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产阶级”神话
对于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许多不同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认为收入在50%——200%中位数收入的人都是中产阶级，这一标准被广泛采用，如图所示：
中国学者李春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CASS-CGSS数据整理了16——74岁非学生人口年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
如果按照布特莱斯50%——200%划分方法，那么年收入7500——30000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在中国这样划分是行不通的，如此一来年收入7500相当于月收入625元，已经接近了贫困线。
中位数向下50%是其他国家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然而在我国已经触碰了贫困线，反映了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差距。同时一线城市居民选择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收入基准线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
另外一个划分标准，是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把每天消费在10美元至20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按照这一标准，2010年全球中产阶级大约4亿人，而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大约4600万人（即日消费约在60-120人民币之间），约占总人口的3.5%。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储蓄重于消费的特殊国情（买房不算消费，算投资），以及在大城市打工人群的房租费用，这一数据也并不能十分说明问题。
除了绝对的数据还有感性的划分，《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相对感性化，指的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中国学者李培林、张翼把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这三个维度分层的测算结果赋予一定权重并叠加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
可以看到，在综合考虑了职业、教育等因素之后，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2%左右，如果算上边缘中产，则占到了总人口的1/4。
不过这些数据的划分仅作了解。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来表示收入结构的差距；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的差异；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语境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都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大致可以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康之家”等形容词来描述。我们就按照固有的感知来定义“中产阶级”即可，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中最早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提出“稳定器”的概念，因此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中产阶级赋予了很重要的地位，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解压阀”这一挂念获得了中西方学者普遍认同。
从社会角度上讲，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顶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底层的矛盾会自然而然的弱化，毕竟老百姓吃不饱饭才会想到造反嘛；从政治角度上讲，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中产阶级也是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穷人消费能力有限，富人的消费其实也有一个天花板，毕竟买买买到一定程度也就到头了，更多的钱用去资本投资用来钱生钱了，因此带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基本就靠中产阶级了。
更细化的来了解一下不同阶层的政治关键，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的，关于各阶级满意度、平等感受度的调查：
可以看到，企业家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弱、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高，老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也比较弱。
而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平等感受较强，其中边缘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强，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低。
二、“中产”的本质是“无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西方价值观如“美国梦”的核心，也逐渐成为了全世界诸多无产阶级所心心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过很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消亡”的理论，同时“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说法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渐渐的边缘化。
实事求是的讲，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经济上的腾飞，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即从“蓝领”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而“白领工人”则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诅咒至今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整个社会的上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沿着两百年前老马画好的周期爆发，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固有矛盾依然无法解决，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资本就暴露了其脆弱的本质——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来临之际，有产阶级中，中产阶级是最先崩溃的群体。（至于无产阶级，他们本来就“被剥削的一无所有了”）
上图是美国top1%人群中的收入状况，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都是美国贫富分化、财富集中最顶点之际，也就意味着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达到了最大值。就像我之前的文章写过，封建王朝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
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2007 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得最快。中等收入家庭的信用卡债务早在1989—2001 年间就增长了75%，2008年次贷危机到来最先崩溃的也自然是中产阶级。彼时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不绝于耳，奥巴马大选时所打的口号之一就是“重振中产阶级”。
现在回想起来，十八年过去了，美国经济依然深陷泥潭，奥巴马选举成功之后振奋人心的演讲yes we can在其任期之后、极右翼保守势力特朗普上台，则更成了一种讽刺。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为了救市动用大量资金，然而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被用于挽救“大而不能倒”的大银行、大财团。对于顶尖富豪来说，“大衰退”是机会而不是危机，是一个低成本吞并中小资本的绝佳机会。
美国的一些中产阶级在金融证券和房地产上抵押了全部身家，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使他们血本无归，大公司的裁员浪潮还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了工作，面对无力支付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美国中产阶级近30年来收入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与最富有的1% 巨富阶层收入比，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 1∶80 激增至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1∶650。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数据，2010 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年收入为49445美元，较之10年前甚至下降了7%。而2011—2012年间，美国最富的前400人的净资产增长了13%，达到1. 7万亿美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仅为1. 7%。
