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风头最盛的“富二代”莫过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了。这位“公子”着实把“有钱，任性”的作风发扬到了极致，看什么不顺眼就骂，也丝毫不惮于展示自己的优越生活。但是大家并未把一些与“富二代”联系在一起的负面标签加给王思聪，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娱乐性话题，在他的微博下面，一波一波的人(有男有女)追着喊老公，欢乐得不得了。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富二代”的一些标志性劣行比如飙车撞人、酒后滋事、仗势欺人等—并没有发生在王思聪身上。如果他能用他父亲的钱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王健林拿了5亿给他练手，做了一个PE基金)，还会不意外地如李泽楷那样获得普遍的社会尊重。
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仇富”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大众只是接受不了一些有钱人的跌破了道德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的恶行，对不坏的有钱人和财富不但不讨厌，反而喜欢得很。第二，“富二代”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有选择的权利，是当一个为社会所不齿的人，还是当一个为社会所接纳乃至尊重的人，全凭自己。
“富二代”有多少
虽然话题足够热门，但“富二代”仍然停留在媒体现象的层面，还远未在社会科学的层面得到足够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富二代”和食利阶层这两个概念是有共通性的。
谁是“富二代”，中国的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综合有关论述，人们一般管这样一批人称为“富二代”：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子女，大多生于1980年代，他们不用经过奋斗即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
这样的界定缺乏实质内容，只是稍稍强于没有界定。
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需求白皮书》，当年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达270万，资产过亿的人群数量约为6.35万。另有一项发布时间更早的数据称，中国的千万富翁人数为44万，百万富翁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3%。
根据常识判断，以上数据很可能偏保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带，资产超过千万的人家并不罕见，而且在当地恐怕连有钱人都算不上。这些人不显山不露水，相关统计是难以将其覆盖到的。
“富一代”有多富，他们的孩子才可以称为“富二代”?回答是，尚没有公认的标准。但显然，并非一定要像王思聪那么有钱才能被称为“富二代”，毕竟王健林当过一段中国首富，以此为标准，无疑是太高了。然而以百万富翁为标准，恐怕又太低了，因为一套城市公寓住房的价值就可以远超过百万。
这里不妨依本专题所讨论的问题的思路提出一个“富二代”的标准，作为参考：如果一个人的父母留下的财产他一辈子也花不完，即靠财产继承便可生活，也就是他有选择当一个食利者的自由(是否做这样的选择是另一回事)，那么他就可以称为“富二代”了。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家里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不意味着坐吃山空，在资本作为要素参与分配的经济体制下，钱是可以生钱的，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仅靠租息就可以过活，并不需要消耗本金。以5%的年收益率算，1000万用于投资的资产每年就可以产生50万的回报，这些钱足以使一个家庭过得相当宽裕了。
大家可以依据常识和各自对消费水平的不同需求，定义有多少钱就算实现了“财务自由”，并借助以上数据自行推算一下“富二代”群体的规模。
“富二代”的类型
“富二代”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与其相关的社会评价也不一。前文已经说过，不是所有的“富二代”都惹人憎恶。一些“富二代”的负面形象是自己“作”出来，这些人里有的高调炫富，借炫耀所谓“高品质生活”歧视穷人、挑衅社会容忍度;有的无视社会公德，甚至违法犯罪，比如2009年发生在杭州的“富二代”驾豪车撞死路人的案例。李双江之子因强奸罪而入狱，更是“富二代”糟糕一面的集中展示。
相对照的，是王思聪一类的不为社会所排斥的、公众形象尚可的“富二代”。2007年的一期以“富二代”为主题的《鲁豫有约》节目，采访了几位留学回来接手家族企业的年轻人，向观众展示的是勤奋平实、勇于开拓的“富二代”形象。这期节目也被认为是较早将“富二代”话题带入公共空间的媒体行为。此外，媒体还很关注民营企业的接班问题，一些企业家的子女已经走入公众的视野。这一批“富二代”在当下通行的社会准则下，是足以作为“正能量”的代表的。
显然，“富二代”群体出现了分野。有研究者把“富二代”分为几类：知识成功型、顺其自然型、父衰子落型和纨绔子弟型，并认为最后一种占到半数以上。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教育和成长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年轻人的人生走向。学校教育的因素影响应该不大，因为有钱人在子女教育上的选择比较没创意，大都是从小送贵族学校，大一些送到国外留学。所以，“富二代”何以有如此的分化，原因恐怕主要得从家庭教育因素上面找，病根在“富一代”，看看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是怎么富的，大体上就可以明白其子女为什么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了。
“富一代”起步的时候，面临的环境和做事的方式都差不多，但在奋斗的过程中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一些“富一代”中的佼佼者在把产业做大之后，选择了与早年的草莽之气隔绝，走上了正规化道路，主要表现为把企业变为公众公司。这部分人的能力以及道路选择上的智慧决定了其在家庭教育上不会表现太差，而且能为子女的成长营造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故而其子女大都可以说成材了。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向第二代的交接，便属于此类。
