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老师的小说《军列》，发表于《萌芽》1986年第5期。这篇小说从某连队军功评定引发的心理冲突入手，深刻地揭示出红军时代确立的好传统——管理公共领域，在新时期丧失了官兵平等的前提之后，是如何被异化、过时和被废弃的。以小说的叙事模式，以主角的命运和体验为线索，深刻地揭示出一种奠基于革命传统的现代性方案——那种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是如何彻底成为历史的，就这样，告别革命的事业算是取得了重大进展。
红军在三湾改编确立的革命性管理传统——管理公共领域——在官兵平等基础上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全面开放，在新中国作为主导性的管理模式，复制到了近乎一切城乡单位制内部，形成了一种以革命经验为基础的“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其各项实践原则，后来在鞍钢宪法的名义下得到重申。在后续的发展中间，管理公共领域遭遇干群不平等关系的渗透之后，一些立功心切的政工干部，就能够诱导群众以客体化地位去参与表演型公共领域，应该说这是“运动群众”的日常形式以及深度异化，彼时，这些异化还有可能被修复；但是，随后自上而下的管理权垄断改革，以及日渐强化的行政与技术统治趋势，从各个方面彻底排挤了管理公共领域的旧日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是干部培养模式和选拔制度的质变，一代新人换旧人之后，旧的革命传统及其浸润的管理实践形态，最终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在告别革命的完成时，不仅意味着管理规则的革新，还肯定会体现为一种新的“干部再生产”模式的引入，《军列》非常深刻的地方，是在这个关节点上，以个体命运和心理冲突为线索，具现出历史与政治演化的深层逻辑。对于这样的历史性巨变，还没有见过严肃的学术分析，给出过起码的揭示，反而是曹征路老师，能够娴熟地以小说的笔法，非常深刻地演绎了这个巨大的转折所造成的冲击。
连队军功评定及其激起的悖论性表现
读完小说的第一感想和联想，是想起《老子》中间的一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管理手段的运用，原本是为了激励人们正面的努力，酬报付出与贡献，但是，给出的各项奖励物品本身，就会给激励物品赋予无形的社会价值，鼓励人以非正当手段去巧取豪夺，然后，所得物本身自带光环和洗白功能，倾向于掩盖获取手段的不光彩。就这样，手段本身直接反对目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管理悖论，各种管理手段的强化与运用，都会直接走向原初愿望的反面。
小说的背景，是1980年代前期对越南进行的老山轮战期间，某部二团九连结束轮战，从战场上下撤，在军列上因为军功评定问题，引发了各种冲突，主要是心理层面上的冲突。然后，小说循此线索，回溯了军营内部的管理公共领域运作状况，以及相关的异化表现和修复路径问题。
在军功评定期间，最初是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发扬精神，互谅互让，结果，一些应该评上军功的人就没有，反而有些人却获得了机会，所得甚于其实际表现；原因在于军功指标有限，不能够完全覆盖所有人的实际表现，所以，才需要发扬风格。
军功评定期间的互谅互让，却在军列上演化为严重的心理冲突，这个转折的起点，是听说身怀军功转业回地方之后，在战争期间积累的军功这一类的象征资本，会向经济资本转化，递延年限内的经济收益会增加很多——例如职位安排与工资级别都有提高，这样，军功所蕴含的利益数量，就完全可以进行货币化估值，还被放大了很多倍。同时，部队离开战场返回军营，之后就没有了立功受奖的机会，这样，人生只遭遇到一次快速的象征资本积累机会，哪怕是主动放弃，也显得后续的递延损失过大。这样，就带来很严厉的重新审视眼光，以及种种心理纠葛。这就出现了前后人们行为模式与心理评价的强烈对照，军功章作为激励手段，再一次诱发了各种悖论性的表现。
立功很大的闵杰，坚决地推辞了机会；反而，更汲汲于立功受奖的宣水嘴，低功高评获得了二等功；然后宣水嘴口才好，日常也乐于表现自己，喜欢唱高调，是管理公共领域异化后的人格化代言（“出过一个经验，叫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属于后续的说真话比赛的潜在对立面，战后还被选入英模事迹报告团，将要参加全国性的循回报告活动，获得了新的表现机会。
同时，全团最老的连长邬国保，想要家属随军，如果“钢九连”打响了，那他得到一次晋升机会，促进私人目标的实现，就更有把握了。这样，宣水嘴的努力，在连长看来，就多了一些可取之处。团长也发现了宣水嘴好的表现，顺心顺意，当然，背后也不无坏的疑问。
