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
最近，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舆论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许多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而具有原则意义。其中，如何看待和估量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说明一下，有没有阶级斗争同是不是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同的两回事。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一个社会的客观状况;是不是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一种工作方法。所谓“纲”，指的是党的中心工作，抓好中心工作，就可以带动其他工作。确定“纲”(中心工作)，取决于社会主要矛盾。任何社会都是存在多种矛盾的综合体，但其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它制约着、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抓好中心工作，把它作为“纲”，带动其他工作，这叫做“抓纲带目”、“纲举目张”。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那是做不好工作的。如果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错了，那么确定的“纲”(中心工作)也就错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转变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党的中心工作也应该转移，即从抓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党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显然是错误的，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这个教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实证明，这一转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但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意味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而不等于完全否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讨论中，有人故意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有没有阶级斗争混淆起来，利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一提到阶级、阶级斗争，立即有人起来反对，理由是“阶级斗争为纲”又来了，甚至说这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于是造成一种氛围：“阶级”两个字成了一种忌讳，谁也不能讲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更不能讲阶级斗争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实际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问题)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没有阶级观点、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是说不清楚的。
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怎样估量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无法回避。但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才能回答。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才逐步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
大家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列宁曾预见到阶级斗争还将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长期存在，而且有时会相当激烈。他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1)
但是，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再存在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社会主义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矛盾(更不用说阶级矛盾)也消失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而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违反辩证法的，然而却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持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一旦社会上出现矛盾、尤其是出现阶级矛盾，他们就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原因，归结为是帝国主义派遣来的间谍所为。
毛泽东运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罢了。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怎么估计阶级斗争的状况?毛泽东化了很大的精力来探讨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成为论战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2)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遭到坚决的反对。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论断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险些遭到颠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3)而苏东剧变则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
我们看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那一段历史吧。那时，苏联的政局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无常，政治性事件层出不穷，今天这里罢工，明天那里罢课，时不时又爆发流血冲突。政治组织不断产生，宣言满天飞，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纷繁复杂的局面面前，人们不知所措。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加上戈尔巴乔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推行什么“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思想搞乱了，因而根本看不清楚问题的实质，也找不到对付复杂局面的正确方法。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沆瀣一气，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入手，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他们抓住社会主义实践中某些失误和弊病做文章，污蔑和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动摇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搞乱了他们的思想，涣散了党的组织。习近平同志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换大王旗”，一夜之间。第二步，敌对势力利用党员和人民群众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机会，煽动群众，不断组织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罢课等活动，并成立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直到解散苏共、肢解苏联;第三步，敌对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把公有财产实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样的“三部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规律性，值得我们深思。
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苏联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否定阶级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苏联政局的剧变表明，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早在苏联演变这一事件发生之前35年，毛泽东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显示出他的战略眼光。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估计也有过于严重的一面，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把这一论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他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的估计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估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特地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4)薄一波同志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5)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无数事实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敌对势力仍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的政权。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一个例子，近年来出现的《08 宪章》这一类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以及最近有人想把东欧、中亚、北非的“颜色革命”引到我国来制造街头政治，又是一个证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还相当激烈，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等各种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轮番登台。“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最近围绕王伟光同志《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发生的集体围攻，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此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有所发展，处理不当，也会尖锐化。第二，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一球两制”，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竭力向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来说，国际阶级斗争就更为激烈。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老实说，国内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权的活动，背后都有国际力量的支持，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只有到了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拥有了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才会从根本上消除。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6)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前，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夸大阶级斗争，酿成了严重后果;目前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缩小、甚至否定阶级斗争，如果不予以纠正，那同样也会导致严重后果的。
我们党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方面，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了，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7)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8)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两方面一起讲，才能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状况。
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分析的。他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9)
不能不看到，这个结论，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才得出来的，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在阶级彻底消灭之前，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论断，不能动摇。当前，理论界弥漫着一种否定阶级、阶级斗争的氛围，我们更应该重申这一科学的结论，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6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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