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月降水量距常年平均水平
前言：
本文以“《高温干旱更有可能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为题将刊发于明日（2022.8.29）《第一财经日报》，基本完整刊发，有些微字句修改，这里原稿全文刊发。
早就打算写篇文章讨论今年的高温干旱了，在给有关部门的宏观经济运行专家问卷中提出以下判断：当前高温干旱更有可能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气候与水旱灾害、特别是旱涝急转给宏观经济稳定与社会带来的风险可能成为经济运行中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基于上述判断就农产品、能源、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布局等提了自己的相关主张。前些时时间都花在讨论别的问题上，把日本和其它区域几十年、接近一百五十年的经济社会数据整理计算了一通，这几天才抽出时间来，周三（8.24）日写好初稿，基本上是我在问卷中观点的详细分析，联系刊发费了点周折，原来是一篇文章近六千字，因篇幅限制等问题拆分为两篇。下一篇联系历史和当前情况讨论旱涝急转风险问题。
最初知道全球气候变暖灾难论是在1990年代初，原来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灾难论，十几年前花了些时间读了些相关书籍资料后，发现这个论断与史实相悖，不相信了。
对天气及其影响关注程度大幅度上升，始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因为我认为中国应对这场“总体战+持久战”，三大关键产业是粮食（粮棉油肉）、能源、IT高新技术产业，，外加财政金融体系稳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整理计算了建国以来70年水旱灾害、降水、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播种面积、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等数据。2020年初去深圳过年，看到梧桐山间湖泊、水库干涸，查资料发现当时广东已经遭遇连续干旱；当时又遇到新冠肺炎瘟疫爆发，担心耽误春耕农时，而且当时特大蝗灾已从非洲发展到南亚，朝鲜半岛地缘政治风险阴晴不定，便写了一篇《疫期农业与能源市场的冲击传导风险》，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业与能源市场传导风险压力加大》”为题刊发于2020年2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链接：梅新育：疫期农业与能源市场的冲击传导风险）
2021年7—8月河南及华北雨灾时在《第一财经日报》、《财经》杂志、香港《大公报》等媒体刊发数篇文章及采访。
2021年8月下旬第三次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后，在自己此前已经整理计算了建国以来70年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等数据的基础上，发现有问题，形成了数篇文章等，公开文章主要有：
《有效灌溉面积可能已大降警示粮食安全》，以“《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五六百万公顷，如何确保粮食安全？》”为题刊发于《财经》杂志新媒体公号“大势看财经”；
《有效灌溉面积大幅下降敲响粮食安全警钟》，《学术前沿》，2022年4月下。
这回写的文章，建立在上述前期研究基础之上。
高温干旱更有可能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
作者：梅新育
从上游的四川到下游的沪苏浙，热浪和干旱席卷几乎整个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及其邻近地区，形成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平均强度最大的高温少雨天气；从居民生活到经济产业运行，都备受干扰冲击。在本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灾难论”流行的大环境下，与同期欧洲出现的多年罕见、甚至百年未有高温干旱天气相叠加，社会上广泛担忧这场高温干旱会成为未来长期的“新常态”，而整个国民经济规划布局等等都需要由此开展重大调整。
由于长江流域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份额最大的区域，这场高温干旱对国家全局的影响无疑不可低估；但从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在气候干旱化时期个别年度发生极端水灾，气候趋向湿润化时期个别年度发生极端干旱，这是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现象，并不会因此扭转整个时期的气候变化大趋势。从水旱灾害年均面积和全国平均降水量数据来看，自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来，中国气候已经进入将延续较长时间的暖湿时期，这场高温干旱是在连续的降水丰年和上半年降水偏多、干旱灾害比常年偏轻的基础上发生的，不仅由此削弱了其对民生和国民经济的杀伤力，而且更有可能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事实上，直至8月中旬结束时，长江流域9省市耕地受旱面积只相当于2010年代全国年均旱灾受灾面积的约20%、2020年旱灾受灾面积的44%。在近期、中期内，在做好抗旱、防备旱情加剧极端情况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高温干旱区域发生旱涝急转的风险给予足够重视，警惕创造历史和世界纪录的超千年一遇“75.8水灾”重演；在长期内，我们应根据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安排经济与投资。
