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那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则直接孕育着它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复兴。
一、西方政要、思想理论界对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值得关注和借鉴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中对西方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反思，决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而是“日出江花红似火”。当然，这里所指的“红”，并不是特有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指其数量。这里，仅举有代表性的三例：
一是2008年奥巴马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了最为经典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以此来批评美国长期热衷于运营虚拟经济而放弃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发展观”。他说：“问题不在具体的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一经济哲学是什么呢?他在另一次演说中愤慨地说：“经济危机是贪婪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后果，这种风气多年来一直主宰着华盛顿和华尔街。”
二是曾经得出“历史的终结”结论的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本一家杂志的采访时说：“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2014年，他又在《美国利益》双月刊1—2月号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动作的能力”。
三是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从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如今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些曾经认为将会消失的贫富差距竟然卷土重来，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
前些年，在国内的一些人中流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西方的理论、制度、价值观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才是灵丹妙药。现在，这些人中，有的依然无视国际金融危机的窘境，迷恋于西方模式，但也有一些人开始与西方政要、思想理论界一道进行反思，其中有的学者的反思还相当深刻。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知道，奥巴马、福山等人的反思，是为了改良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使其万古长青。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注，则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危机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当前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各种观点都在解读，如有的认为在于金融家的贪婪，有的认为在于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有的认为在于比黄金还重要的公众消费信心不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是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政策的联姻，等等。
其实，马克思早在14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指出，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马克思这一论断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不仅依然没有过时，而且远远高明于其它各种学说。这也是在当今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重新呼唤马克思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在，马克思上述经典表述，被当代经济学家换成另外的表述方式而风靡世界。如一时间在全球风靡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引用的让·布维耶等人的“只要科学调查仍然不能触及当代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就没有希望产生有益的经济和社会历史”这一句话。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r>g”，“即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有4%—5%，而“对于世界增长前沿的国家而言——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增长率在长期会超过1%—1.5%，不管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都是如此”，从而揭示了300多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总趋势等等，这不过都是140多年前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根源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但远不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彻底和明快，所开列的解决问题的方子也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马克思的方子是逐步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托马斯·皮凯蒂开出的方子却是“向资本收入征足够重的税，把私人资本收益减少到低于增长率”。
托马斯·皮凯蒂让人尊敬，但他无疑仍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他所开列的方子，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实行改良但决不可能被实施与实现的乌托邦而已。把托马斯误读为马克思，并被一些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猛烈攻击，实在是冤枉了托马斯·皮凯蒂。但是，对马克思140多年前的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结论人们却很少被提及，而对托马斯·皮凯蒂的结论却受到关注，这是世界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低潮的反映。这也说明，不少人仍在“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世界”的思维框架内徘徊。
三、目前这场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决不是在短时期内所能摆脱的
我们把这次危机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相比较，其引发的基本矛盾无疑是共同的，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但也有所不同：
一是爆发的范围不同。1929—1933年那场危机主要爆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而当前这场危机则是爆发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有将这场危机进一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实力、手段与途径，这些转移仍在进行甚至在加速进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和劳动的侵吞，这场危机将有可能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渠道，进一步点燃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
二是引发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1929—1933年那场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1991年苏联解体，美元又“化”进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两大军事阵营军事对抗的结束，原来仅用于军事的英特网技术进入民用，全球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同时又开始进入真正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垄断阶段。美国金融业利润在国内总利润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90年代末的30%左右，并在2002年一度达到45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也高达30.56%，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70多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95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466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还多。现在的虚拟经济远远脱离了当今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泡沫还未破灭，并正在被进一步吹大。各国的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就是明证。
三是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不同。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即采取整顿银行与金融系统，防止国内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通过兴建公共工程等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为民众直接发放救济金等措施。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主要举措是维持极低的利率，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贬值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把危机转嫁到其它国家，很少直接投资国内的社会民生项目尤其是增加穷人就业而很难收回成本的项目;世界上不少其它发展中国家则采用出卖国有资产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等，这些举措非但没有触动原有的财富占有和分配关系，反而进一步加剧贫富之间两极分化，这就为在全球爆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准备着条件。
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各国工业产量倒退到19世纪末的水平，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少2/3，美、德、法、英共有29万家企业破产。而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些被推迟的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远未被释放出来。由于全球范围的贫富两极分化仍在加速拉大，有效需求仍在急遽缩小，所以更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还在后头。西方发达国家除非能调动其所有能量，运用种种手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搞垮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其他一两个大国，或是在其国内，采用壮士断腕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均贫富，以较为明显地改善国内广大民众的生活，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暂时推迟或缓和社会资本产能相对过剩和广大民众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这一根本矛盾，否则，他们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其中包括他们的国内迎来人民革命的浪潮甚至是高潮。
