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山东，意指太行山以东。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濒临黄海、渤海。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大运河历史上是江南与京城之间重要的沟通纽带，从元朝起，大运河不再途径河南开封而走山东，大大缩短了距离。自清朝设置“山东省”，山东成为专名。晚清至民国初期，京津铁路、津浦铁路、沪宁铁路逐步修通，使得山东保持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
近代史上，山东经历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山东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邓恩铭、王烬美等人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表山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山东党组织在城市和矿区、铁路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山东党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在革命低潮时，山东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各党组织转入地下，分头从事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没有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先后在十几个地区爆发武装起义，建立了数万人的抗日游击队。1938年，毛泽东提出“派兵到山东”，部分八路军主力随后挺进山东，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更大的发展，形成遍布东西南北、山地平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以及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山东的抗日形势持续高涨，微山湖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海阳地雷战等等，主力部队与民兵队伍的抗日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在山东各根据地中，胶东根据地被称为最为稳固、最有文化、最有实力的根据地，也有人称之为最大贡献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北上东北，南下长江，山东有百万青年入伍参军，胶东占了一半;全国在册烈士200余万人，山东有22万，胶东在册烈士7.6万。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无数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而数百万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农民，大多数都来自山东。山东渤海区(现滨州市附近地区)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山东唯一没有被国民党占领的解放区，当时的口号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个集团军中，至今还有三个来自山东，其中包括常胜军38军。此外，南京路上好八连，孤胆英雄杨子荣，沂蒙红嫂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与山东密不可分。
那么，山东为何能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少数精英的小圈子讨论到波澜壮阔的群众参与和社会实践，从照搬教条的城市工人运动到实事求是地深入农村，从正规部队的决战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等等，山东无一不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佳的案例和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山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沃土?
一、穷则思变
山东境内有大量恐龙时代的遗迹，说明从远古至今，山东都是一块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素有“膏壤千里”的美誉，自然灾害不多。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得益于山东的富饶。传说范蠡功成身退，商以致富，号陶朱公，被后世称为儒商始祖，奉为财神，其经商的足迹也与山东有关。但正因为山东的富饶丰盈，使得它经常成为战场，战争常常成为对山东最大的伤害。例如，明朝建立初期，山东因战争而人烟稀少。如今属胶东的莱州，古代居住着莱夷，明初却不得不从四川移民。但总的来说，只要没有战争，山东还是很养人的地方。近代史上山东难以摆脱贫穷、贫困的面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855年黄河改道。在此之前几百年黄河由淮河入海，自1855年起，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山东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55年黄河改由山东入海，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即黄河决口，但背后也有人为的原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政府的主要精力和财力都忙于应付战争，对于黄河河道堤防疏于修缮管理。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更使得清政府手忙脚乱。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太平军已封锁运河南端，山东经济由此遭受严重打击。后来，太平天国发动北伐，山东成为主要战场之一。太平天国的北伐最终失败，战争使山东蒙受更大的损失，1855年的黄河决口、改道，更让山东雪上加霜。
黄河决口改道后，清政府没有及时治理。一方面，清政府对于黄河入海犹豫不决，有人主张让黄河继续按旧河道由淮河入黄海，有人主张不如顺其自然，让黄河由山东入渤海。两种观点难以抉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造成清政府财力不足，精力不够。太平天国一直到1864年才平息，而清政府对于黄河治理的犹豫不决延续了几十年。造成的结果是，运河山东段彻底断航，黄河堤防严重失修，当地政府和民众自发修建简易堤防，难敌大洪水。此后，一直到清朝覆亡，黄河下游山东段频繁决口，187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决口，由此带来饥荒、瘟疫、蝗灾等一系列灾害。
清朝晚期开放东北，形成“闯关东”热潮，一方面是因为东北面临列强蚕食，需要大量中国人充实边疆，另一方面就是黄河下游灾害频繁，破产农民和灾民冒死前往东北求生，清政府不得不弛禁东北，允许农民到东北开荒或谋生。山东人作为闯关东的主力，占了全部闯关东人数的一半左右，全国闯关东人数约3700万，其中山东人超过1800万。后来因各种原因，例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东北，有些回到山东。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据表明，留在东北的山东人还有700多万。黄河改道后清政府无力应付造成山东的困境，形成了大批贫穷的农民，闯关东解决了一部分，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闯关东来来回回之间，使得这部分贫穷农民增长了见识，不同于困守家乡一方土地的农民，他们成为见过世面、一定程度上了解世界、了解列强，能够辨识优劣、判断利弊的群体。例如，著名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原籍山东牟平，年少时就在东北做过多种生计，还在矿山受过日本人的欺压，这些经历使他回到山东参军后既能树立爱憎分明的立场，又能因社会阅历、随机应变而成为优秀的侦查员。
