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习主席的话，深刻说明观念更新对于军事改革创新的决定性意义。
观念更新来自于哪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思想文化战线的积极推动。实践表明，军事文化越是富有开拓性和进取性，其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就越是强大，对于军事力量建设的贡献就越明显;反之就可能在军事竞争中陷入被动、造成难以挽回的败局。
曾多次被拿破仑军队击败的普鲁士军队，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晚清的北洋水师、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都曾耗费巨资并被寄予厚望，但为什么终究功亏一篑?其中缘由都隐藏着一个重要规律：在军事竞争过程中，谁占据军事思想文化的制高点，谁就可能点燃军事力量迸发的引线，并最终赢得主动。
只有把眼睛永远盯在桅杆刚刚冒出地平线的时候，才能始终走在战争前边。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在抓紧推进新军事变革、战争形态和战争观念都在不断更新的背景下，我们打造强军文化，就是要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下，勇于到中流击水，让军事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成为强军事业不断迈进的强大推动力。
——编 者
军报整版刊发戴旭文章
走在战争前面
——近代以来大国军事兴衰的文化反思
■戴 旭
习主席曾经用“三个前所未有”和“三大危险”概括中国当前的时局。这一论述深刻表明，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将风险视为砥砺、把机遇化作成功，正是时代对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真正考验。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洞察世界军事发展的特点，创新军事理论，激励军心士气，打赢新型战争，以军事战略保障国家战略突破各种内忧阻碍和外患伏击，是当代中国战略家和军队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而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军事兴衰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思考这一课题颇有价值。
1、思想是历史的脉动
德国是欧洲大国中实现现代化较晚的国家，也是近代中国的“军事教官”，颇具他山之石的“端详”价值。
在雄图大略的腓特烈大帝死后，统一的普鲁士仿佛失去了灵魂。全社会到处弥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军队将演习变成演戏，将军事文化“文艺”化，结果在1806年与用新式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军对阵时一触即溃。拿破仑在大军团的第22期公告中写道：“像是秋天的薄雾遇上了冉冉升起的阳光，普鲁士军队就这样消散了。”
形式主义的背后是老气横秋的惰性。普鲁士素有尚武传统,但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军官队伍已经非常老化。有资料显示，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年逾八旬，13名将军79岁， 60岁以上的将军有62名。而打败普鲁士这一年，拿破仑才37岁。在法国大革命和军功制度激励下，年轻的法军军官充满了建功疆场、争当元帅的豪情。
26岁的上尉克劳塞维茨在这次战役中做了俘虏。对照生龙活虎的法军，他看到自己国家军队战败的主因：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样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军官们更在意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不是作战;在演兵场上无休无止地重复操练，只会使“军队的精神”变得“完全不好战”。
80多年后，几乎和普鲁士一模一样的悲剧发生在晚清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北洋水师将领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普鲁士比晚清中国幸运的是，在军队和国家惨败中涌现出的战略家很快受到国家重视，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克劳塞维茨从战俘营出来，进入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参与设计新型军队，并在7年后参加了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战争，试图以军事理论创新和精神激励，破除曾经导致自己国家蒙羞的军队思维僵化和意志低迷。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站在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山峰上，老毛奇设立参谋本部，大大提高军事效率，并把最新技术革命成果引入战争。军事制度的划时代创新与“普鲁士的铁路政治”相结合，为德国赢得了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原有军官团精通军事理论、严格训练、意志坚定等军事品格的基础上，重视战略家和最新技术革命的军事应用，成为德军的新传统。