截至8月21日16时，鄱阳湖星子水位已降至9.63米，较多年同期偏低6.96米，五河主要控制站水位较多年同期偏低2.17-6.99米。
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气候已经进入暖湿阶段
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中国农作物遭受水旱灾害面积变化，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气候总体趋向干旱，在1970年代急剧加速，到2000年代达到高峰后开始逆转，2010年代旱灾面积大幅缩小，2020年代水灾面积可能明显上升。我整理、计算、考察1950年代至2010年代中国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变化，发现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年均旱灾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均成倍扩大，然后维持高位直至2000年代，年均旱灾成灾面积在1980年代还进一步扩大6成以上。2010年代，年均旱灾受灾面积锐减近6成（参见表1）。
就年均旱灾受灾面积而言，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年均旱灾受灾面积从1160万公顷扩大119%至2537万公顷，1980年代至2000年代稳定在2400万—2500万公顷左右，2010年代锐减至1112万公顷，低于1950年代，仅相当于1960年代的57%、1970年代的44%、1980年代的46%、1990年代的45%、2000年代的37%。
就年均旱灾成灾面积而言，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年均旱灾成灾面积从360万公顷扩大104%至736万公顷，1980年代进一步扩大至1193万公顷，2000年代达到1447万公顷的高峰，2010年代锐减至530万公顷，低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相当于1960年代的60%、1970年代的72%、1980年代的44%、1990年代的44%、2000年代的44%。
进一步考察旱灾面积相对于水灾面积倍数的变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气候干旱趋势及其逆转。这个倍数越大，表明旱灾问题比水灾问题越突出。
1950年代，年均旱灾受灾面积相当于年均水灾受灾面积的157%，1960年代上升至229%，1970年代达到472%的高峰，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分别为230%、163%、262%，2010年代回落至147%。
1950年代，年均旱灾成灾面积相当于年均水灾成灾面积的78%，1960年代上升至171%，1970年代达到313%的高峰，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分别为212%、137%、268%，2010年代回落至142%。
浙江衢州乌溪江水利工程建设场面。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气候湿润化趋势更加明显。2020、2021两年，中国旱灾受灾面积分别为508万公顷、343万公顷，分别相当于2010年代年均旱灾受灾面积（1112万公顷）的46%、31%，旱灾成灾面积分别为251万公顷、141万公顷，分别相当于2010年代年均旱灾成灾面积（530万公顷）的47%、27%。
而且，2020、2021连续两年，全国水灾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均高于旱灾，这是此前非常罕见的现象。1950—2019年70年间，仅有1950、1954、1956、1964、2010年五年水灾受灾面积大于旱灾，其中1964—2019年56年间仅有2010年一年水灾受灾面积大于旱灾；1950、1953、1954、1956、1963、1964、1991、1996、1998、2012年十年水灾成灾面积大于旱灾，其中1964—2019年56年间仅有1991、1996、1998、2012年四年水灾受灾面积大于旱灾。
全国年均降水量数据同样明显反映出了中国气候的湿润化趋势。根据1997—2021历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水利部编写），1997—2009年13年间，仅有1998、2002、2005、2008年四年全国年均降水量多于常年平均降水量，2010—2021年12年间，仅有2011年一年全国年均降水量少于常年平均降水量（2014年基本持平）。换言之，截至2021年，我国已经连续10年为降水丰年。
7月11日鄱阳湖水面。
8月15日鄱阳湖水面。
二、上半年降水比常年偏多11%，全年旱情未必十分严重