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山东活动，山东有矿山，有铁路，有产业工人，山东党组织最早发动群众的基础主要是依据理论教条，在工人群体中动员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很快接受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将工作重点转向数量庞大的农民，山东大批贫苦农民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发展的重要群众基础。《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山东得到了体现。
二、文化碰撞
讨论山东的红色革命，还有一个历史事件不能跳过，这就是义和团运动。山东以及相邻的河北(直隶)是义和团运动重要的发源地，也是声势最为浩大的地方。义和团运动爆发于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到1920年代共产党在山东活动时，一直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时间上与义和团运动并不远，一、二代人而已。很多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目击者都依然健在。轰轰烈烈、最终失败的义和团运动与几十年后万众一心的红色革命有什么关联，常常被人忽视。
山东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自明代起，天主教就在直隶和山东传教。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因与梵蒂冈发生“中国礼仪之争”，清朝禁止天主教传教，但直隶、山东的部分中国信徒依然私下奉教。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解除禁教令，天主教的洋人传教士很快便回到以前有基础的直隶、山东等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山东的直接影响不太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渤海湾成为重要战场。1860年5、6月间，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占领山东烟台，从南北方向封锁了渤海湾，这是欧洲军队首次踏上山东土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因火烧圆明园而名留史册，也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这次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登州为开放口岸之一，登州即蓬莱。1861年，英国人觉得蓬莱的港口条件不好，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清政府批准烟台成为通商口岸。这一年被视为烟台的开埠之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除了欧洲保守的天主教再次回到中国，尤其是直隶、山东地区，与天主教有矛盾的新教各个教派也开始大批进入中国。当时北方的开放口岸是天津、烟台和牛庄(牛庄位于辽宁海城市附近，后改为营口)。因此，直隶和山东又成为新教多个教派在中国北方传播的重要地区。德国是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早就想以传教为名在山东占有一席之地。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占领青岛。德国传教士所传之教是天主教的又一新教派，其急不可耐的帝国主义野心比其它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的山东可以说是西方各个列强文化都得以展现的地方，包括俄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山东又是孔孟故里，儒学根源，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不同文化在这里的碰撞、震荡显得尤其激烈。保守与创新，拒绝与吸纳，使得每一个山东普通人都能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影响。义和团运动正是在这一影响下产生的。
义和团运动以反洋教为表现，使得它的“反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对外来侵略，例如山东地区明朝时期的反倭寇，焦点主要是生命财产。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山东地区，由于洋教政教合一的倾向，使得洋教与财富、法律、军事、教育、习俗等世俗政权手段紧密结合。因此，义和团的反洋教、反帝斗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的色彩，这也是西方列强尤其痛恨义和团的原因。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斗争是比生命财产更为严峻的斗争，中国历史上虽然遭受过多次外族入侵，但没有一次像西方入侵这样在文化领域爆发你死我活的冲突。清朝统治者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义和团运动首鼠两端，加上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农民自发的行为，缺乏正确的领导，最终被帝国主义和清王朝联手镇压。清朝镇压义和团标志着它彻底失去了捍卫中国文化的道德身份，被中国人民抛弃只是早晚而已。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二十多年，山东出现了共产党。最初的共产党人都不是普通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他们得益于山东这块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的土地，从本土文化中生长起来，又没有顽固地拒绝外来文化，他们是一群思想开放、为了改变现实而渴望学习的先进分子，是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群，是一群领风气之先的弄潮儿，他们就是一群接受新知识、与时俱进的精英。由此我们发现，义和团运动精神可嘉，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缺乏意识形态、文化观念领域鲜明、准确的领导干部队伍，最终沦为“乌合之众”而失败。而中国共产党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出现，弥补了义和团的重大缺陷，使得民众有了明晰的目标、正确的手段和光明的希望。从更广大的层面上说，鸦片战争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义和团乃至五四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精英与民众相脱节的现象。而中国共产党自从建立江西根据地以来，便将精英与民众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山东显得尤其明显。