2、是谁造成了晚清“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晚清在甲午战败后一蹶不振。被八国联军赶出紫禁城之后，光绪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说得头头是道，但通篇竟没有一字自我批评：是谁造成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日本明治初期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曾一针见血指出：“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至死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习”不改。
“资格限制”下的晚清人才什么样?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曾向皇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其实，这哪是乏才的问题，根本就是官场死气沉沉、生气已无的气象。当过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嘉庆朝军机大臣、道光朝宰相、被视为帝之“股肱心膂之臣”的曹振镛，教他的门生如何平步青云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晚清并非没有如克劳塞维茨一样见解深刻、胸怀大志之人，只是未被目光短浅、愚蠢自大的统治者重视而已。曾国藩有一位幕僚叫赵烈文，在洋务运动刚开始、一切貌似欣欣向荣的1867年，就预言“本朝”将“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结果如赵烈文预言的一模一样。但高瞻远瞩的赵烈文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个隐秘的预言家，根本无缘参赞国家军机。为怕直言惹来灭门之祸，他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深藏箱底。
同样是留学英国、胸怀大略，伊藤博文当了日本首相，而严复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旁议学者。此外，北洋水师还有个小官叫姚文栋，处处留心研究日本，并怀远征日本之志，但至死都处在体制的边缘。孙中山屡次给“李中堂”建言献策，但终无一用，被迫反清创立民国。
3、技术推动时代进步，思想则引领时代发展。思想的产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晚清中国GDP约占世界1/3，人口、兵员数量为世界之最，并一度购得大量先进武器且开始改革开放，但空有纵横世界的物质力量，最终只留下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大清国与同时代大国的差距看起来似乎是在技术形态上，但其本质却在战略思维层面。
号称“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同时代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已开始实施“太平洋商业帝国战略”，预见到绕着地球不同方向扩张的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在中国“相撞”。魏源看到的是眼前别国的坚船利炮，而西华德看到的则是世界大舞台上美国的百年未来。
晚清中国与初兴美国后来的发展曲线，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战略家的视线。晚清奕和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操盘手，念叨的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而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却看到“商业主义只是民族伟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靠物质繁荣而真正强大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
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内，中国被肢解成碎片，无数战争发生在本土;而美国独立之后本土只发生过两次内外战争，其余战争全部是在国外进行。中国千余年财富积累被掠夺一空，美国却积攒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财富基础。这是双方战略能力直接导致的结果。
没有正确战略思想的引领，国家建设就容易步入盲人摸象的状态。由于没有洞察到19世纪世界正处于军事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晚清中国因此没有及时吸纳世界核心技术和先进制度，以用于激活国力、焕发民志，进而争天下、开太平。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大变革，最后竟演变为官员贪污、全民腐败、“上下交征利”和外部大哄抢的闹剧。
晚清时期国家战略迷失，与此相应的军事变革更不得要领。当时最大的军事决策失误是配备重巡洋舰却不赋予其远程打击宿敌、驱逐外敌、夺取势力范围的战略任务。尽管这中间日本一再挑衅、英法屡次寻衅送来机遇，但大清国主政者却只把昂贵的军舰当唬人的道具和自娱的玩具。若只为防御外敌入侵本土，何不在沿海大修铁路?一来发展沿海经济，二来提高陆军机动能力，一如革故鼎新后的新普鲁士军队。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相脱节和错位，该建陆军却大买军舰，海军该主动出击消除外患却蜗居本土港口坐待小敌聚歼。大清国国民用血汗兑换白银，换来的铁甲舰却变成废铁堆，令人扼腕!