在团长眼里，本团最老资格的连长邬国保，不是不行，而是团长本人有一个为公的私心——要照顾他自己起家的九连，留一个好连长在那里；原本邬国保有一个副营级的升职机会，出于这一小九九，被团长给压下去了。但是，转换一个思考面向和计算公式之后，为了九连的工作和荣誉需要的安排，就对邬国保连长个人，构成巨大的伤害。这样，在团长的视角中间，管理手段及其悖论性，就呈现出“以公害私”的对立方式。而且，李团长很快就要离开军队了，他对邬国保的亏欠，就再也没有弥补得到机会了，这对邬国保及其私人目标（想要实现家属随军）构成了永久的损害。
对于邬国保来说，个体的职务升迁，以及相关待遇差别，哪怕是他自己不在乎，但是，在旁人的眼里会自然形成比较。连队中间一连之长，邬国保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回到故乡，后参军的同乡职务晋升快，家属随军了，这就形成了对比，父亲的反应，妻子的表现，乡亲们在说话时都给予同情式体贴，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刺激，与职业利益升迁有关的激励手段，在故乡比在连队里，更体现出难于忽视的“社会价值”含量。在列车上心理冲突场合，他内心包含的小小生活目标，被闵杰提起，就引发他巨大的不适和情绪冲动，乃至于有了掏枪行为。
差不多同时，1984年石祥作词的《十五的月亮》这首歌，开始流传全国。歌词讲述一位在农村老家的妻子，思念军营里的丈夫，也许是在不经意之间，歌词对照了军营与故乡的公私领域，军功章与私人利益的复杂纠缠，小说数次设置了唱这首歌的情境。
彼时，大多数中国人口是在农村，军内多数干部战士也都是来自农村，歌词以妻子的口吻对照，“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班。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然后，1982年秋后近乎实现了全国性的分田到户，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似乎都只剩下私人性了，公共性就寄托在丈夫身上和军营里，所以，军营与故乡就呈现出一种公私领域的对照关系，歌词说“我孝敬父母任劳任怨，你献身祖国不惜流血汗。我肩负着全家的重任，你在保卫国家安全。”在国与家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公与私的对照，在潜在意义上，服务于私人领域的贡献，期待着在公共领域中间收获平衡或者回报。毋庸置疑，这首歌渗透了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也完美承载了“强化对私人利益激励措施”将会有助于公共性目标实现的改革设计与理念。
干群密切互动的管理公共领域及其异化表现与修复路径
从军功评定的审视眼光，引发的心理冲突，小说继续回溯军内从革命时代流传下来的管理传统，一个特殊的制度化的管理平台——革命时代红军时期确立并流传下来传统——基于官兵一致基础上的管理公共领域，在新时期的日常运作中间，也出现了很多异化表现，需要修复或回归正轨。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队伍，在上井冈山之前进行过“三湾改编”，由此确立官兵平等的准则，毛教员总结三湾改编之后的连队管理变革，其内容包括“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这一革新，是深刻认识到革命不可能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展开和完成，需要深入地挖掘红军官兵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去支持高水平的自觉与努力，然后，就在官兵政治经济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总和基础上，最小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激励手段，充分实现管理权和管理事务对被管理者开放，党领导与行政管理，都透过运营一个干群密切互动的公共领域去实现，在其中共同讨论和处理管理事务，发展各种自主管理程序。
同时，党领导体现为连队党代表，选拔和培训积极分子与党员，给予优先训练和重点引导，透过他们去带来全体士兵，党代表还指导士兵委员会进行反向监督工作，管理伙食账目和分伙食尾子等事务。士兵在参与连队内部的公共领域建设中间，在实践中学习并参与管理的全过程，然后，就成长为合格的公共领域经营者和管理者。这样，如同毛教员所言，红军就不再只执行一个单纯打仗任务的军事团体，而是要成为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依据毛教员当时给中央的报告所述，红军集中起来打仗的时间是一，而分兵发动群众和建设根据地的时间则是十。
