世界和平，但这种代价是否太大了呢？和平是否祈求得来呢？而且，1991年苏联解体了，中国对美国的价值也就降低了。中国这时为什么不苦练内功，大力去抓自身的技术进步呢？中国和美国谈判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料，仅仅六七年后，美国即陷入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时，又有人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国需要这样去救吗？
万幸的是，中国开放也实现了一些突破。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发展。也许，邓小平同志也高瞻远瞩，看到了这种前途。当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这种哪怕是低水平的技术转移之下，中国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想追求更好的发展，这种技术之门和国际之门就开始要关上了。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严重侵犯美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这就是中国人违背了以前的默契，让他们受到欺骗、悔不当初了。结果，供应链价值链开始断了，中国经济上升的动力就不足了。因而，中国参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环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将越来越严峻，不再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当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之后，我国的对策当然也要变化了，要更加明确依靠自主创新了。
回想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我觉得，可以用险象环生来形容也不为过。大家应该都知道，在2010年前后，我们国家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事情是不少见的，许多人对于国家的前途是忧心忡忡的！所幸的是，我们党选出了习近平同志作为总书记，成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
六、新时代提高企业效率的条件和根本之策
在新时代，有利于公有制发展的社会形势和世界形势已经形成。
1. 资本主义的光环不再
中国1978-2012年时期所走的路径既是我们国内情况的结果，又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有关。最近，有消息称，1994年去世的尼克松在去世不久对他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了遗憾。为什么呢？或许他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也应该代表着美国右翼势力对于中国的一个根本态度。2004年，在中国加入WTO的3年后，萨缪尔森发表一篇文章，称假如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获得了比较优势，那么，中美间的自由贸易不再是双方获益，而是中国获益，并以美国利益的永久受损为代价。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国开始再次围堵中国。2018年，上任不久的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执意发动贸易战，开始全面阻挠中国发展。2021年继任的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没有好转。在美国眼里，中国已经成了巨大的威胁。
现在人们都知道，美国正借口所谓“中国威胁”咄咄逼人不断对我挑衅施压，我们则不厌其烦地辩解，中国分明是在追求和平发展，什么时候“威胁”过别人？连想也未曾想过，向来是防范别人威胁我们。尤其欲同美国搞好关系，甚至委曲求全、一再忍让，以便一厢情愿地互利共赢，但是我们的诚心、真实愿望，始终打动不了美国的铁石心肠，反而信口雌黄，污蔑中国在新疆实行所谓“强迫劳动”，甚至造谣什么“种族灭绝”，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在于无中生有，寻找一个祸乱中国的抓手。如今应当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原来，他们有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说不出口，害得中国人想破脑壳也没有想出其所以然来。站在美西方的立场上看，“中国威胁”确确实实存在。中国到底“威胁”了他们什么呢？中国的发展威胁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了。这个方式并非指其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之类似是而非的东西，而是他们靠以强凌弱剥削全世界为生的不平等生活方式。了解一点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原始积累充满血腥味，使用坚船利炮、贩卖黑奴、倾销鸦片，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后来，这些殖民者和侵略者利用掠夺来的财富，率先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便逐渐变得“文明”了，主要是以先发优势，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与不发达的落后国家的原材料和低端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从而维持他们国家国民的高消费生活水平。例如，一架波音和空客飞机便可换来堆成山的服装等日用品。但是，他们延续了几百年的好光景可能不长了。资本主义大概率地，若干年后又将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会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即使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又将克服而继续生存和发展。我这个经济学门外汉观点独特，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不同以往，它是不可逆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基本发挥了，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何以见得他们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基本发挥了？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近些年来（20-40年不等），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实体经济制造业占其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转而向金融和服务业“虚拟经济”发展。再看他们的负债率，美国债务占GDP的130%，日本更是高达267%。表明他俩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生产力若有继续发展空间，何致如此？西方其他难兄难弟，都将陆续步其后尘。资本主义美西方之所以如此，据我分析，是因为中国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们过去和现在，完全是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行事，而且很长一段时期，又曾经是遵循他们给我们指示的道路前行，结果却是阴差阳错，反而是他们陷入了困境。这就是宿命！是资本主义走到最高阶段的金融帝国霸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吸血掠夺寄生剥削的本质和规律，给自己带来的厄运。
2. 毛主席的伟大越来越被人所理解