清朝统治者仅满足于“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致使本来可以争衡世界、捍卫地区和平的国家力量，就像地下的矿藏一样被深埋、被沉睡、被闲置、被荒废，最后被抢夺。
思想是一个民族真正的质量，对战略家的态度则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眼光。英国国王重用海盗德雷克开世界海军之先河，奠定日不落帝国之根基;美国总统重用马汉，战略红利享用至今。19世纪前后，世界处于“战国时代”，整个西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大批涌现世界级的哲学家、战略家，而无知加傲慢、懦弱且贪婪的晚清统治者，在政权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了腐败，却不能给微乎其微的战略家和忧国忧民者以容身之地，败亦属当然。
技术推动时代进步，思想则引领时代发展。思想的产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以先进的战略思维先行一步，在时代的前面趟开传统观念的雷区，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
习主席强调，“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中国军队需要大批具有爱国心和荣誉感，有血性、有担当的青年将领，更需要战略家催开军事理论的创新之花。普鲁士军队的再生和晚清的冥顽不化，对今天人民军队正在大力开展的反腐行动提供了不同方位的参照。除贪官，更要扫腐气、育新人，为中国的克劳塞维茨们创造合适的成长环境和建功条件。
4、衡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不仅看它有多少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更要看它对思想和精神的重视程度
习主席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一论述深刻说明，牢固的思想防线对于国家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中国先是闭关锁国，后来则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国门大开，开放无度，连海关也交给外国人管。这时候涌进来的已经不只是外国商品和军队，更有西方宗教、政治思潮等文化入侵。1887年，来华传教士韦廉臣与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上海创办“同文学会”时说：“设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使他们俯伏在我们的脚下’。”
衡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不仅看它有多少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更要看它对思想和精神的重视程度;否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便无法理解。抗日战争中，用现代化武器和武士道武装起来的日军曾经不可一世，让拥有数百万大军和国际军援的蒋介石一退再退。而无枪无粮人数极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却迎敌而上，以先进的思想动员组织民众，将日军团团包围。在战后总结的《华北治安战》中，日军无奈地写道：“在中共方面，他们拥有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于1944年靠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党内思想，对于党外，以‘抗日’思想团结大众，以严厉的除奸工作加强统一战线……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也以党为核心，全体党员、全体战斗员均作为思想战线的战士进行活动。 思想战并没有界线，所以赞成中共的人也广泛出现于中共游击队战区以外的地方。”
毛泽东被西方学者称为“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以思想的威力真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留给当代世界军事史独一无二的伟大遗产。正是秉持着这一特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扬威抗美援朝战场;正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朱总司令还有“鲁总司令”，才未雨绸缪地挡住了美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行解体的悲剧，并至今发挥着意识形态“防波堤”的作用。这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至今仍然拼命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5、思维如果停滞，则必败在新型战争开始之前
晚清之悲令人惕励，但在世界大国之悲的记录中，它却并不是“孤案”。拿破仑死后的法国几乎不会打仗，在后来的欧洲混战中屡遭败绩。在倾全力打赢毫无战争艺术的第一次大战后，法国居然又倾全力按照上次战争的经验，修造了一条昂贵而无用的“马其诺防线”，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永远的笑话。
半个世纪后，前苏联军队又栽倒在思维停滞的深渊里。有资料显示，这是1990年苏军常规力量基本数据统计：总人数300多万人，洲际弹道导弹2千余枚，重型轰炸机160多架，各军种战斗机8000余架，坦克、装甲车10多万辆，核潜艇和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舰船有上百艘。苏联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兵团决战的模式，动用主要工业体系和大部分的经济实力，建设了一支多么“强大”的军队!
但是，美国对按照陈旧战争思维、使用最新技术打造的前苏联“国防力量”却不以为然。二战前，美国就有学者提出：由于工业化军事力量的毁灭性，大国间军事征服将不再可行，世界正在由军事帝国主义转向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二战刚结束，美国就制定了战略攻心战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全套战略。
前苏联曾经创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奇迹，也创下了卫国战争的军事奇迹。但是，它却沉浸在巨大的辉煌中不再前进，一如苏联党政军高官们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忘掉理想、不思进取一样。朱可夫在刚刚结束二战、占领德国期间就已经开始腐败，而赫鲁晓夫刚一接任苏联党政军领袖就立即否定前任，对靠理想信念起家的苏联共产党造成严重的“脑内伤”。