四、科技革命拯救不了资本主义，而恰恰相反，却在加剧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目前，世界正处于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以英特网领衔的包括机器人、3D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探索外星等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有人说，这为资本主义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事实的发展将会恰恰相反。
这里仅谈谈机器人。在未来一些年内，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一批又一批的无人工厂将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各地出现，劳动生产率无疑会得到极大的提高，社会产品也会极大地丰富，但资本主导的工厂都不雇佣工人了，工人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工资，即使是物美价廉的产品又有谁来买呢?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才能成立的真理，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在一定时日内，也还可能成立，而一旦放入历史的长河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必然会出现“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的现象，高度发达的现代生产力则必然反抗着给广大民众带来失业和贫穷的现代生产关系、反抗着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及分配关系，则必然制约科学技术所体现的生产力的发展。从整体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则对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
我们还应十分关注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中间等级”即现在常说的“中产阶级”亦即“白领”。笔者不赞成“中产阶级”的提法，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产，仅是指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而马克思主义字典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产”，则都是指生产资料。随着贫富两极分化逐渐加深，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逐渐破产到一定程度，当着所谓“中产阶级”即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大量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的现象就不会鲜见。
国际金融危机在深化，各国以中小企业主和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所谓“中产阶级”队伍已经开始缩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有新型特点的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正在诞生。被抛入蓝领工人队伍的原有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的绝大部分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技术并熟练地运用网络，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斗争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便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可以预见，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必然产生一批又一批在本国和全球乃至在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富有阶层中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必然会从新自由主义给全球造成的极大灾难中逐步觉醒，转而加入工人阶级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就会加快自己的脚步。
五、需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摆脱这次危机而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采用的硬实力，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其采用金融、意识形态和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内容的“颜色革命”等软办法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有这样一句名言：“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现在，都在谈论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大战略家基辛格说，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美国新崛起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在他的著作《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年美中关系》中说：“我们各自的国家制度、利益、领导层和公众观点，以及我们两国人民的不同特征，令我们两国的梦想必然有很大的不同。”兰普顿认为，正是这种持续的斗争，为冷战结束之后的美中关系提供了“根本的动力”，而且在未来将持续如此。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完全放弃“冷战思维”，可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但是如何有力、有效地说服并制约美国一些政要、战略家放弃“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恐怕需要等到我国真正跨入发达国家并位居世界前列方可。另外，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经济领域本身的问题无法解决之时，国际垄断资本就会在政治领域寻找出路，而战争则是政治的最高手段。
2014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我的底线是：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为了保护我国人民、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生活方式，美国永远不需要征求别人的许可”;“我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但“美国的军事行动不能成为我们在每个场合发挥领导作用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基本的因素。” 2014年5月31日，美国防长哈格尔的香格里拉说：“再平衡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一个承诺或者一个愿景——而是一个现实。当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美国将不会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美国还将继续致力于通过每年多达130次演习加强盟友和地区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作为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国正计划到2016年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外国军事资助增加35%，军事教育和训练增长40%;而到2020年，我们会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海军和空军的60 %部署在太平洋。”
目前已有各种征兆显示，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里，某些人正在筹划着继续搞乱甚至肢解世界上一、两个特定大国的计划。这一计划，以软实力即“颜色革命”为开路先锋和主力军，以军事硬实力为后盾，必要之时，不惜发动一、两场较大规模的非正义战争。根据历史经验可以判定，战争的筹谋者自己不会首先卷入战争，它会千方百计挑动他国他人相互厮杀，而自己袖手静观甚至贩卖军火，待到他国他人国力消耗殆尽，必要之时它才会果敢出击，以最后收获战果。这一软硬兼施的谋划将会有计划先后实施，以对这特定的几个大国各个击破，最后达到依然称霸全球的目的。
列宁关于当今时代的判定没有过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我们要警惕西方世界的“硬实力”，但更应高度警惕西方世界的“软实力”。苏联这个大党大国的顷刻消亡的成功案例，使得国际垄断资本更为相信的是其“软实力”。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要使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指发达国家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他还说：“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
布热津斯基这一设想，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有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呢?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有的已经爆发，而有的却仍在继续酝酿集聚。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内容的“颜色革命”接连在发展中国家上演;最近的香港“占中”也正是西方国家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大规模搞“颜色革命”的预演。从本质上讲，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两脚走路的“经济人”，他们的经济意识异常强烈与敏锐，往往要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定理、定律运用到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他们深深知道“软实力”投入少、产出多的道理，因此，西方世界今后会更多地采用其“软实力”，以维护并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或盘剥。
六、国际金融危机孕育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复兴
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当金融帝国主义者把全世界所有主要资源都货币化、数据化然后再装入自己的口袋里的时候，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殆尽之时，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这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也就必然到来。我们应十分注意研究和把握这个新的伟大斗争的特点及其规律。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大党大国，才能在这一斗争中，由自在党和自在国，转入自为党和自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有着无比光明灿烂的前程。
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植根于全世界内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急遽两极分化的丰厚的经济沃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的，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青睐;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罢工运动频起;三是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大的复兴，当然尚需时日，但是，辉煌与苦难相伴。当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是深化，人们便愈是觉醒，社会主义便愈是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后社会主义时代最终也必然接踵而至。
(作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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