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统的特性主要取决于系统的空间结构，而非简单的数量堆积。具体说，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并非由GDP数量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而取决于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良好的空间结构结构产生相应的良好经济功能。
以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为例，每种蛋白质的含氮量很接近，平均为百分之16，但其功能千差万别。蛋白质的分子结构：由一条肽链形成的蛋白质只有一级，二级和三级结构。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多肽链形成的蛋白质才可能有四级结构。一级结构指蛋白质多肽链中氨基酸的排列顺序; 二级结构指多肽链局部主链的构象，也是该段肽链主链骨架原子的相对位置包括螺旋折叠、转角和无规卷曲;三级结构是指整条肽链中全部氨基酸残基的相对位置;四级结构，含有两条以上的多肽链的蛋白质才可能有四级结构。蛋白质的生物学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与它的一级结构，蛋白质的生物学功能是蛋白质分子的天然构象所具有的属性或所表现的性质，一级结构相同的蛋白质，其功能也相同，二者之间具有统一性和相适宜性。
粗略地讲，农业排在第一顺序的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排在第一顺序的时代是工业经济;当信息业排在第一顺序的时代就有可能产生信息经济。但这仅仅是经济的一级结构。经济的二级、三级、四级等结构进一步产生复杂的经济功能。如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变革就必须向着信息业为核心，有机地组织各种经济因素而形成经济系统的协同状态——协同经济，这样的经济才具有最先进、最发达的功能。
在当前的全球格局下，中国经济系统优良结构的形成不可能只依靠简单地复制美国模式而产生。美国以世界霸权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模式，中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随意复制。德国、日本曾经一厢情愿地复制英美模式，争夺世界霸权而演绎成了惨烈的全球性战争，几乎毁了整个世界。历史证明那不是有效的方式。
从而，中国经济系统的优良结构的形成就只能主要依靠经济模式创新。在学习美国先进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创新模式以至经济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要对马云之类的网络商业模式和网络金融模式等有关问题“小题大作”，不依不饶的根本原因。忽视了马云等的网络商业模式和网络金融模式、小米的制造模式、义乌的廉价生产与销售模式、华为的技术创新与销售模式、厦门建发的资本运营模式、金龙汽车的大规模定制的制造模式、高铁的技术创新与运行模式、北大荒的大农业创新模式、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机耕队的农业服务模式、中国航天业的创新模式、中国军工的飞机、军舰和雷达创新模式、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新药创新模式等等一系列的自主模式创新，不去全力扶持与推广，并主动将其结构成有机经济系统，而任其自生自灭，或者为美国所控制和利用，则中国的经济结构变革与经济的高度发达就会成为泡影。其前景就只能是美国的经济附庸，永远地充当人家的附属品而无法发达起来。
同时，还必须自觉淘汰失败的东莞加工模式和色情产业模式、某些电脑的组装模式、洋货仿制假冒模式、股市与普洱茶等的投机炒作模式、传销诈骗模式、洋买办模式、不顾污染环境的贱卖资源暴利模式、房地产官商勾结暴利模式、银行高利率差与高收费暴利模式和占山占道为王的土霸王暴利模式，清除经济中的毒素，保障经济健康运行。
因此，从扶持与推广自发产生的优秀模式创新开始，到一步步探索出自觉的模式创新体制的建立，必须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而不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经济政策。
有论者指出过：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分工，最终导致了产业在不同国家的集聚，从而产生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结构问题。但对结构的关注，并未因结构问题的出现而兴起。
早期的经济理论很少注意到结构问题。在亚当·斯密时代，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是产业发展的主流理念，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相继迭起的远洋航行，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发展煤、羊毛织品，都与当地的地理资源分不开。加之，当时资本主义市场正在形成中，生产表现为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赚钱，结构当然也不会受到关注。与这种形势相适应，新技术倍受瞩目，发明家成为社会“贵族”，是生产的决定力量。谁拥有了新技术，并在生产中广泛推广，谁就拥有了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话语权。工业革命后，德国在欧洲的崛起，电气革命后，美国的后来居上，无不都是技术精神的反映。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改变了人们对结构的漠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阶段，工业经济主要依靠泰勒的管理理念与生产的流水线技术推动，由此决定，生产向最大的可能性边界一步步靠近。当时即使是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国家在全球也总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市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改变了。最早是不具有比较依势的工业国家感觉自己的市场逐渐被拥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国家吞噬，尔后，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国家也感觉市场正在缩小。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发现了这样一条事实：即有些工业品好卖赚钱，而另一些工业品不好卖并且不赚钱。这就是结构问题。日本是最先认识到结构问题的国家，虽然在产业结构是战后日本经济振兴的原因还是结果上说法不一，但优良经济结构无疑是日本前进的主要因素。当年日本与美国、欧洲形成世界经济战略大三角时，国家对结构的关注事实上超过了对技术的关注。由此，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些工业品好卖赚钱，而另一些工业品不好卖并且不赚钱的事实源于两大因素，产品功能是否最佳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产品生产、销售与服务的成本是否低廉。这就必须依赖于生产、销售与服务的结构模式的先进性，成本的低廉性，服务效能的高效性。于是结构模式创新迅速成为决定性因素，谁不重视谁就会被淘汰。
从系统协同状态的原理看问题，协同学指出系统自组织现象从无序到有序转变，关键在系统内部，在于各子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协同现象。协同学认为，为数不多的参量就完全确定了系统的宏观行为并表征系统的有序化程度，被称序参量。那些为数众多的变化快的状态参量就由变化慢的序参量支配。这个序参量一经确认，就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运动状态，直到这个参量被消亡或取代为止。这一结论称为支配原理，它是协同学的基本原理。而在当今先进的经济系统中，信息子系统日益成为组织整个经济系统有序化、协同运行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信息子系统中关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物联网模式、网络金融模式和大规模定制与3D打印之类的新制造模式很可能成为形成中国今后经济系统协同的关键性因素。不从战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创新将造成中国经济振兴最佳时机的丧失。
从战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创新必须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家鼓励、扶持模式创新的产业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全民资本风险投资机制和对创新者协议控制制度的建立。
其二，国家创新基金投入的有效制度，彻底纠正大量的创新资金被假专家、假教授和无良学者所骗取、浪费的病态机制。并建立基础性研究不断加大有效投入的机制。
其三，迅速扭转学术流氓驱逐有才华的学者、创新人才，大量优秀创新人才在中国得不到重用，大量流失而被美国所利用的可怕现象。以及优秀创新人才得不到有效关照，物质待遇极差，健康状态恶化，甚至夭折的可怕现象。提高科技、教育人才的薪酬待遇，反对平均主义。形成有效留住并重用的人才机制。
其四，迅速扭转大学乃至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官本位教育、奴才教育、崇洋教育的怪现象，确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能够培养创新人才的人格教育机制。彻底消除学校的官僚化(行政化)，由王亚楠、陶行知、蔡元培一类的真正的教育家管理学校。严禁从幼儿园开始的所谓双语教育、留学低龄化和鼓吹高考状元等，撤销义务教育的绩效工资制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无穷无尽的达标检查考核，健康化教育体制。
并且强化对新生的网络商业与生产模式、物联网模式、网络金融模式、大规模定制与3D打印之类的新制造模式、分散式绿色新能源、三网合一和高铁与江河运输网和网络科技推广等模式创新与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形成协同经济格局的经济学等基础性理论研究，以推动中国协同经济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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