1978-2012年时期，反毛几乎成为时尚。据说，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幸有黄克诚出来仗义执言，并得到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晚年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多看五十年，而且要求身边人为毛主席老人家多讲话。王震老为什么这么要求呢？有许多老革命都看到了，毛主席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可是，还是有不少人试图蚍蜉撼大树。“伤痕文学”讲什么呢？不就是讲在毛主席时代受伤了吗？不就是想要控诉吗？只是不敢大张旗鼓地控诉。现在我们知道，连“伤痕文学”这个名词都是美国CIA制造的，“伤痕文学”的局限性也就比较清楚了。当时许多人喜欢邓丽君的歌，邓丽君的歌声确实甜美，但情爱歌声一起，革命歌声落地。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星确实璀璨，但唱歌成为天王巨星，在打仗时有什么用？发展到后来，又吹捧起“超女”“小鲜肉”等等；还有造谣抹黑我们党历史和今天的反动作品在国内外获奖，不以为臭、反以为香，在文学文艺领域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在经济领域，一些人说毛主席不懂经济！这真是井底之蛙了。毛主席太懂经济了。虽然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种无效率的情况似乎到处可见，人浮于事啊，凭票供应啊，平均主义啊，但毛主席时代，以那么低的成本干成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不懂经济，可能吗？而且，有很多例子说明，不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仅仅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就爆发出了巨大的建设热情。比如，山西大寨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全是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的；河南红旗渠也不是靠国家拨款，一开始全是靠自己动员全县人民奋斗建造的；黑龙江大庆油田有国家投资，但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学深学透毛主席思想的。这还是国内宣传过的，有的没有宣传过的甚至比宣传过的还做得好！有些农村甚至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坚持毛主席确定的发展集体经济的路线。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教导基因，无论反毛分子怎样竭力抹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劳动者的心中。他们冲破禁忌，自行其是，继续向高科技产业进军，而且成果越来越丰硕。这就威胁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等价交换规则了。例如，一种叫做盾构机的机械设备，原来欧盟某国卖给中国是三亿元，后来我们自己能制造了，再买，只要一亿元。再后来，他一亿元也卖不动了，因为中国制造的盾构机，从进口变为出口，而且更加便宜。以前，该国看在能够卖高附加值产品赚钱的份上，对华比较友好，现在态度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开始同中国讲究起“价值观外交”了。另一个例子是日韩。二三十年前，日本的家电业在世界上几乎是一枝独秀，但以后逐渐式微，中国则后来居上，取而代之。中韩建交三十年，韩方一直是对华贸易顺差，2022年起，已经连续几个月转为逆差了。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进口替代工作不断顺利推进。
事实教育了人民！毛主席离开我们越远，我们反而越怀念他老人家！这样，就可以理解中国此伏彼起的纪念毛主席热潮了，就可以理解韶山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地了！
3. 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
不经过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就无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从现在起，就需要未雨绸缪，开始改弦易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十分靠得住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战胜强敌。我认为，中国今后能否长治久安和实现和平崛起，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解决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调整生产关系，是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我们只有在国内筑起了铜墙铁壁，才能使美西方无隙可乘。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有这样的“铜墙铁壁”么？
第二个是调整产业关系，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而高端产业又不足。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这两个产业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时不我待，要使这个结构问题加速解决。
第三个是调整分配关系，是解决上述生存与发展的方法问题。怎样解决？简而言之，就是要鼓励“技生钱”，限制“钱生钱”。什么意思？就是在经济社会上，利益分配要多倾向劳动阶级，少倾向资产阶级。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和主张：与其在资产阶级中扶植一个“独角兽”十亿美元富翁，不如在劳动群众中造就一千个百万富翁和一百个千万富翁。后者不仅能更可靠地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还可以避免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从而根除引发社会动乱的隐患。
近些年来，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严肃认真地反腐，不少高官纷纷落马，取得了显赫的战果。但这也从反面证实，过去和现生隐藏的腐败毒瘤相当严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毒瘤在此情况下不可能根除。将来如果有人又讲宽容，会不会前功尽弃？所以，我认为行政反腐，决非长久之计，因为私有制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只要社会上存在这种土壤，必然产生腐败。总结建国以来的反腐经验，真正要解决制度反腐，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要把公有制为主体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没有错。经济发展不可能齐步走。问题在于，你制定的政策倾向有利于哪个阶级的人先富起来？是按劳分配先富起来，还是不劳而获先富起来？让资产阶级先富起来，从长远观点看，只会使贫富差距难以遏止的扩大，谈何共富？与之同时，也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这里指的是加速高科技产业发展。只有使劳动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先富起来，从而激励人们群起效法，促进经济高质量和高效率发展，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个道理，很深奥么？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上，只有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而不是实行私有制经济制度，以按资分配为主的情况下，才存在着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和达到共同富裕目的的可能性。