山东地区共产党精英与民众的结合，继承了义和团运动高举意识形态、文化斗争旗帜的传统。只不过由于义和团成员文化素质和接受教育程度的欠缺，对于东西方文化、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较量，基本属于“茶壶煮饺子，有嘴吐不出”。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用通俗的语言让民众理解并接受，由此得以有效地组织民众。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民众、动员民众时，并不简单地使用“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在胶东地区参观了一系列纪念馆，其中展览了一些烈士的遗物，有一个现象令我印象深刻。共产党干部的遗物中很多是书籍，其中，《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屡屡出现。由此可见，这群领导民众的共产党精英并不是照搬西方理论的盲从者，而是借鉴西方文明，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成分的兼容并蓄者。这是他们能够成为优秀分子，能够被中国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的领导者的重要原因。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个局面，我认为与山东的特殊性、历史性有着一定的关联，只不过，在红色文化的纪念和研究中，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切入。
三、尚武精神
山东由于频繁经历战争，使得山东地区长期具有尚武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百家争鸣”。但是，有一个人号称“百家宗师”，显示出他对“百家”的深远影响，他就是商周交替之际的姜子牙。关于姜子牙、姜太公既有很多不实的传说，也有很多可靠的记载。关于姜子牙出生地有多种说法，但这不重要。周朝建立后，姜子牙被封在齐国，成为齐国的开国国君，齐国最初的都城就在山东临淄。齐鲁后来成为山东的别称。姜子牙对于山东的影响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是巨大而深远的。
姜子牙虽号称“百家宗师”，但有一“家”特别重要，即兵家。姜子牙被后世确认为兵家宗师、中国武祖，基本上没有疑义。姜子牙之后，至今仍因《孙子兵法》名扬世界的中国古代兵法家孙武也是山东人;山东历史上的杰出军事人才还有：孙吴连称的军事家吴起;兵家实战始祖孙膑;战国名将蒙骜、蒙恬祖孙;西汉名将彭越、吕泽;另一位西汉大将陈汤有一句名言至今依然被人称颂：“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他是山东济宁人;三国时期的纪灵、乐进，以智谋见长的诸葛亮;唐初名将英国公李勣，小说戏台上传唱不绝的唐初翼国公秦琼、程咬金;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刘黑闼、单雄信、王仙芝、黄巢;宋代率众起义抗金的诗人辛弃疾;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山东既有军事谋略家，又有百战不饶的战将，中国古代传世兵书，有好几个作者都是山东人。
近代以来，山东依旧名将辈出，例如张自忠、王耀武、宋哲元、赵登禹、孙传芳、张宗昌、李延年、上官云相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中，山东也涌现了无数军事人才，例如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马耀南、孤胆英雄杨子荣、地雷战高手于化虎、铁道游击队洪振海、抗日英雄节振国、任常伦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迄今为止，山东籍上将27人，其中包括原空军司令王海，原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等;中将100人，少将400余人，山东目前是全国第一将军省。从这个简单的名单罗列可以看出，山东人的尚武精神分布于各个层次，既有高级将领，也有普通战士、民兵。我认为，这一现象得益于山东历来浓厚的文化传统。
2700多年前管仲任齐国宰相，为了实现寓兵于农，将保甲制度与军队组织紧密结合。此后的中国历史中，保甲制度历朝历代多有变迁，就山东来说，民团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对于民团、乡团等地方民间武装，历史的评价有褒有贬。然而，它首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体现，与山东民间较为普及的练拳习武风气相一致，义和拳、梅花拳、螳螂拳、孙膑拳、地功拳、通背拳、八卦拳、四季拳、红拳、金钟罩、大刀会等拳会社团在山东长期普遍存在。其次，这些民间武术团体一方面承担保护地方安宁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抵御外侮的作用。历史评价对它的贬低主要是因为民团有时会对抗农民起义，但有时它也会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部分，并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中，我们也看到民团活跃的身影。因此，当抗日战争爆发，民间习武以及结社的传统在抵抗日寇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身上以及地雷战、游击队这种民兵组织那里同时得到体现。
顺便说个问题：为何地雷战出现在胶东?胶东地区有深厚的道教文化基础，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炸药就是道家发明的。道家古代方士很多都是山东人，元朝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七子”全都是胶东人。地雷战与道家的关系，也许是猜测或巧合，但是，文化氛围和尚武精神造成山东籍将士能征惯战，在我看来是有必然联系的。
此外，山东濒临大海，航海所需要的冒险精神，自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开始就得以体现。徐福是胶东龙口人，这并不只是巧合，而体现了山东的文化。一直到闯关东，这种冒险精神依然强大。在战争年代，这种冒险精神就是血性，造就了无数英雄儿女。日本占据东北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义勇军，其中很多将士都是山东人，因此，山东人可以说是最早投身抗日的，而东北与山东的紧密关联，也使得后来山东的抗日形势遍地开花。山东人的冒险精神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英雄主义，航海不同于各自经营的小农经济，需要团结协作，这种精神同样体现在山东人身上，体现在由山东籍将士组成军队的纪律上。解放军占领上海后，上海市民一夜醒来，发现解放军战士睡在街道上，没有扰民。当我们知道这些睡大街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山东籍战士，我们便更加感受到勇敢、团结、纪律是山东将士的显著特征之一。
四、正确领导
以上三个方面是山东历史造就的特征，但是，有这些特征未必表明革命一定能成功，就好比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历史特征和背景，但还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红色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并在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中做出巨大的突出贡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认清了这些特征，因势利导，在一个明确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下，将民众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得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得以协调发挥作用。
