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0年代末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为对彼时战无不胜的所谓“新经济”（New Economy）概念的一种修正。我认为，即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信息密集型产业，但资本仍然处于核心位置。其实，新经济并非崭新之物；今天，全世界并未实现经济的永久快速增长，相反，在75年间却首次陷入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的经济危机，后者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亦是新经济的中心。2008年底的经济危机成了历史上的一次转折点，它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那些熟视无睹的事情，譬如，构成一对二元社会关系的劳资双方。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仅仅是某一历史瞬间），成千上万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迈入劳资体系当中：中国、印度、苏联及其他地区皆是如此。雇佣劳动的超常增长已经吸引了诸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处于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它也正在极大地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流通路线（circuit）。
各地的资本方都竭尽全力，试图从新兴的、数量庞大的雇佣劳动群体中获取更多利润，这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整体性失衡。日本已经饱受价格水平停滞不前甚至通货紧缩之苦，现在，美国亦开始遭遇同样问题，上述情形证明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众多商品已处于长期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大卫•哈维将这一思路发扬光大，他指出资本对劳动力成本的成功遏制（新的、开放的雇佣劳动群体的唾手可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成功”）引发了有效需求的危机，即全球消费的现存结构如今阻碍了资本的持续增长。当前，对经济发展有着绝对话语权的精英们称为“全球需求的重新平衡”计划正在进行，这注定是一条充满抗争与争议、崎岖不平之路。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工薪阶层而言，它更像是一次严重并延长了的失业过程，伴随着对既存生活水平的激烈冲击。危机管理，以及围绕着应如何回应上述问题而引发的在政策层面上的冲突也成为了当今的法则。
▲ 大卫·哈维 ｜ 图源：Google
但这仅仅只是“重新平衡”叙述的一面而已。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有来有往的互惠式的变化则构成了该叙述的另外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雇佣劳动可以如下定义：它无法生产维持其自身再生产所需之物；雇佣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都是由其他人生产。就此提出的第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是仅仅透过私人日用品或集体性商品能否满足工人阶级的消费需求，这一点在赵月枝的文章《手机之后，还有什么》中得到清晰的论述。在美国及其他地区，该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当今中国的情势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中国的雇佣劳动者（根据林春的统计，2003年共有3.5亿雇佣劳动者）只能凭靠购买其他雇佣劳动者加工制造的私人日用品维持生计。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里引发了消费的全面衰退，因此向工薪阶层提供低成本小商品已逐渐成为不断拓展的产品市场与营销战略的紧要议题。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工人群体的工资上涨被媒体大肆报道。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工薪阶层消费水平与购买力的增长这一事实坚信不疑，就如同它们相信经济萧条只是影响了北美与欧洲人们的消费能力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公司资本已经转向更具诱惑力的其他目标群体：上流与中产阶级。古姿、爱马仕及其他奢侈品制造商已将他们的增长战略东移，满怀希望将产品兜售给劳资关系的高端一方：资方及其附属的社会阶层。在此，我忍不住要举如下例子：一个约莫在1850年代从中国被掠夺走的清代花瓶，去年秋季在伦敦的班布里奇拍卖行拍出约人民币5.5亿元。《纽约时报》一则评论认为，“随着中国财富的急速增长，中国大陆的买家已成为推动中国古玩价格走高的一支主要力量。”
▲ 保利北京秋拍预展厅 ｜ 图源：搜狐
然而，必须承认消费者产品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工薪阶层的消费情况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以手机市场的变化为例，在过去无线电话发展的15年间，诺基亚成功地开拓并赢得了大众市场，但是这个公司却没有对所谓新兴市场中雇佣劳动者数量的增加或者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衰退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今，它赫然发觉自身已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当中。苹果、三星、黑莓及其他公司正逐渐抢夺高端市场的份额：大约五分之一的购买者能够购买最新一代的智能手机（2010年12月，全球14%的无线用户都在使用3G网络）。而在消费者市场的另一端，是几近30到40亿的手机用户或潜在的手机用户，他们集中在中国，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等地，购买价格低廉、没有标明产牌的手提电话，这个数字现继续往上攀升。实际上，无论对于手提电话制造商还是电信服务提供商（他们都面对着平均每用户利润降低的问题）而言，价格压力骤然上升。包括跨国资本在内的资本/方不得不直面、同时承认针对全球工薪阶层这个新兴群体而展开的步步为赢的销售战略。