可以说，此次危机中金融资本家并未遭受实质性打击，相反，他们借助政府的救市措施以及包括减税计划在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度过危机并进一步壮大。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 “过去20年一直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我所处的阶级胜利了。”
而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则更具有代表性，曾几何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还是令人向往的富裕发达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中产阶级的规模已达到30%左右，算是初具规模。但是这些新兴国家依然没有逃过马克思经济周期规律的诅咒，80年到90年代初，拉美国家纷纷爆发经济危机，阿根廷、秘鲁等七个国家出现了GDP负增长，而在欧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将拉美国家拉出经济衰退的泥潭（毕竟不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玩这一套国有资产纷纷被欧美列强瓜分，下场更惨）。
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贫困化，即出现了被人们称作的“新穷人”群体。阿根廷学者米奴金(Alberto Minujin)将那些能够继续拥有房产和资产、一定的教育水平却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而维持在贫困线上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新穷人”。下表反映了拉丁美洲在经济衰退十年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动，米奴金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将拉美国家收入群体划分为四分位数（跟中位数是一个意思，这里是四等分了），可以宽泛的理解为Q1是最底层贫民，Q2、Q3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Q4是最富裕阶层。
在上表中，中产阶级的收入降幅均超过平均数。而且除了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富裕阶层的财富损失程度均小于其他阶层，而巴西、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富裕阶层在其他所有阶层都损失财富的经济萧条中反而实现了正增长，尤其是墨西哥和巴拿马，明显这群富豪是趁着经济危机发了一笔国难财。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日本经历了三十年的黄金发展又遇上了经济崩溃的“迷失的二十年”我们来看看日本有关中产阶级的书籍，只看这个书籍名字就能反映问题《''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陈，1985)、《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鹤子，1987)，《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胜博，1988)，《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全体中流》(左滕俊树，2000年)。
三、泡沫与破灭之后
在马克思著作中文版中，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可以等同为如今中产阶级的概念。1865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他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中间阶层在革命运动和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对于中产阶级，马恩首先指出了其软弱性、妥协性，但又肯定了其在一定情况下的革命性。《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这种中间等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中间阶层的左翼提出了普选权和民主改革的政治要求，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中间阶层至少是其左翼在革命高潮时期可以争取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
就如同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定位一样，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毫无疑问，中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被视为“我们的朋友”，五星红旗上四颗小星就有两颗给了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最终该文的结论是：“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也要看到房产对无产阶级（自我定位为中产阶级）的绑架。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他们无力全款购房，只能通过贷款来实现，于是资本就会借助住房贷这种形式对劳动力进行控制。很简单的道理，类似的故事我已经听到了至少几十次了：我的工作很蛋疼，我的老板很傻逼，我干了五六年了没有加薪，今年又取消了我的年终奖——但为什么我不辞职，因为我每月要还房贷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劳动者往往“吃苦耐劳”的原因，房子要还贷、孩子要上幼儿园、父母有慢性病要烧钱，996就996吧，工资压得低就压得低吧，总比丢了工作好。
最关键的是他们很多人还绕不过这个弯来，有了房产之后心理认知很快就把自己定义为“中产”：明明贷了银行几百万，这是比无产阶级还惨的“负产阶级”，但是因为有房有车有工作，偶尔还能去个高档餐厅消费一点奢侈品，就忙不迭地给自己贴上了“中产阶级”的标签，并且还心里不平衡地哀嚎：中产阶级太苦啦。也不反思一下自己，哪里配得上“中产”二字了。所以哈维非常犀利地指出：“如果无产者通过贷款买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讲了中产阶级从社会、政治、经济三个方面都是“稳定器”，然而这是在特定的大环境下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得出了结论，在经济萧条中，最脆弱的就是中产阶级。而一旦这种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发生时，中产阶级便丧失了其“稳定器”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运动的力量，他们或倒向左翼，或倒向右翼。
以美国为例，在二十世纪初，白领工会运动分子为370万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1948年，白领工会运动分子增加到了1470万人，增加了406%。而白领工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不再仅是提高薪金、保障就业，而且提出了参加企业管理等新的要求——这时的中产阶级倒向了左翼，成为罗斯福改革的重要基本盘。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以滞胀为特点的二战后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整个70-8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萧条，然而此时的中产阶级没有选择左翼而是倒向了右翼，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上台，他们在西方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借经济危机削减福利和工资、打压工会，同时给企业减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这时的中产阶级倒向了右翼，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时代。
1981年8月6日，里根总统毫无妥协余地直接解雇了参加美国航管人员罢工的12万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撒切尔同样强硬地镇压了英国1984—1985年的煤矿矿工大罢工，并在任内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打压“无产阶级”的政策获得了在经济萧条中不幸沦为“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坚信，就是这些下层人民的高福利拖垮了整个经济。
然而他们也注定要为这些选择买单，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按照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的计算方法，即中位数的50%——200%为中产阶级，1971年有61% 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1%。以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维护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采取各种方式在生产过程内外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再剥削。
