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很丰富，有两个数据可能特别引人关注。报告指出，中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4%，2015年的目标是增长7%左右。这两个数据之所以引人关注首先是因为有较大的向下调整，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长期以来都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持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到“保八”成为话题，在到现在面临是否要“保七”，人们对这些数据敏感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心态。理解这种心态，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
客观地说，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调到7%左右，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依然是鹤立鸡群，领先幅度非常显著。然而，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崩溃论、危机论、硬着陆论等等，从来没有消失过。自十八大以来，此类论调再次形成一个高潮，同时还增加了环境破坏、生态代价、国富民穷、福利落后等批评角度。此外，前几年国内外舆论宣称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将超过中国，事实证明那是某些人空欢喜一场，如今，印度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中国的论调再次出现，虽然被质疑数据的可靠性，但是，从各个角度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依然顽强地层出不穷。我们该如何看待各种花样翻新、经久不息的唱衰中国论调?
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一个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研究指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830年时为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经济总量持续下降了一百多年，缩减到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以下，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极不相乘。与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的是，美国的经济总量持续上升，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一。这一经济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种政治理论：中国的制度不灵了，只有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和持续繁荣。因此，对中国而言，如果要想获得经济增长和繁荣，只有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模式才有可能，因为西方模式或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先进的文明和制度，乃至于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已经由于西方的出现而达到了“历史终结”的高度。为了使这一理论有更强大的支撑，某些人甚至认为安格斯·麦迪森提出1830年时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说法也不可信。这一政治理论针对中国再精确一点说就是，中国必须像西方一样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才有可能发展经济和保持繁荣。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及其争论，背后就有这个理论的强大作用。它早已经在西方话语权垄断下，成为颠覆不破、无可置疑、放之四海皆准的必然规律和必由之路。
然而，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上述理论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按西方开出的药方治病吃药，没有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这让很多相信西方绝对正确的人们非常失望甚至不满。客气一点人，例如福山，又给自己“历史终结”的理论增加了自圆其说的续篇，认为专制集权在经济起飞时挺有效率，但到了经济赶超西方的阶段，最终还是要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不客气的人一次次发出声嘶力竭的声音，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多只有五年、十年的寿命。虽然这种论调已经持续喊了几十年，从来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依然以愿望代替现实，希望中国经济早日崩溃，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
中共十八大让这些膜拜西方理论的人感到岌岌可危，甚至有末日来临的危机感。因为中国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要求在2020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两个翻番”。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正如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这个日期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这个时刻的到来，应不成问题。换句话说，十八大“两个翻番”的目标一旦实现，前文所述的那些西方政治理论将彻底失败，西方几百年所构筑的西方中心论，将不得不开始构思自己的墓志铭。
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十八大后各种唱衰中国经济论调背后的真实心态。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无非是说：中国可以了，到此为止吧;说资金逃离、外资工厂关闭，沿海工业地区一片哀鸣，无非是以偏概全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真的不行了;说中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无非是说：中国人发展经济有罪啊，都快把地球毁灭了，还不快停下!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到3%左右甚至更低，甚至希望人为破坏中国经济的发展，无非是希望以中国经济的失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从而“倒逼”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即实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说印度经济增长要超过中国，甚至不惜以数据造假来强化这个论调，无非是说：还是西方民主制度有效。所以，鼓吹印度即将超过中国，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一剂强心针。只可惜，西方自身已是强弩之末。
中国经济问题有多严重?可以说相当严重，非常严重，十分严重，极其严重!但这种严重性，并不是针对中国自己，而是针对西方几百来趾高气昂、颐指气使的西方中心论。简单说，如果中国按现在的制度方式实现经济总量超越美国，西方将失去几百年来他们自我确立的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权垄断，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几百年来，西方自以为是的西方中心论，可能真的错了，可能真的不是永远正确的标杆，西方民主制度可能真的不是灵丹妙药。这对于西方以及那些膜拜西方的人来说，可谓晴天霹雳、乾坤倒转，因为他们的永恒信念即将面对破灭。对此，少数人能坦然接受;有些人能认真反思;有些人继续负隅顽抗，做口舌狡辩;还有少数信仰西方的极端分子则祈祷、实施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以维护他们对于西方的毕生信仰和盲目迷信。对于他们来说，当理论与现实不符，他们不是用现实来修正理论，而是用理论来强迫现实，企图对中国实行削足适履的愚蠢计划。
本人最新出版的《中国自信》一书，第一章便全面解读了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出于西方理论崇拜的感情因素、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崩溃论、危机论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机遇和困难，是另一方面。而有些人常常将这两方面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中国经济的确存在问题，的确面临各种挑战，但那并不是极端致命的。换句话说，世界各国、各经济体都有问题，很多问题是共同的，具有普遍的共性，需要全球共同解决，而非中国单独的问题。事实上，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局面，西方能够拯救经济的办法并不多，也并不十分有效。在这种局面下，西方放下自己长期的傲慢，虚心地与中国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何不可?西方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一个逻辑矛盾：他们预言中国经济失败，所依据的理论是西方的，但他们又指责中国没按西方模式行事。既然中国没按西方指导的模式行事，为何就一定会出现西方理论所认定的结果?中国人讲求“实事求是”，西方人能否放弃信仰的傲慢，向中国人学会一点实事求是?
我在《中国自信》一书中指出，要实现中共十八大制定的“两个翻番”目标，数学计算很简单，平均7.2%不到的增长，十年就是翻番。因此，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唱衰言论，围绕着7%，实际上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阻碍、放缓或破坏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来说，应该保持自信，实事求是面对自己、面对世界，在各种奇谈怪论前保持头脑清新。可以说，未来五到十年的确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和转折关头，习总书记引用古人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夙夜在公”，领导者要有“如履薄冰”的自觉，这既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应有的态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十八大制定的目标，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那一时刻的到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将会非常巨大，它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价值，还无可避免地涉及到几百年来一系列西方理论。如果说今天中国提出“三个自信”还有很多人会观望，到那时，中国的自信必将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到那时，我们可以在一个心平气和的空间里重新审视西方自以为独有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所有理论，同时重新审视西方扣在中国头上的专制、集权、威权等帽子，以证明中国并非没有民主自由的传统，中国并非拒绝民主自由，而是，中国理解和实施的民主自由与西方不完全一样，西方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艰难，也说明他们所理解和实施的民主自由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有些人不甘于西方理论的失败，把十八大目标的实现视为末日来临，视为最后抵抗的最后机会，他们很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因而，在那个时刻即将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各种各样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可以预见还将不断从各个角度掀起一个个高潮。为此，我们也许应该感谢那些崩溃论、危机论的制造者，因为，他们基于中国经济迅速崩溃的渴望，竭力寻找中国经济的病症，某种程度上，他们寻找到的问题可能是准确的，可能是被我们忽视的。只不过，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用放大镜寻找中国经济的毛病，找到这个那个病灶，目的并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幸灾乐祸地宣布：我说它要死了吧!面对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我们可以抱着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不妨听一听，想一想。但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并不是说要对别人言听计从，而是要立足自身，独立做出符合自己实际的判断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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