雀巢、家乐福、宝洁、沃尔玛等几乎所有处于领先地位的消费者产品制造商与零售商正不遗余力地接近这个庞大的低端商品消费群体。据《金融时报》报道，当下，沃尔玛“在中国的销售战略是将低收入与农村地区的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目标客户，由此发展出源自于拉丁美洲市场的‘密集型卖场’模式”。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带来的收入在保洁公司年度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2004年的23%上升至32%。
有了这个重新调整的销售战略作为支撑，中国的大众媒介也迅速地现代化起来，并获得了再次发展的可能。兼并集中已是大势所趋，正如省级电视网已形成六大全国性媒介集团，上海文广就是其中之一，于是一个更为稳固的寡头型结构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它极力迎合那些强调“透过产品布局战略、开发全国市场”的广告商。另一方面，新媒体，尤其是社交网站的用户基础日益成为已习惯传统媒体的广告商重新思考的问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仅有9%的受访者觉得社交网络上的品牌打扰了他们，有48%的受访者会主动寻找它们。中国信用卡用户的不断增加（即便美国的信用卡用户减少了数百万）则成为了新的销售战略的另一要素。
那么，谁建立了这个现代化的销售与媒介营销的基础结构，并从中获取远高于建造成本的巨额利润？诸如上海文广、联想、百度、腾讯或者阿里巴巴等中国集团或公司将会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吗？亦或需要凭靠苹果、微软、亚马逊以及沃尔玛这样的外资企业？近一两年的发展趋势表明，上述问题的答案已开始显山露水：主要是中国企业将主导这一进程。
▲ 阿里巴巴公司大楼 ｜ 图源：新浪
倘若中国企业成功占领急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这对于世界政治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发达市场经济现如今处于缓慢增长的时期，这样的发展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疑是难得的契机，并能为其战略性的调控手段留足空间。反之，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它也不容忽视，毕竟，跨国性已成为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中国企业必须具备有效的（意即有竞争力的、获利的）跨国规模。它们在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上取得的成功使其更易于展开兼并、合资等商业行动，甚至与那些已牢牢占领众多市场的跨国大公司形成战略联盟。美国的跨国公司（首推高科技领域的跨国公司）拥有庞大的流动资本，并有可能挪作此用。2010年12月为止，苹果、微软与谷歌等公司囤积现金已高达900亿美元。当前，尽管收购与兼并之风再起，但这种货币资本却再次被阻挡在非金融投资的大门之外：它是一种现金囤积的经典模式。与中国企业的联盟或许将稀释它的威力，大概它是中外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因素之一。
除了中国雇佣工人的购买力问题外，还有另外一些攸关重要的问题。直到现在，我在文章里一直有意避免使用“社会阶级”或者“阶级关系”这样的术语。新的、庞大的雇佣劳动群体的壮大是否等同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工资关系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性概念，但这个概念框架内包含哪些内容？援引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话——“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那么，中国工人阶级是由哪些社会与文化物质所构成，亦或它正在被形成或者自我形成中？社会性别、族裔以及职业等因素如何交叉作用，对其发展有何影响？它与其他社会阶级（譬如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今的阶级形成如何既利用又否定毛泽东时代大型工业劳动力的优先发展？
当下，关于阶级的问题也重新获得了关注，因为阶级形成与阶级重构几乎与信息处理和传播的技术变革亦步亦趋。工薪阶层赋予其群体的文化表达形式与传播模式以什么样的特征——它们不仅仅是地方性与全国性的，亦是全球性的？传播形式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中国工人阶级接受与改变？新媒体对阶级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是否有助于（或正有助于）中国的雇佣劳动者形成他们的阶级经验，亦或拥有集体能动性的意识？
尽管有加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与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等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可我认为传播与媒介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处理上述复杂的议题。这不仅仅因为“阶级”已经从主流学术传统中被清除出去，更为紧要的是，为数不多的、对阶级概念仍然心存疑念的学者却不得已将资本主义阶级权力作为首要问题，即在一个更为中心化、占据主导地位、看似稳固的阶级统治体制中传播的角色究竟为何。