能把企业做到上市的，毕竟只是少数，有一些在商业意义上没有那么成功的“富一代”，他们的企业可能不在公众的视线中，但由于处于充分竞争性的行业，要生存和发展，得看市场的脸色，行事也要端正。这样的“富一代”也能让孩子成长于较好的风气中，长大后或接班或干别的，至少不至于变成社会败类。那一期《鲁豫有约》邀请的“富二代”嘉宾的背景便大抵如此。
而有些“富一代”一直从事与权力密切勾结的行业，其本人习惯了视规则于无物，相信“钱能摆平的事就不是事”的处世哲学，那么其子女必然沾染类似的恶习，花天酒地，飞扬跋扈。只要关注一下新闻报道就不难发现，那些“恶少”的父亲，要么是煤老板，要么是开矿的，要么是搞房地产的，要么干脆就是当官的，总之离不开类似的行当。
这种解释无疑是流于简单化的，但也找不到更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了。
很多人把中国“富二代”问题同西方的情况进行比较，企图学习“先进经验”。其实西方也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上述分野一样存在。2015年一开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为托马斯·吉尔伯特的美国亿万富翁被他的儿子枪杀在卧榻之上，据称是因为他削减了已经30岁但不务正业的儿子的零花钱。如此“坑爹”，也算是极致了。还有那个名媛帕丽斯·希尔顿，几年前流出性爱录像，这样的人放到国内，无疑算是个“花花小姐”。
“富二代”的社会角色
一个人如果有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他要怎么生活，其实是个问题;如果这样的人足够多，那么对社会来说也是个问题。
一项针对浙商做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研究”显示，39%的受访“富二代”表示愿意继承家业，23%明确表示不愿意，另有38%表示不清楚。“富二代”群体的人生选择在整体上呈现什么态势，尚未见到有相关研究，这个小范围的调查可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后两项的人的占比之和与上述对“富二代”分类中的“纨绔子弟”型所占比例的估计大体吻合。
那些接手企业继续经营的“富二代”，在社会上以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存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们是有贡献的。问题在于那些不想接班和想不清楚要干什么的“富二代”，他们要以什么样的身份融入社会?真的要成为纨绔子弟吗?
这并非不可能。对“富一代”而言，这竟然也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多年前就成立了一个“败家子基金”，请专业人士管理，如果创业元老的子女能胜任公司经营，就聘到公司工作，如不成器，就由基金养起来。采取类似措施的，南存辉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最早这么做的。
如果一个“富二代”选择了当纨绔子弟，躺在父辈留下的财富上当个纯粹的食利者，混吃等死的话，就其个人而言，是人生意义的丧失，对社会而言，他便成了不做贡献专事索取的寄生者，成了变种的“八旗子弟”。如果此类人的数量小，对全社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数量太多，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加重社会的断裂。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富家子弟面临的抉择。说是“富二代”的抉择，其实仍然是“富一代”的，这批先富者对子女的培养已经表明他们的立场。中国走出匮乏的时间不长，“富一代”都有对贫穷的刻骨记忆，加上孩子少，就不能容忍再让孩子吃苦，缺乏让子女接受磨砺，通过劳动过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动机。这种心理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仍没有衰减的迹象，与第一代“富二代”同龄但实为“富一代”的韩寒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希望给女儿创造条件，能让她想干什么干什么，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好。
西方的一些富人选择将财产大部分捐赠给社会，政府也通过高额遗产税进行调控，这些措施都抑制了富家子弟变成纯粹食利者的可能。但对还没有品尝够财富甜蜜的中国“富一代”来说，这些措施都太激进了，捐赠嘛可以象征性地捐一点(承诺裸捐的陈光标是一个受到排斥的异类)，但对遗产税是强烈抵制的。
另外，“富一代”为子女选择的专业基本上都是管理类，很少尊重和鼓励子女的个人意愿，这也表明了他们对子女的期待，最好接班守成，实在不行就享受人生。股神巴菲特的儿子是个小有成就的音乐家，在中国，这样的“富二代”恐怕还没有。
生于1980年代的“富二代”们已在而立之年上下徘徊，人生基本定型了，成器尚在磨练中，不成器的如烂泥般，再怎么扶也扶不上墙了。
中国的阶层分化几近完成，富人的家族化进程也走得差不多了，这是大势。第一代富家子弟的人生抉择既然已经大体见了分晓，我们就只能期待更年轻、更具可塑性的富家子弟未来做出顺应社会要求的人生选择了。而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中国富人群体的财富观得有进步。就像姜文的最新电影《一步之遥》里讨论的，有钱人得经过一个把New Money(新钱)变成Old Money(老钱)的过程，在尝遍财富的甘苦百味之后，观念才会有转变，以平常心看财富及财富传承。
其次，国家应加大对市场经济和财富传承的调控力度。在“镀金时代”的喧嚣之后，市场经济应走上正轨，国家在鼓励经济活力的同时，理应保护社会，通过对资本利得和遗产继承征收更合理的税赋，遏制经济的食利性，尤其是遏制纯粹的食利阶层的生成和扩大。这并非对有钱人的打击，反而可能是爱护，因为这将防止一个群体走向彻底的堕落，从醉生梦死中拯救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来自奋斗，来自奉献，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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