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时代的党领导，意味着对于管理公共领域的运作与经营，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与政治化方向（对于个体觉悟和组织能力的发掘和培训），在资本主义单向自上而下的管理——得到重视和强化的行政与技术统治——之外，挖掘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自觉支撑力量。政治领导要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公共的成长空间，这个才是共产党区别于前人的关键，其实现路径是要把消极被动的群众，转化为具有自觉努力方向和积极主动的群众（毛教员谓“破除雇佣思想”），挖掘内在于人自身的自觉支持力量——而不是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管理与激励效果。这个对人的转化过程，在方法和效果上，都是“革命性”的，毛时代后期流行过一个口号叫做“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性路径就是人们自觉的高水平努力的实现路径。
解放战争期间，军队被赋予“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的职能，士兵在连队对公共领域的深度参与与学习过程中间，确实实现了政治化和人的全面发展，还受到训练成为一个管理公共领域的熟练经营者。1949年之后的早期，经过农村土改和城市的系列民主改革之后，基本上，透过管理公共化过程，积极的老兵（多数已经入党），能够在工厂或者农村作为“军代表”，参与接管并胜任基层管理岗位的工作，完成基层政权建设的革命性改造——领导“反封建把头”和“民主改革”系列运动，把在军内操练熟悉的官兵一致和管理公共领域带到全国各地，替代旧有的管理方案。
这样的政治改造过程，原先在红军连队内部，建设的官兵平等和管理公共领域，随着革命胜利和新的管理公共领域接管全国，就扩张到全社会，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这一方案的特点是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管理者以经营干群密切互动的公共领域为主要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入团入党，给予优先的政治训练然后去带动群众，同时，众多的积极分子存在和相对高水平的参与，也使得公共领域更有活力；这样，就打破了少数管理者垄断权力，去激励和控制大多数人的老式现代性方案——在那儿，人成为积极管理权之下的工具和客体。
军内的政治工作，是一个基于管理需要的公共领域，其起点和基础，都在于官兵平等，在新时期这个平等关系迅速被消磨，然后，得益于干群关系不平等的巨大发展，政工干部就有能力为自己的政绩需要，安排群众的表演配合。
老田曾经访问过一位参与过老山轮战的杨连长，据他的长期军旅生涯经验的亲眼所见，军内的官兵不平等也是逐步发展的。他本人文革期间参军，部队驻扎在河北某县，冬天住窑洞的时候，都是班长和老战士铺位靠门口，新战士靠里——因为里面暖和。日常生活中间，他刚离开学校和家庭，洗衣服等生活事务不熟悉，得到老兵和班长多个方面的帮助。他写信回家告诉父母，家里人很高兴，也很放心，小孩在外面是有人关照着的。同时，那个时候政治学习很多，干部和战士日常都混在一起，各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日常纠偏的第一程序和力量，真正的强硬管理手段很少用。这样下来，战士们跟指导员也很亲，感到可以跟他无话不说，自己的家事、烦恼乃至于困难，都可以说，还能够得到多方面的回应和帮助。
他说到了1970年代后期，整个儿的氛围变化就很大，干部手上的权力大了，肯定也有些是选择性地使用，有些士兵希望入团入党、提干和转志愿兵等等，都需要档案记录表现好，基层干部推荐，此时的档案记录多已转为干部私下里掌握，不再是跟群众一起集体讨论的结论了，这就多了找干部拉关系的事情。
然后，就看到有新入伍战士给老兵或者班长敬烟，说话开始带有奉承和毕恭毕敬的意味，整个社会都那样了，也带到部队里面来了；一些会来事儿的新兵，探亲回来之后，班排连干部，都有礼物送上。不过，那个时候（指1980年代初期），还没有直接送钱的。慢慢地，干部有了小食堂隔间，不再跟士兵一个桌子吃饭；士兵为了请一次探亲假也有各种说好话，有点要拉关系的感觉。从前是连队指导员跟战士比较亲，战士有事儿也去找指导员说话，政治工作虚化了之后，后来官兵关系疏远，战士跟连长更亲一些，因为日常训练在一起有熟悉感。
