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
重复资本主义道路，“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计划，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绝不只来自经济学家们谈论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而且也必定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
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物的交流的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如此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难以成功实现。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像以往的各种发展主义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义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的破坏而遭致失败和报复。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带一路”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复出现的问题。若只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是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
“路、带、廊、桥”与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
在历史上，每一次创造性的链接都会产生区域关系的巨变。例如，隋朝开凿大运河，至宋代，一种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诞生了。曾有一位日本历史学者说：运河的开凿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它将亚洲内陆贸易与沿海贸易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黄河中心时代而起的运河中心时代。其实，运河链接的何止是商品和贸易，来自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文明、宗教和文化也渐次深入内地，中国文化的辐射力也由此达到了新阶段。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发现：长城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也成为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走廊。正是从这里出发，他提出了一种以长城为中心的内亚洲叙述。在这个叙述中，长城既是两种文明的“互为边疆”，也是看待中国和亚洲历史的“中心地带”。运河、长城和我们现在讨论的“路、带、廊、桥”包含着一种理论的潜力，即从这些“互联互通”的概念中找到超越过于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
这些例子并不是说历史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物质性关系了，而是说这些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此，“路、带、廊、桥”的概念带动的是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区域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即边疆的非边疆化、中心的非中心化、起源的非起源化。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我们可以形成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它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的确，这不是一个现实的图景，而是一个理想的蓝图、一种新的历史观。但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路、带、廊、桥”以“互联互通”为中心，也就让不同的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从这样的视野出发，那种只是将其他地区贬低为倾销场所或资源来源的做法，那种不懂得尊重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为主体地位的态度，恰好是违背“路、带、廊、桥”概念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的。
“一带一路”与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现在需要说明新的方向，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至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我说“不可避免”，是理想性的，也是现实性的。从理想性的角度说，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随时带动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和破坏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婚姻、家庭、亲情，无不被市场经济的力量所渗透、影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关系中，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常常是经济发展中的常态、甚至“动力”。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将经济生活重新纳入社会网络内部，而是任由市场关系主宰一切社会关系，“一带一路”就只能重复历史资本主义旧路径，成为支配、控制和破坏“边缘区域”的新过程。“一带一路”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不同力量角逐的进程。说到底，能否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让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未来性要素展现出来，依赖于我们的实践、依赖于我们从事实践的动力和方向。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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