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资本论》的人很少,读懂《资本论》的人凤毛麟角。其实,读懂了《资本论》,不仅可以干革命,也确实可以发大财。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一般而言,资本(英文:Capital),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商品或产生收入的累积物力与财务资源。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广义上,资本也可作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极端狭义的资本概念,是单指资金的。在当代中国,有能力操纵资金的人,才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世袭的资本家了。新兴的资本家,大多数是通过巨额负债获得原始积累的特殊人士。一些早慧的中国人悄然领悟,负债就是资本。负债,在当代中国,具有无比神奇的力量,这是制造资本家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超级负债的急剧膨胀,几乎等同于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负债,改变命运;负债,改变国运。易言之,中国资本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借来的。发财,在当代中国,是一场十分特殊的制度和政策游戏。
游戏,自然有规则。这游戏规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秘密。并不有趣,这秘密竟然完整地记录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之中了。一代代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编织了当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心路历程。中国,“借”出来了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负债竟然导致了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强制负债一定能够获得盈利,就必须要有一个政策前提:实质通货膨胀必须持续高于名义负债成本(实质通胀高于名义利率)。当实质通胀大大高于名义利率的时候,负债将能给负债者带来神奇的资产溢价暴利。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谁能借到钱,几乎必然发达。如果,政策允许,进行杠杆型放大,则债务人会出现财富的几何型膨胀。请大家注意:“政策前提”这四个字。因为,货币发行权是国家权力。笔者在《广义税赋论》中,解释过货币发行权就是税赋权的基本原理。“政策前提”是一种国家财政安排,意味着政府变相收取了所有劳动者的税赋,同时转移支付给有资金特权的人士。就本质而言,这是制度性的财富转移支付。此项“政策前提”与土地革命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意义完全相同,也可以视同为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政策前提”再造了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秘密,不完全是因为逻辑深不可测,真正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中国在做什么。更多的原因,是与之俱来的道德瑕疵和宪政叛逆。“借”来的财富,毕竟不是劳动所得,与中国古老的道德传统和立国的社会主义原则相去甚远。尽管,举国上下,都对“借”进行了上天入地的美化。最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试图对此进行终极美化。但是,“借”为己有,仍然无法抹去偷和抢的痕迹。“借”成资本家的人们,以及他们豢养的一切家和奴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美化变成为法律确认。于是,古老的麻烦又来了,“政策前提”需要“政策结论”。“政策结论”仍然是国家财政安排,意味着国家必须对“借”来的财富立法征税予以确认。显然,“政策结论”远比“政策前提”难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很难。一本“鱼鳞册”,二十年都上不了台面。财富无法完成法律确认,资本就只能逃之夭夭。衮衮诸公的钱商太低了,这个秘密还能埋藏多久呢?
笔者去英国看望马克思。笔者邀请马克思访问中国,用《资本论》的概念、逻辑、方法重新解析中国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感到很为难,剩余价值理论精确分析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但是,政府通过扭曲货币发行权以劫掠国民财富(人民的经济主权),从而在极短的时间让并不从事生产的特殊人士暴富(经典的制度劫掠),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所能覆盖的范畴。马克思说,《资本论》只解释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进行的剥削,却无法解释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的抢劫。马克思拒绝了我的邀请,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问列宁和毛泽东呢。我不会去问列宁,我知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本身就错了。我也不敢去问毛泽东,毛泽东晚年是要革“苏维埃”的命的。但是,他革不动了,革革命者的命,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完全不理解了。看来,《资本论》还要继续写下去,必须将中国新资本主义说清楚。看来,毛泽东的事业还需要重新开始,中国人民的解放存在半途而废的可能。
年轻时,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人民与革命》。人民不能直接持有资本,人民终究会被国家抢劫的。这是人性的问题,这不是苏维埃的性质问题。人民用枪夺回了劳动果实,苏维埃最终用负债转移了人民的劳动果实。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其实,负债,哪里有什么神奇的力量?那不过是资本掠夺的工具而已。至于,这个神奇的力量结局会怎样,那就要看我们这代中国人的觉悟了。或者,中国人还未全部丧失良知,他们终于会明白毛泽东晚年的忧伤。资本利得劫掠劳动所得,这是《资本论》要解释的核心问题。但是,马克思和列宁都无法想象,从社会主义蜕化到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借助剩余价值,“马列主义”政党会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实现资本利得对劳动所得的野蛮劫掠。并且,这一劫掠过程也能理论化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新四化”理论(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私有化)就是这“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知道为什么“桂儿”和“芙儿”都去做金融了吧!负债光荣,劳动可耻。毛泽东如果知道,如今中国的政府、机构、个人的负债水平,他一定无法继续慈祥地安睡于天安门广场了。毛泽东如果知道,负债权就是征税权,政府、机构、个人都在向老百姓征税,他一定会去八宝山唤醒伙伴们重上井冈山的。
经济学大体上是不讲是非的。但是,经济学却不能不讲边际。正所谓“过犹不及”。负债,甚至是超级负债,或许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但是,凡事都不能过。在当代中国,负债权就是征税权。赋予一些政府、机构、个人征税权,等同于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在宪法法理上已经构成犯罪了。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数十倍或数百倍,这不是我国宪法所能接受和允许的。从负债掠夺,到资本食利,赤裸裸的流氓逻辑都能获经济学大奖,我国数以亿计的知识分子竟然集体鸦雀无声。这,比抢劫本身更显得过分。马克思走了,《资本论》还在,《资本论》还在成长。在中国,毛泽东还住在天安门广场呢。过了,就错了,历史是必须讲是非的。至少,西方资本主义还在本国讲道理,西方世界都在大幅度压缩资本利得,西方世界在尽量维护劳动所得。确实,读懂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就应该知道如何在中国增负债,就应该知道如何在中国发大财。但是,中国也残存了一些能读懂《资本论》的人,中国仍然有一些能够理解毛泽东的人。他们能同意狗日的们这样做下去吗?
许多中国人未必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却实实在在地挽救了西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这句话全世界都开始信了。当全世界向左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却玩起了特色。特色,无非是“新四化”,“新四化”可以救中国吗?就靠通天彻地的负债和泡沫吗?
很多朋友让推荐阅读书目,我总是推荐《资本论》。马克思是伟大的,他牢牢地抓住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重建资本主义,仍然是通过制度性安排资本利得大规模劫掠劳动所得。劫掠者是熟读《资本论》的,被劫掠者是否也应该下一点儿功夫呢。
我不会忘记马克思的生日。马克思一巴掌一巴掌把资产阶级打得呜呜地哭。一晃,就快要两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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