庆幸的是，已有一批研究开始回到上述议题上来。邱凌川研究了信息通讯技术如何充实了他称之为“一无所有”的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再生产过程，以及如何建构了一个“工人阶级网络社会”。于洪（音译）对信息通讯技术领域内制造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与阶级背景的描述则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提醒着我们阶级不仅与消费息息相关，也与生产密不可分。赵月枝采取了一种关系型的阶级概念，一反以往收入与地位占据中心位置的分析路径，清晰地展示出在中国媒介体制内，结构性矛盾与相互冲突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社会事件（social drama）。依我看来，只有进一步审视传播与媒介如何型塑被视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才能有所斩获。
接下来请容许以我更为在行的他国历史为例阐明我的观点。
在以工匠为基础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初期，书册与报纸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传递、散播工人阶级的观点与立场，并作为政治与社会文化论争的导火索，它们自身也以各色方式帮助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与经历。这个过程有可能是蓄意的，有时也许并不引人注意。在描述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爱德华•汤普森论述了大众媒介尤其是“积极的、激进的大众”的重要作用，这一点颇有深意。他的论断 ——“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争取出版权利而进行如此尖锐、如此大获全胜，而且同工匠和劳动者的事业尤其一致的斗争”——被诸如帕特利亚•霍里斯（Patricia Hollis）、约尔•维纳（Joel Weiner）以及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等其他学者所接受并发扬光大。透过创立并维系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报刊媒介，后者的荣誉在于它们并不需要从英国政府那里寻求或获得许可证书，“这样，一个逐渐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读书群体就被迫自己形成了”。
1930年代正是美国阶级重构的关键时期，基于产业工业联合会而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组织的集体意识与经历则与更为现代的商业文化工业密切相关。内森•霍德弗里德（Nathan Godfried）的研究表明了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的芝加哥，工会领导人爱德华•诺克尔斯（Edward Nockels）是如何极力使广播电台成为充实工人阶级生活的工具，以及阶级意识政治的帮手；利兹珀斯•科恩（Lizbeth Cohen）指出消费、欣赏主流商业电影这一共同经历有助于芝加哥工人们修补之前因族裔而产生的内部分裂意识，这一观点对于相关研究无疑是锦上添花。迈克尔•邓宁（Michael Denning）的开创性著作亦已指明，从广播电台到卡通片等美国媒介不仅是阶级经历的承载者，在某些时刻，也是实现阶级能动性的重要场所。伊丽莎白•方斯-沃尔夫（ElizabethFones-Wolf）与本•司各特（Ben Scott）等人的研究也再次肯定了在美国，阶级的形成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深。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呢？已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关注阶级形成与重构，它们与研究正统相去甚远。只有激进的、非正统的思维才会接受“工人阶级产生于共产主义类型的社会”这样的理论观点。中国正处在一个双重转型的过程之中，由此，阶级的集体经历与意识的特质已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分析性与经验性的问题。就如何思考上述议题而言，李静君（Ching Kwan Lee）已经开展了非常有帮助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譬如在其中的一本著作里就明确抛弃了技术与经济决定论的思路。
我们必须开拓这种新的、前景无限的学术研究。因为倘若反思中国现代性的特征是一项在当下刻不容缓的、关键性的学术工作，那么研究变动中的阶级关系则成为了这项工作的基础。传播与媒介研究必须细致地梳理历史文档与田野调查材料，以期发掘出阶级的形成与技术变革之间如何在历史经历与集体意识上连接在一起。同样，我们也需要集中阐明各个时期对阶级的不同定义，并由此开展学术大讨论。我们必须摆脱许多老生常谈（譬如因特网保证了自由，又或者因特网如何实现了控制等议题）的束缚，旨在阐释各种网络服务与应用程序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与阶级形成相互关联，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
与此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阶级关系也正遭遇强有力的冲击。在北美与欧洲地区，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传播与阶级经历正如何重新连接？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阶级意识正如何得以确立？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只有更为透彻地了解这些漫长的、艰难的社会变革过程，我们对于跨国阶级大联合的社会运动的认知才会变得更为心明眼亮。
【作者丹·席勒（Dan Schiller）：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译者吴畅畅：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本文于《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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