4. 华为模式值得推广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有两种组织形式，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两者共同点是按劳分配为主。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种适当的生产关系已经成熟，横空出世了，它就是华为半导体公司。华为虽然也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它与众不同，党的十五大将它定性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企业。”华为是世界五百强中，唯一不上市企业。其创业者任正非持股最高，据说也仅为1.4%。尽管其企业内部职工分配可能非常悬殊，有人年薪几千万元，一般大概只有数十万元，但这种分配的根据主要是看其人工作质量的高低，而非他的持股资本的多少，总体而言，属于按劳分配，而非按资分配范畴。一个企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主要标志就是看它的资产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华为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还可以从美国人杀鸡用牛刀，以举国之力打压，必欲置之于死地看出来。美国打压华为，不只是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我认为这仅是一方面，真正让美国人害怕的，更主要的是以华为为典型代表的这种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表现出了其优异的能促使经济高质量地加速发展的特性，可能将现实地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推向被淘汰的危亡境地。
华为生产关系不是全新的。抗日战争时，宋庆龄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曾倡导和组织过“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旧社会的最初萌芽，后来自生自灭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全国也曾涌现数以万计的集体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来改革时期，在以私人承包名义下，绝大多数变质了，仅留下寥寥无几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组织，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这种具有适当生产关系的企业组织尽管一再遭到挫折，仍然顽强地躁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母腹中。华为是第三次出现，同前两次比较，它已成熟多了，并在继续完善，不断地茁壮成长。
凡是敌人害怕的事，我们就应该去做。所以，我建议中国一些有为的民营企业实行华为式改造。我认为，这是中国加速发展高科技产业，并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一种可行途径，也是根除产生腐败的土壤，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更是扭转今后经济增速趋缓趋势不断加剧，避免发生衰退和危机的根本大计。至于怎么改造，这就需要我们去实践中探索了。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私营企业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今天仍然适用。不搞运动，不要简单化，不能勉为其难，而是要实行企业民主，遵循自觉自愿，劳资双方互相协商解决改制中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私营企业中，肯定会有人不愿减少既得利益，坚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独木桥。如今在企业中，自己俨然土皇帝，孤家寡人说了算。但从长远观点看，如此这般，其实并不利于这种人的切身利益。对民营企业进行华为式改造，对其个人来说，也是名利双收。学任正非的样，走他这条成功的社会主义阳光道，何乐不为，会亏待你吗？只要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难以避免地继续发生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经济衰退和危机无法根除，终有一天，中国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必将重现并激烈化，到了那时，你就被动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所以，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华为式改造，其实质是在使现在企业中的劳资双方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5. 要贯彻“劳者有其权”
毛主席曾经指出，所有制的变革是有底的，但企业管理还大有文章可做。毛主席的这个判断是极其科学的。西方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来一个庞大的体系。我国的企业管理虽然还没有发展成系统的学科体系，但已经有大量的实践了。中国企业实践的最突出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必须实现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权利，也就是要贯彻“劳者有其权”！贯彻“劳者有其权”，不是说所有劳动者都有同样的权力，而是要把能够对企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真正的先进劳动者选拔出来，让他们代表劳动者管理企业。他们从劳动人民中选拔出来，也会照顾到企业一般劳动者的方方面面。这样，他们就能真正代表人民来管理企业。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可以进入政府，管理国家。这样，我们国家就真正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贯彻“劳者有其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分配要适当向高生产率的生产者倾斜。中国目前的分配差距是很大的，但这种很大的分配差距有不少并不是与生产率挂钩，而是与职位、岗位挂钩了。有一些高收入行业，比如金融，其实是非生产性的行业，拿着很高的收入。卖房子的人根据提成也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这些只是收益的转移，并没有给国家创造出新的财富（比如，中国金融恐怕很少能够从国外赚大钱）。分配应该向一线生产者倾斜，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当然，这里的问题也很复杂。比如，如何评价一个劳动者的贡献？在学术界，一个学者在国内发表了大量文章，有了很好的口碑，但没有国际发表，是否算好的学者呢？而那些有国际发表的人是否就是好的学者呢？并不尽然。不然，国家为什么破“五唯”呢？而且，分配要适当向高生产率的生产者倾斜的建议，是在现行市场价格格局下提出的。如果我国的住房等价格下降，奖励比例等也可以相应降低一些。所以，我的建议只是一个例子，它足以说明奖励的作用，也足以说明，搞好企业管理需要管理者有很高的素质，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比如，要防止奖励被滥用，还要坚持精神鼓励的原则。不然，有的人确实技术厉害，靠奖励也可能得到上千万的收入。毛主席曾经批评苏联过分依赖物质激励，他自己只拿较低的工资，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回顾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当时主要依靠亿万农民群众，为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提出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今天，为取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我们的主要依靠对象已换成工人阶级了，那就需要贯彻“劳者有其权”，维护和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以调动起他们的主动创新精神和发挥出他们的无穷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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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世源，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修编：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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