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道路在哪里(之五)
“私有制才对环境具有适应性”这个教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行动上，已经深入人心，不准动摇。在当今，“人间正道私有化”，“公有制只有死路一条”等等，成了我们这个地球——不，我们这个宇宙的“绝对真理”。
拙文《经济左转靠谱吗?——中间道路在哪里(之四)》，对这个“宇宙真理”提出了质疑。有人不高兴了，说我把人类与蚂蚁比，太没素质，想退回去做原始人云云。这让我想起了“进化论”。达尔文说“猴子是人类的祖先”，这令英国绅士们怒不可遏：“瞧见没，达尔文自己都承认，猴子是他爷爷”。还画了一幅漫画：达尔文的屁股上长出了一条夸张的猴尾巴。
为了“不退回到原始人时期”，我就拿有素质的现代经济学接着讲下去罢。
主流经济学有个无须证明的公理：公有制一定效率低下，私有制一定效率很高。这成为国有经济不断被改革大板斧“奥特”掉的坚实理由。事实真是这样吗?显然不是。
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就不去回顾了;当下私有制市场经济周期性的危机灾难，也暂且不论。我就说说“效率”这个主流经济学最兴奋的话题。从经济学专业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比较效率，公有制的初级形式之一——国有企业，也并不输理。且看下面一段话：
——(西方主流观念)危害更大是变相的“洗脑”。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觉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确实有所改善，而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态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观念的一种“洗脑”。
如果我问：“上面的话是谁说的?”估计主流公知一定会说，这指定是思想僵化的左派学者的胡说八道陈词滥调。
不好意思，说这话的不是“想退回到原始人”的左派，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副教授宋铮。这是他在“第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会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的一段话。
宋铮“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出色研究”，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大概也是迄今为止“孙冶方经济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我在复旦大学官网上百度了他的简历：
宋铮，男，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成果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等经济学期刊上待发表并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设课程包括：动态优化、高级宏观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本科生)、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前言专题、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硕士研究生)、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生)。
看到这里，主流们是不是很郁闷?在获奖感言中质疑西方主流观念“洗脑”的学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有素质的海归。为什么我要拿海归而不拿马克思主义学者说事?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事实：就连主流经济学中有良心的学者也看不下去了：“国企效率低下”并不是事实！
记得我在《经济学家》担任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大概在2000年前后，我收到复旦大学一个博士生投来的一篇论文。题目我忘了，内容是关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效率比较”。作者用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国企效率高于私企效率的结论。很遗憾，这篇有着“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准的论文最终没能通过终审，理由是：太敏感。
其实，很多学者早就证明了国企效率高于私企效率的事实，且这个事实还在不断被证明着(近期的比如龙斧教授等人的学术著作)。这个客观事实之所以被主流视而不见，甚至被屏蔽封杀，个中原因说出来真让高大上的普世价值情何以堪：就因为这个事实不符合普世价值的私有化主张。如此而已。
又想起了那句让民主斗士泪流满面的、最有素质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真的吗?
马三立说：“逗你玩”!嘿嘿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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