这位杨连长还说到，文革后几年的报章上，舆论宣传与否定文革配套，都说这一代亲历文革的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轮到我们上老山轮战的时候，部队最后阶段进入隐蔽地集结，前方已经开始了炮火准备，等炮火一停，我们就要进攻去拿下阵地了，当时我的心里就一直在打鼓，不知道等下进攻命令下达，部队发不发得出去，如果发不出去，那肯定要自己在前面带头冲锋了，结果还好，士兵表现都还都是很勇敢。连里有一个士兵是江苏人，家里已经有了工厂，等着退伍回去跟着父母干的，入党和立功什么的，对他来说，对以后的前途没有多大影响，但他的表现还是十分勇敢，就是立功和勇敢作战光荣的思想，革命时代的英雄主义教育和精神都还在起作用。
在闵杰的亲历中间，九连群众的参与和表现，被异化为无节制的思想境界拔高的演说比赛——给自己的私心杂念扣上各种落后帽子，以昭示觉悟和思想境界的巨大提升，这样一来，就既不针对具体的管理事务，也不服务于多数参与者，仅仅与政工干部需要的工作成绩关联起来了——为此似乎大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表现义务，而非体现政治性的参与权利；原本是士兵的政治主体性的实践领域，在丧失了官兵一致之后，就逐步异化为一种众多客体的自我呈现——作为政治工作格外有力的证据，来体现干部（指导员）的政治工作深度与工作成绩的高度。
此种管理公共领域高度异化的状况，毫无实效不说，也为群众所憎恶，团长李隆生设计了“说真话比赛”，来进行纠偏和修复：
“为什么要来个说真话比赛呢?党不是天天号召我们说真话吗？实际情况是，咱们有时说真话，有时说假话，半句是真话，半句是假话，说到最后，连自已也下认识自已了。整天英雄部队长，英雄部队短的，谁封的？不就是报纸在宣传吗？可有些人还嫌够，还要给自已再编点神话。想想咱们从前拉稀的日子吧，谁也不是天生的英雄！”
“有点私心杂念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不得了了？就降低咱们共产主义水平？就给干部脸上抹黑了？当然，如果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个个都是共产主义战士那当然好了，可这实在吗？明知做不到，还非要这么做，那不是骗人吗？你自己骗人不要紧，还弄得别人不敢说真话。这是什么风气，就为这个，有必要开展一次说真话运动，比赛说真话！”
“从前，就是咱们部队，出过一个经验，叫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那叫什么狗屁经验？叫我说，有点私心不算丑，说假话才丑，十全十美不光荣，说真话才光荣。好，现在从我开始，我说完了连长和指导员说，然后各排长和司务长说，战士们要说也可以，不说不勉强。但干部一定要说，不说不行。就说这次调防以后心里那些小九九，一句批评词不要，就要干货。看谁亮得有水平，看谁当着五十几名战士的面说假话——谁编谁倒霉，这是团长李隆生的命令，有顾虑的现在举手。”（P411-412）
李隆生团长先说，连长邬国保随后说，“其实一个出征在外的军人有什么大不了的私心杂念？无非是一点名誉地位上的小小想头，一点家里长短的小小牵挂。而官越小那想头就越小，年纪越大那牵挂也就越多。几个人一比，倒是团长李隆生的私心杂念最有水平，这下子，全都放开了。”（P413）
那个所谓的先进经验，是以干部越界的主体性（升官或者出政绩）需要，压抑了群众的主体性，所以，修复公共领域的正常运作，需要对干部的小九九，进行“斗私批修”。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维护管理公共领域的效能，避免其头足颠倒地“围着干部的需要转”的异化，也需要刻意地修复其前提条件——官兵平等，为此，毛时代格外强调“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差别），特别是晚期实践过“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等措施，让新提拔的基层干部保留工人或者农民身份；而为广大农民服务的“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等专业人士也维持农民身份，这些都是刻意地维护和修复革命传统所需要的前提。
曹老师很深刻的地方，是他能够以小说的形式，说清楚学界都没有能力说清楚的打问题，还能够很恰如其分地反驳各种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的话术——诸如说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不兼容私人领域，不兼容个体利益实现，要求“狠斗私字一闪念”，违背人性自私等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拔高和捏造。在小说中间，曹老师给出的潜在反驳是，基于管理公共领域，只需要合理的公私划界，不以私害公即可；同时社会主义守护一切私人领域的合理价值，在自我管理程序中间，维护和修复私人领域的健康发展，免除各种日常的零散侵害，从而给日常生活生产出更高的安全与秩序。
