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面对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强悍起来的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的根本大计当然在于深化内部改革。但在内部改革阻力重重，难以立竿见影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利用本国海军仍处于优势的时候，对日本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可是，庙堂之上的清廷高层，却大多只知道消极防御，从来没有想过积极还击，更不要说主动出击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缺乏气魄和智慧，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小人物。
大时代 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名叫姚文栋。
188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11年，清廷委派黎昌庶为驻日公使，黎的随员中有一位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清代通判为地方知府的副手，况且还是“试用”，职位是不高的。但小人物自有大胸怀，他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希望“印给外海水师各营”。
这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作者为时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局的汉学家、史学家中根淑(1839~1913年)。书中专讲日本山川险要、地理、气候、人情、风俗、政治、历史、物产、户口以及战史、战场等，是近代日本国第一部军事地理志。
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此书本为陆军军人课本，而今为小学课本”，“今也兵农一途，举海内皆兵。小学生徒能读此书，详山势水脉险夷广狭，则他日或从兵事，攻守进退之划策，有思过半矣。然则此书名为地志，实兵家之要典，而小学生徒不可阙书也。”
由此可见，日本明治时期全民皆兵的国防意识。
姚文栋在翻译全书的同时，还在卷首进行战例分析：元朝进攻日本，专攻其西，日本得以全力防御一方，因而得胜。他引用了日本历史学家赖襄的观点“元幸自一面来耳，若自四面来，扼吾要喉，断吾粮道，杜绝吾兵之策应，其祸岂可胜言”，并点评道“此诚破的之论，兵家与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在分析对日作战的两条海上攻击通道时，他认为一条是“上海历长崎、神户而达横滨”，“自长崎至神户者必经濑户内海。其间岛屿棋布，节节可伏，且一入下关口峡，彼若以兵绝吾后路，则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时，此道不复可行”;另一条是“自香港至横滨，即彼所谓南洋，一水汪洋驶行无阻，可以直捣浦贺，进逼品川，东京、横滨皆震动矣。此正道也”。
“武斗”未输 先输“文斗”
对日本陆上的战略要点，姚文栋也剖析得十分清晰。
他收集记录了当时日本陆军步、骑、炮、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还有各军、师管区、近卫军、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军的总人数，依中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一书中，并特别针对给中国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之。
姚文栋由东京乘车前往横滨途中，遇到“二客论邮便新闻及朝野新闻、近日所刻日本水师策略”，遂将两人论说要点整理，附录于书中供国人参阅。
可惜，姚文栋不是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海军司令，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远见卓识一展抱负。当时的海军领导人另有想法。
与姚文栋际遇类似的人物，还有清政府派遣国外的游历官、时任兵部郎中傅云龙。他所著的《游历日本图经》中，有《日本疆域险要》一章，是以用兵的观点对日本作军事地理的分析，可谓字字珠玑，论说精到。
如果在西方或日本，这两个人可能当海军司令，但在晚清中国，他们注定只能默默无闻。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清廷大多数当权派，仍坚持认为，大清国国门之所以被攻破，无非是洋人“船坚炮利”而已。
就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创新型军事理论人才郁郁不得志之时，他们的日本同行，却不仅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也帮助日本国抓住了难得的机遇。
早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民间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年)便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声言：
万国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也。”
此后，吉田松阴(1830~1859年)更进一步建议，加紧扩充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就应先开垦北海道，然后征服琉球，继而“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
日后，明治政府正是按照这个规划，步步为营地走出孤岛，向他们长期觊觎的广袤大陆推进。
国运与命运
1884年，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策动政变，企图夺取其控制权。当时中日双方海军实力接近，清军还占了地利，可以直接用轮船把直隶地区的部队海运到朝鲜，总算侥幸遏制了日军的图谋。
此次行动失败后，一些日本主战派人士不免慌了神，毕竟中国大、日本小，他们非常害怕拖得越久，中国越强，所以力主抢在中法战争结束前对华开战，以收两线夹攻之效。
但是，即将登上权力巅峰的伊藤博文(他于1885年12月出任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却看出清国改革力度有限，并警告说，此时日本尚未做好开战准备，如贸然出兵，只是平白帮法国的忙。
伊藤博文甚至辛辣地说：“中国以诗文取文，以弓马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
他坚持，倘此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事，反而“是催其速强”，而“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总之，伊藤博文主张暂时忍耐，加大内部改革力度，并明确提出了“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的施政要领。这个结论得到了日本决策层的认可，随后的历史发展，宛如是在给伊藤的宏论作一个精确的注脚。
再看看同一时代在英国学习的中日两国的留学生后来的命运，局势就更清楚了：
伊藤博文先后担任四届内阁总理大臣，号称“明治宪法之父”，而同样才华横溢的严复，却只能做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学者。
东乡平八郎成为日本一代海上名将，刘步蟾等却只能当一个中级军官，在一场指挥混乱的海战中，悲剧性地以身殉国。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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