而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针对苏联军事佯攻、经济侧攻、文化主攻的秘密战略却开始实施。
沉浸在国内革命和卫国战争胜利辉煌中的苏共和苏军不知道，在以文化和经济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军队除了战略火箭军和陆海空军，还有文化大军、产业大军。
苏军对领土、领空、领海的防卫十分警惕。但是，他们对自身英雄人物和苏共历史的被攻击——这种最致命的釜底抽薪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们一直在准备大规模钢铁战争，直到苏共、苏联和苏军整体活着被“消灭”的时候，其最新式的航空母舰“瓦良格”号还在乌克兰造船厂加班赶造。
俄罗斯学者将苏联解体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至今，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军队对决式的战争，但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却彻底地被改变。这正是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开始影响时代的证明。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真正了解其中的战略原因，否则他们就不会只把钢铁平台当做国防建设的主要方面，只把军队间的交战当做军事院校的主要课程。
兵者，国之大事。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通篇贯穿创新精神，声声激励雄风再起，我们应该悉心领会。
6、网络时代，信息思想战已成大国博弈主战样式
二战结束70年间，美国和西方从机械化到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完成社会形态的进化。美国的国家权力形态，也由冷战时的电子化同步升级为网络化“版本”，其发动战争的观念和样式也随之发生质变。那些没有及时察觉这一战争特性变化的国家，很快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在1991年被信息化武器杀死的伊拉克“军事遗体”旁边，躺着的是2010年被“茉莉花革命”击倒的突尼斯。美国媒体称“它立即创造了历史——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通过公民暴动推翻其领导人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网民，这依赖于突尼斯先进的现代通讯基础建设、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移动网络的数字化”。这“是一个网络攻击性行为上升至多形态战争层级的例子”。
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的“网络风暴”——网民暴动成功推翻国家政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
2001年，美国战略司令部从佛罗里达的地下指挥室随心所欲地指挥阿富汗山区的无人机攻击塔利班藏身的山洞;2011年，通过网络的无形手，西方国家已经可以轻易操纵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众起来武装反对他们的政府。这种策动别国民众攻击自己政府，并同时通过强势经济工具绞杀对手的战争，让那些按照以往军事教科书准备以军队对军队进行战争的人又一次不知所措。
持续发生着的“颜色革命”不仅是政治危机，还是永远变化着的现代战争的最新轮廓。
在这种新型战争中，传统陆海空军的坦克、飞机、导弹成为最后出场的演员。正如波兰骑兵在德军排山倒海的坦克集群面前仍不肯丢掉心爱的马刀一样，摸惯了钢枪的军人们也很难说服自己——战略性大战场已到了虚拟网电空间。而网电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开辟，使国家传统的地理和物理边界名存实亡，思想战线心理攻防如火如荼，战争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战争化趋势明显。残酷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剧烈的时代变化中，那些思维落后、反应迟钝的民族和国家，将像悲惨的印第安人和晚清中国一样又一次面临生存危机。
大约与美国战略东移，中东、中亚颜色革命相同步，中国网络上连续发生多起恶意攻击新中国开国领袖、丑化新中国道德楷模和军队英雄，篡改、虚无中共历史，围攻宣传正能量的军事专家和社会人士等众多恶性事件。一些外资控制的商业网站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借刀杀人等手法兴风作浪;一批肩负颠覆中国战略使命的“第五纵队”以各种掩护身份啸聚网络。二者以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媒体技术形式和极具迷惑性的“战术”手段互相配合、遥相呼应。敌对势力通过专门塑造英雄的文化公司，把自己的英雄传播到全世界，培育西方崇拜;同时却不遗余力地抹黑对方的英雄，并以各种方式鼓励“东方叛徒”揭露自己民族的丑陋，摧毁自己国家的英雄群体，以毁灭目标国家青少年的道德人心……种种迹象预示，网络时代攻心为上的新型战争已经兵临中国城下，而有关部门尚未完全将这些“以键代剑”的敌人套进准星。那些还在故纸堆里和历史的幻觉中沉湎于“联合作战”和超视距攻击的职业军人们，已经到了更新战争知识系统的时候了。
习主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今天中国无论军人还是民众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军士兵则主要是使用网络、微信的一代青年。由于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互联网的疏于管理，敌对势力和负能量利用这一大众信息管道对我国青年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想侵蚀和舆论轰炸。如果不能加紧治理这一混乱局面，后果将难以设想。借鉴主要战略对手的做法，我们在加强传统军事体系建设的同时，应该与国家相关部门共同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战略，实施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网络意识形态攻防战。打赢网络时代的新型战争，已是当务之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争形态。由于昧于世界大势，19、20世纪的中国几乎是世界所有新型战争的试验场，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牺牲。21世纪的中国不能重演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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