在江西根据地时期，以及延安时期和土改之后，以干群和党群密切互动的强大公共领域为抓手，曾经多次发起并有效地改造和抑制过“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的“二流子”，给司法领域对下服务延伸不足的农村地区，自下而上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各种“秩序隐患”。抗战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年青外交官谢伟思，发现八路军根据地“竟然消灭了土匪”——他在几十年之后的回忆录中间依然对这一成就感到惊讶，这个成就的取得并非依靠正规军的剿匪成绩，而是农村根据地建设中间被充分强化的管理公共领域，有能力从源头消除“二流子”和“失地农民”，从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秩序生产能力。更宽泛地看，毛时代国家镇压机器的规模与力量，远小于今日中国，但社会秩序远较今日为好，无他，也是单位制内部被强化的管理公共领域，发挥了内生的秩序生产功能。
管理公共领域在这个方面的成绩，体现为费孝通所界定的“礼俗社会传统”接管和替代“法理社会”职能——甚至表现出从社会底部接管国家镇压机器职能的部分潜力，揭示出国家消亡的某种底层路径——在基层社会足够有力并部分接管秩序生产功能时，国家机器对下延伸的高成本和正规化方式都不再是最好的选择。反面的证据表明，各种正规化的思路对于农业和农村而言，并不有效。在农村改革十多年之后，各种技术服务的市场化——从前的“人民公社八大员”膨胀为多个机构“七粮八站”，以及政府管理的正规化——基于政社分开和职能分设的思路，极大地膨胀了“脱产人员数量”，而这些人员都依赖农民有限的农业剩余去养活，结果在1990年代带来沉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在一些问题严重地区沉重的索求甚至大于农业的净产值。温铁军把这个错误的思路，称之为“高成本的上层建筑设计”压在“农业的薄弱经济基础”之上，此种想当然的改开思路陷入了“政府失灵”加“市场失灵”的双重死胡同。正是在这里，革命根据地建设内在的管理公共领域及其职能实现方式，则是一个低成本与高执行力的务实路径，也是老一辈共产党人能够走出国民党政权建设“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这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能够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战略胜利的关键支撑点。
真正的管理公共领域非常有力量，使人们学会剖析自己，并寻找个体内在于集体的合理方式以及自己与集体目标的契合点在哪儿。基于说真话比赛披露出来的信息，闵杰的一直心怀愧疚，他虽然战功不小，但他在战场上自认为有严重失误，在获得对越南女兵的优势之后一时手软，结果后来对方获得机会开火打死了班长。他一直认为自己对班长牺牲要负责，不要军功，甚至异想天开，想要偷拿武器逃回战场去，这些都与负疚心理有关系。就这样，全连最能干的班长牺牲了，抱怨谁？因为闵杰的心软，还是别的？团长说要抱怨战争贩子——战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在闵杰说真话之后，战士李小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揭露了亲眼目睹宣恒水的自伤冒功行为，这样，就要求宣恒水交出军功章，引发其情绪失控拿出手榴弹相威胁，最后导致手榴弹爆炸；团长处置虽然及时，但因伤失去了左手，这就铁定了他必须转业离开军队了。
管理公共领域的退场与组织人事制度变革的相互匹配
管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实践中间学习管理的“非正式学校”，支持了从工农兵一线培养和提拔干部的组织人事制度。反过来，如果这一普遍性的管理实践方式被放弃，那么从劳动者中间提拔干部的依据和凭借，就不再存在了。