当然，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政策改革了凯恩斯主义的种种弊端，促进了经济繁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时代的真理”。然而新自由主义打击了劳工力量，降低了工人实际工资，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消费不足，促进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和金融化，马克思所支出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根本矛盾更加激化。而华尔街寡头为了追求疯狂的利润，玩出了许多金融衍生品的花样，更加加剧了经济风险，于是2008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历史的进程就如同一个钟摆一样“左右”徘徊，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次贷危机中大量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房子、当养老金发的股票几乎变成一张废纸、甚至于破产，于是他们又成了左翼运动的推动力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破产的中产阶级和失业的无产阶级各占半壁江山，他们打出了诸如“银行被拯救了，我们却被出卖了”之类的口号。
金融危机的到来让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泡沫”猝然破裂了，他们悲观地发现，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努力工作，只是给华尔街的巨富们做了嫁衣，经济繁荣时，他们能够享受到资本巨头抛下来的残羹剩饭，而一旦经济危机来临，最先被抛弃的就是他们自己。同时知识分子们也在反思资本主义体制，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第一场活动主题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现场将近一半人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然而悲哀的，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极右翼”——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端保守势力。
一直以来，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在政治上极度缺乏代言人和保护者。黑人、穆斯林、同性恋者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和话语权，然而白人中下层群体，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川普的基本盘那几个标签，政治地位并不理想。更何况，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受剥夺感最强的一批。华尔街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运作覆雨翻云手赚得盆满钵满，跨国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利用不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那么谁受损了呢，很明显就是本国的工薪阶层。可以看到，这一群人既没有政治地位又没有经济地位，川普的出现只是在经济危机阴霾之下中下层白人日久压抑的一次大爆发。
希拉里曾称川普的支持者们是“可怜虫（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于是川普的支持者们制作了一个视频“全世界可怜虫，联合起来（Deplorables Unite）”，用的是《悲惨世界》中那首著名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做背景音乐，在YouTube上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三十万。可以一窥川普基本盘的政治立场：
（反全球化）
（反大银行）
（反克林顿）
（反索罗斯）
（反体制）
（“全世界可怜虫们，联合起来”）
只能说可惜啊，四十年来左翼运动不兴，这些基本盘本应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盘，现在基本都倒向右翼保守主义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危机时的左翼思潮，到七八十年代的右翼新自由主义，再到反对大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现在喧嚣尘上的极右“特普朗主义”，历史的进程陷入了一种左右摇摆的毅♂种循环。这个在欧洲国家更为明显，经济发生危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本质的左翼便获得了大量市场，于是左翼政党上台。
然而战五渣的欧洲左翼政党既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又没有先进的执政理念，更不会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迎合选民只能加大福利投入、加大财政赤字，这使得本来就孱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于是选票又会倒向削减底层人民福利、极端民族主义、打击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右翼势力。整个资本主义还是在马克思预言的“繁荣-泡沫-危机-恢复”中像一队毛毛虫首尾相接似的转圈圈。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真正的下层人民，包括体力劳动工人和外来移民，肯定是支持福利社会的左翼思想；华尔街大富豪，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诉求，一直以来都是反高税率、反累进制税率、反限制兼并的政治理念，他们无疑是右翼思潮的最大推动者。然而为什么整个世界会在左与右中来回摇摆呢，这就要把目光放在西方社会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上了（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我们前文中说了很多，忘记了的朋友翻回去看看）。
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也是左派，一部分人也是右派，但是绝大多数都在左右摇摆中。哎呀左派干不好我们还是信一下右派吧，右派也玩砸了还是试一下左派吧。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认为美国仍是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本家。资本家控制资本、投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无产阶级包含两类：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又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上层管理人员，他们控制着财权物权有限地控制资源定向；第二类是中层管理人员有限地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第三类是工长阶级，只能控制他们所管辖的一部分劳动力；第四类是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财、物、人权，主要还是提供技巧、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这四类便是赖特所指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中产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只是依附于大资本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获取了超越底层无产阶级（或称为体力劳动工人）的财富，然而他们本质上依然是无产阶级。
就如同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中间阶层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属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多次斗争中，它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美国左派学者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没有真正的产业，只能在一个如巨大的拍卖场、大公文堆、公司化的神经系统、个体化的新型管理和控制结构的社会中，成为政治上的哑巴。因此，“稳定”并非是中产阶级固有特征或必然属性，“平衡器”、“安全阀”也不是其先天的社会功能，中庸、温和、保守更不是其先赋的社会性格，一旦经济危机到来，脆弱的中产阶级财富必将分崩离析，这时的中产阶级往往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动力。当然，他们还有可能依附于“威权主义的政体”或特殊利益集团而缺乏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因而中产阶级既可能持有政治保守主义态度，也可能持有政治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态度，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经济的繁荣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譬如中产阶级的兴起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不过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本质“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
资本积累通过高涨、危机、萧条和复苏的过程，不过是使少数人尤其是金融寡头积累了巨额财富，而使“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变得更“相对贫困”。老马说得好，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无论是否拥有“中产阶级”身份，都逃脱不了“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的阶级宿命。
所以说，中产阶级的本质，还是无产阶级。一旦经济萧条、社会变革、历史进程到来，自然就会回归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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