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神州大地多处发生了把牛奶倒掉的事情。
其实，倒奶早就不是新鲜事了，连“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之间有没有区别也算不得新话题了，2006年的研究生考试就出过这道题。这不是开玩笑，确有其事。
我小时候放过奶牛，帮着大人挤过牛奶(那时还没有挤奶器，都是手工挤)，所以看到白花花的牛奶流入下水道，特别有感触。但转念一想，何止是牛奶，蔬菜、水果、家禽，有哪一样不曾周期性地过剩呢?不管养什么种什么，只要“多收了三五斗”，随之而来的一般都不会是啥好结果。农民卖这个难，卖那个也难，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这简直是“钉子户”一般的新闻题材。“增产不增收”算好的了，搞不好还得赔钱。
用经济学的道理解释倒奶现象并不难：上一轮倒奶卖牛风潮过后，牛奶产量下降，价格随之上升，于是有大量资源流向奶牛养殖，牛奶产量回升，供过于求，奶价于是又开始下跌。加上牛奶大量进口的因素，国内奶源即便便宜了，奶企也不愿意收购。于是，奶牛养殖户就只能倒奶卖牛了。过一段时间，供求关系会再次颠倒，新的循环随之上演。
这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过程。市场波动就像潮汐涨落，说起来轻松，甚至有些许诗意，但对身处市场潮汐之中的人，可能意味着切骨之痛。那些倒奶卖牛的养殖户，面对镜头都眼泪汪汪的，令人心酸。他们明知只要坚持下去，迟早会有转机，可是拿什么坚持呢，他们已经差不多破产了。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每一次市场波动也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观察这一轮倒奶潮，可以看到与之前的不同：被倒掉的牛奶不是以桶(数十斤)为单位计，而是以吨为单位计，这说明养奶牛的散户不见了(也意味着作为家庭副业的奶牛养殖消失了)，奶牛养殖的主体已经变成了合作社或者家庭牧场。在市场中，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小农，而是小型资本，他们与牛奶加工企业之间订立合同，在形式上获得了销路的保障。
推动奶牛养殖方式的这一嬗变的动力是提升奶业安全，应该说，这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政府在其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面对市场波动，小型资本的抵御能力并不比小农强多少，占强势地位的是大资本，奶企平时可以要求养殖户做这做那，一旦奶源无法消化，就找借口退奶，甚至干脆撕毁合约停止收奶。养殖户对此毫无办法。
政府在做什么呢?在奶牛养殖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忙于协调，求着奶企尽可能多地收购，减少养殖户的损失。农业部也出面与大型奶企约谈，敦促企业履行收购合同。总之，政府很“守本分”，充当了裁判员或者旁观者的角色。
有人在市场波动中受损，就有人从中受益，有些波动就是人为制造的，在农产品各种滞销危机的同时，还有各种价格暴涨，比如“姜你军”、“蒜你狠”什么的。有能力制造市场波动从中获益或者能抵御市场波动至少不遭受重大损失的，只有各类大资本，而小型资本和小农户就只能像韭菜一样，被动地被一茬茬地收割。这仍然是靠天吃饭，只不过“天”不再是大自然，而成了市场。
这种时候，政府的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当旁观者还算好的，很多时候还起了反面作用，比如在农产品滞销、农民遭受重大损失之即，却将大把的补贴给了流通企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农民抗风险能力差，主要是因为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角色定位仅限于原材料供应，因而处处受制于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大资本。不改变农民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只是把小农变成小农的联合体或家庭农场，是不能改变结构性的问题的。
具体到奶业市场，全球较为成功的经验是，奶农联合组成合作社，打通牛奶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在这种模式下，即便销售市场有所波动，奶农也可以调整生产方向消化原奶，不至于走到倒奶卖牛、血本无归的境地。
其他农产品市场的道理也大体如此。把农民组织起来，打造稳定的农业合作组织，并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倾斜，帮助他们向产业链上端延伸，走上产供销一体的道路，让广大农民在市场中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才是政府应该采取的政策方向。即便政府想恪守裁判员的角色的话，也应当在合格的市场主体培育完成之后再当，亿万农户还在市场大潮中呛水，政府就想当“太平绅士”了，这是不合时宜的。
政府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市场经济是实现人民福祉的手段，不是终极目的;政府要带领群众战胜市场上出现的自发的和人为的起伏，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归根到底，是跟谁站在一起的问题，是跟谁一条心的问题。基层群众是党执政的基础，领导他们组织起来，在市场中乘风破浪，才是对群众路线的真正贯彻。这也正是我们呼吁的“底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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