1980年，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在人民日报发文，很具体地谈到干部来源变化的内在逻辑：“全国现在有脱产干部一千八百多万名。党的干部队伍，总是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要补充新干部，从哪里来呢？胡耀邦同志和我都曾讲过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最近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又进一步作了讨论。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因此，今后吸收脱产干部，应当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严格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条件，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能提，但必须挑选年轻、有文化、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直接来自工农，干部中知识分子很少，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在小说中间，团长是士兵起家的英雄，是参与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老军人，而政委是知识分子出身，在新时期政委那样的资历，留军可能性更高，这个不同的前途与差异，部分揭示出老传统与新的选拔标准之间的潜在关系。小说中间，修复公共领域原本是政委的工作范围和职责所在，但从前九连的政治工作与公共领域是异化的，最后阶段的“讲真话比赛”及其对公共领域的有效修复，却是源自团长的命令，并且是团长和连长带头实施的，这个安排也有隐含的韵味在内。
马克斯·韦伯强调管理与制度的“非人格化”，这其实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常见的路径，学校教育更多地内化了这个部分的思考与想象力，然后，落实到具体管理进程中间，就是更少关注活生生的人，以及面对实际进行具体纠偏的各种需要和事务。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在这样的想象力中间，很容易把人工具化和客体化看待，引入各种最大化的“价值榨取”方法。小说中间，没有涉及到管理公共领域异化的想象力来源，但是，这个异化方向肯定是与各种“非人格化”的管理想象力，关系更为密切。但是，管理公共领域并不是相对于法治的人治，法治人治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权统治方式，而管理公共领域则是根本相反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积极的群众参与而形成的领导权起作用机制。
源自一线的干部团长，和来自学院的干部政委，对于管理公共领域的看法，呈现出相当多的差别。宣水嘴那样的人，一切为了立功受奖，为此不惜自伤，这样，被充分异化的管理公共领域，也会选择和识别出新的积极分子群体。
在管理公共领域异化的反面，是李团长号召的讲真话，说有私心不可耻——这个不是也不应该是管理公共领域的对象和问题，可耻的是说假话——这个标志着异化了的公共领域，还要求干部带头讲真话，对士兵不作要求。这是对于公私领域进行合理划界，肯定私人领域或者与生活要求相关的“私心杂念”的正当性之后，在公共领域提出适当标准——私心杂念不得干扰公共领域的实际事务，若有干预，需要自我解剖和暴露，以接受大家的审视，惩前毖后。管理公共领域的运作，以说真话，去审查的既成事实——个人目标对于承担公共事务造成的不合理实际影响，而不是无节制地否定个人目标与需要去标榜觉悟高。
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说什么和怎么说，也一样成为问题。记者采写发表的报道，影响所及，似乎团内大伙儿都需要在高雅面具之下生活与工作——刻意地拔高表现自己，似乎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模范单位的地位；然后，宣水嘴对外的英模事迹报告内容，也是各种拔高。这是一个预示，问题是在二团九连发生和被发现的，但是，大小公共领域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互动模式本身，也揭示出同样的对照与疑问。
从信息接受与输出标准方面进行联系，进行交互映射和对照：记者对二团的报道内容，经过出口转内销，从外部反馈回来形成一种另类的输入；而宣水嘴的报告，则体现了小公共领域对于大公共领域的输出设计。小说透过这样的联系方式，把内部公共领域与外部公共领域之间的输入与输出关系，确立起来，让人们看到公共领域各种意见生产及其接受过程，所带来的内在异化问题。
小说中间涉及内外部对照情节，文字不多，捎带提到内部公共领域的部分外化表演，团队内部对外部报道的反应，内部的小小公共领域就与全社会的大公共领域，形成了些微的互动。有人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而宣水嘴的这个绰号，特别有趣，宣传在掺水之后才往外说的那张嘴，在一定程度上具象了新时期内外部公共领域在异化后的某种特点。
