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谍战电视连续剧《于无声处》，把时代背景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西方最没有心防的年代，整个中国从精英到平民的基本心态，都像是一位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西方国家则是让这位少女爱的欲罢不能的白马王子，西方的一颦一笑，都会让中国心旌荡漾，哪里会相信西方会对中国搞间谍活动呢?
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都是集热情、善良、正直、专业等诸多优秀品质于一身，关键时刻则能够扮演拯救天使的角色，这种形象也频频出现在国人执导的影视作品中，从《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红河谷》、《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等等，莫不如此。而像《于无声处》第一集中出现的猥琐、愚蠢的西方间谍查理，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是极其少见的。
《于无声处》中一个拨动社会敏感神经的则是涉及到了“告密”话题——202厂的助理工程师陈其乾，怀疑同车间工程师张文鸿有泄露核潜艇特种钢材样品的嫌疑，于是投书有关部门举报张文鸿，并在国安人员约见时绘声绘色地细诉了自己的调查和推理。
著名影评人司马平邦在评论《于无声处》对这一细节的处理时谈了自己的不满，认为陈其乾的举报“被创作者处理得有些神神秘秘，甚至鬼鬼祟祟，至少是视觉处理很中性，而不带着任何高尚的色彩，陈其乾戴着大墨镜神色紧张地与国安人员接头的情节给人以阴暗和滑稽的印象”，没有做完全正面的处理是屈服于当下舆论对“告密”的反感，也反映了人们在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进行选择时的犹豫心态。
平邦此论，看似有理，其实却是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安全形势十分复杂，一是大陆内部有国民党政权逃台时留下的大批武装匪徒和潜伏特务;二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的加剧，美蒋又从海外派遣了大批特务，以各种方式潜入大陆，刺探情报并进行各种颠覆活动。如何有效应对这样的局面?当时毛泽东主席为公安战线制定的方针是反对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不要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冷冷清清的搞，而是要走群众路线，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保卫国家安全。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安全战线的成就表明这一政策是极为成功的，因为当千百万群众被动员起来之后，少数敌特就如光天化日之下的过街老鼠，无所遁形。当时的一些反特电影如《铁道卫士》、《秘密图纸》、《跟踪追击》、《国庆10点钟》等都非常生动的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比如在《铁道卫士》中就有沈阳市民制定“爱国公约”的场面，第一条就是“防奸防特”，令“远东情报局”特务马小飞大为紧张。
不过这种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要具备很高的政治条件，包括：人民对党和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人民在整体上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度的道德水平，专业安全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等。在这样的前提下，见不得阳光的“告密”行为与人民群众出于保家卫国的情怀与责任去检举、揭发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活动的高尚爱国行为之间的区别，就会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了。
但问题是，中国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变得高度多样化、复杂化了，原来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已经解体，利益也已经多元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对“告密”行为做一个简单的单一评价。
即以《于无声处》的陈其乾为例，他在剧中表现出了两个强烈动机，一是要不择手段把“厂花”冯书雅追到手，再一个就是要当上车间主任。追冯书雅，马东是他的主要对手;当车间主任，张文鸿是他的有力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用捕风捉影搜集来的“证据”举报张文鸿，就只能说是他搞垮对手的一种手段，而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高尚的爱国行为。这种行为动机，不仅破坏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声誉，还很有可能误导安全人员的侦察方向，放跑真正的间谍。虽然《于无声处》迄今只播了5集，我们还不能确定陈其乾是不是歪打正着(比如张文鸿真的是间谍)，但他的行为显然不能被无保留的肯定，《于无声处》的创作者对他做了“鬼鬼祟祟”的视觉处理，也是恰当的。
在今天的政治生态下，强调依靠在法治轨道内运行的专门国家安全机关进行反间谍工作是正确的，普通民众也应该有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责任和义务，但同时更应该重提当年毛泽东主席为公安战线制定的反对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走群众路线保卫国家安全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要努力为在国家安全战线重新走群众路线重建政治前提，有了这样的政治前提，目前反间谍工作面临的种种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出于个人目的胡乱举报的行为，尽管不能被完全杜绝，但也会因为没有市场而越来越少。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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