早期共产党大都是些文弱书生，以为动动嘴、挥挥笔就能改变世界。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几个月后，毛泽东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发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从此开始逐渐步入正轨。然而，毛泽东这一论断的历史意义在于弥补了早期共产党对于政权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发表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笔杆子，相反，舆论和宣传领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与反动派斗争的战场，并始终保持优势和胜利。此外，一个政权的另一个强大根基便是经济基础。所谓根据地就是把经济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与当地民众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之上。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共同发挥作用，山东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与高度重视和开展这三个领域的工作密不可分。
孔孟之乡的读书风气使得山东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多都是有文化的人，这为山东根据地的舆论宣传工作提供了帮助。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山东根据地先后创办了《大众报》、《烽火报》、《大众日报》、《群众报》、《泰山时报》、《鲁南时报》、《湖西日报》、《渤海日报》、《滨海农村》、《前线报》、《民兵》、《冀鲁豫日报》、《群力报》等一大批报纸。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通俗读物和印刷宣传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最初在山东也有报纸，国共合作的背景使得双方成为友军，报纸也共同宣传抗日。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党在山东的报纸几乎完全被日军查封。与此同时，日军扶植傀儡政权，大量出版亲日报刊。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和宣传品成为对日宣传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唯一阵地。
山东根据地当时分为5个区，下辖96个县，人口约1350万。山东党组织要求：每个区有一个地方性报纸，每个县尽可能有一个油印小报，并建立全省的通信网;每个区至少有一个铅印厂，每个专员区至少有一个石印厂;为了摆脱日伪军封锁，山东要求建立造纸、油墨等文化事业工厂，尽力做到纸张、油墨自给;建立发行网和交通网，报纸、教材发行要深入到每个村庄。今天的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初创地点在沂蒙山。最初《大众日报》三天一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印刷材料奇缺，《大众日报》期期不误，迄今为止，成为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它一方面显示出山东党组织对于宣传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山东党组织长期以来克服重重困难高度重视宣传斗争的成效。
清朝中晚期以后山东的出现的极端贫困，为共产党的红色革命提供了庞大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除了爱国主义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分田分地、减租减息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根据地群众得到现实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青壮年入伍参军，其他人从事生产支援前线。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经济利益，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山东物产丰富，尤其在胶东招远还有亚洲最大的金矿，日本侵略者占领山东后，疯狂掠夺黄金资源。山东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开采金矿，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向党中央秘密输送了43万两黄金，有力地支援了全中国的抗日斗争。不仅如此，山东根据地还与日伪展开全面的金融斗争，开设银行，发行根据地货币，其中北海银行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海银行的金融政策也大大支持了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民众支援前线的热情。
因此，历史学家将山东根据地称为“最为稳固、最有文化、最有实力”的根据地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从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三个方面，极为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斗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总结历史、回顾历史，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战场的硝烟、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还应该深入理解在其背后的一系列政策。正是这些把传统与现代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有效政策，使得无数山东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红色革命，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凯歌。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紧紧相连，既是对那段岁月的总结，也是对今天和未来的告诫。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是战争年代的描述。对于今天的和平岁月，如何将这一精神内涵贯穿到日常工作中，使得政府始终如一地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是一个需要长期认识和实践的重大命题。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无数牺牲的英烈在注视着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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