管理悖论及其深化——被废弃的管理公共领域以及即将到来的管理转型
军功评定，变成了一个象征资本之后，在转业回地方工作会转化为经济地位（职位和收益）。激励手段的可欲性提升，叠加了下前线之后，断绝了积累象征资本的机会，然后，仅有的那一次分配机会的公平性，在附加了后续的递延收益之后，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性并引发了冲突。然后，小说还把报章报道内容，以及准备的英模事迹报告的拔高设计，作为大小公共领域的互动逻辑来呈现，从局部窥见全局。
这样，曹老师这篇小说，从军功引发的悖论表现开始，潜在地对照了不依赖强化激励手段的替代方案——革命时代的管理公共领域及其运作，同时管理公共领域的良好运作则需要前提，当前提条件失去之后公共领域的运作本身并不能够保证有效，本身就有可能异化与偏离初始设计表现。小说的最后阶段，是一个对公共领域的修复设计，这样，就实现了逻辑上的完美列举或者旅行——从问题开始，到公共领域的替代方案（最初是异化的公共领域），最后揭示出修复的可能路径。
小说遗留很多未尽之意，改革初期的告别革命，放弃了红军时代确立的现代性方案——兼容人民主体性的现代性路径，引入管理手段的强化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安排带来的心理冲突。从前，普通的工农兵是在参与公共领域的管理事务之间，学会管理和得到提拔和上升的，此后，管理公共领域的封闭，意味着管理者或干部提拔，不再与第一线的工农兵相关了。
组织与人事制度的变革，同步配套进行，与公共领域作为基层管理平台的大范围消失有关，此后，也就不再从工农兵一线模范中间培养和选拔干部了，不仅是这部分人丧失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更关键的是，管理的内在逻辑和基础平台，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或者“范式革命”。
小说结尾部分，李团长的设计，找回了部分人的真实，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或者光明的尾巴，但，这并不是妥协或者无原则地粉饰现实。而一种能够让人看到出路的批判，才是深刻的批判。显然，在管理公共领域中间，团长发起的讲真话比赛，还获得了相对好的效果；这个状况看起来不难，但在新时期丧失官兵平等的前提条件之后，并不特别容易复制和重现；常见的可能，反而是服务于政工干部个体需要，让群众自扣帽子以表现觉悟高的异化和拔高，传统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偏离了管理公共领域的功能性需要，被干部个体需要所扭曲并大大地虚化和异化了。这一切，都在李隆生团长设计的“讲真话比赛”中间，得到了反向揭示与对照，人们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永远不需要为此取消私人利益目标或者各种私人领域的考虑，而是要真实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体实际的基础上，破除管理权垄断并培养个体参与集体事务的能力，从而把管理事务的解决，与个体的政治主体性表达与成长联系在一起。
而成功处置事故而伤残的团长本人，则可能的黯淡前途——转业离开军队且降级去地方工作，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恰好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出悖论性——真正有贡献的功臣，是难于得到新的管理体系肯定并获得合理回报的；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小说高潮的设计，以及李团长深刻领会的旧管理范式，随着他转业到地方，也肯定会过时了，这就有了很深刻的悲剧性内涵。
作为一种对比或者预示，小说中间提到，有一个团级军官转业到地方之后，降级担任副科级的公司经理，这种可见的损失还不是最为严重的；更为深层次的伤害和贬低，是他作为副科级可能也属于照顾性的安排——毕竟他在部队熟悉的管理公共领域模式，在新时期的地方不再适用了，他过去的管理资历和经验等于归零了。
在小说中间，李隆生团长，还有邬国保连长，作为从士兵提拔起来的老一代干部，都很有可能要与即将退场的管理公共领域，分享同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订
【文/老田，知名独立历史学者，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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