就今年天气而言，包括当前正在经历高温干旱的长江流域在内，上半年全国降水多、汛情重而干旱灾害比常年偏轻，长江流域高温干旱是7月下旬以来才形成的。根据应急管理部《2022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上半年全国共出现18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累积面降雨量30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1%；3月17日入汛至上半年结束，平均降水量280.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0.7%，为201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在区域分布上，7月下旬以来遭受高温干旱的江南、西南与目前未受热浪冲击的华南、东北等地并列降雨量偏多区域。
由于降水偏丰，上半年全国共有21个省（区、市）42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40条超保证，13条超历史（警戒水位、保证水位等概念解释见文末）。鄱阳、洞庭两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湖底大面积暴露，成为7月下旬以来的高温干旱天气中对大众视觉冲击力最强的景象之一；鄱阳湖8月6日进入低水期（12米以下），8月19日进入低枯水期（10米以下），比常年提早百日，成为1951年有记录以来鄱阳湖最早进入低枯水期的年份，洞庭湖标志性水文站——城陵矶站水位于8月23日8时降至22.96米，为该站30年来8月最低水位。但在上半年，鄱阳湖所在的江西省与两广、福建并列，是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集中的省份，鄱阳湖水系的乐安河、信江部分江段堤防漫顶、滑塌。
直至7月，根据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汇总，7月份我国自然灾害总体仍以洪涝、风雹为主，干旱是次一级灾害，且当前遭受高温干旱冲击最严重地区之一四川直至7月份仍与辽宁并列洪涝灾害损失较重省份。
综上所述，7月下旬以来席卷长江流域的高温干旱未必能够造成全年总体降水偏少很多、干旱成灾面积极度广大；上半年降水较多，水库普遍蓄水充裕，地下水位普遍上升，也为抵御旱情创造了较好条件。如7月份湖南省开始出现旱情时，湘江流域的欧阳海、双牌、水府庙、酒埠江等水库，资江流域的柘溪水库已经基本蓄满水，东江水库水位为近20年同期最高，涔天河水库水位为建库以来同期最高。
从地下水位来看，此次遭受高温干旱最重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虽然6月份浅层地下水水位与去年同期相比总体下降，但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平原下降0.8米，鄱阳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分别上升0.5米和0.1米；江苏、江西、湖南等受灾省份深层地下水位一半以上站点上升，仅有10%左右站点下降。而浅层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长三角地区更容易受到台风等影响而解除旱情。
8月21日水利部通过央视新闻发布的受旱面积数据也符合上述判断：截至目前，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省（市）耕地受旱面积3299万亩，亦即约220万公顷，相当于2010年代全国年均旱灾受灾面积（1112万公顷）的约20%、2020年旱灾受灾面积（508万公顷）的44%。
1998年抗洪：九江堵口。
三、高度警惕旱涝急转风险，冷静客观观察判断气候变化趋势
在抓紧抗旱的同时，对7月下旬以来的长江流域高温干旱我们未必需要太过惊惶，对旱灾区域旱涝急转的潜在风险要给予足够警惕。中国降水时空分布高度不平衡，无论是在年度之间，还是一年之内，旱涝急转均非罕见，一旦发生，有较大概率造成严重损失。
建国以来从旱灾到雨灾的旱涝急转灾害最突出案例莫过于1975年8月豫南地区特大暴雨（75.8水灾），其三天最大降雨量达1631毫米，超过河南正常年份两年降雨量，创造了降雨量中国历史和世界纪录，受灾人口上千万，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溃坝失事，死亡数万，房屋倒塌数百万间，京广铁路冲毁100多公里，……这场特大暴雨就是发生在1970年代初中国气候干旱化明显提速、几乎整个亚洲也急剧干旱化时期，从当年的河南全省性严重旱灾急转直下而来。近二三十年来，这种旱涝急转情形仍一再重演：
有鉴于此，对7月中旬以来长江流域高温干旱，我们既要大力抗旱，也应高度警惕旱涝急转风险，对旱涝急转带来的商品市场震荡等问题，要有应对预案。对欧洲等同样遭受高温干旱袭击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同样发生旱涝急转、进而放大中国旱涝急转冲击力度的潜在风险，我们也需要给予充分考虑。
气候变化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甚至左右国运；惟其如此，我们对与此相关的研究分析、判断、决策必须分外冷静、客观，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着眼长期，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无论是国内反应过度且易反易覆的舆情，还是西方流行、甚至作为“政治正确”的“全球气候变暖灾难论”。
基于“全球气候变暖灾难论”而超强力度推行减排等政策，已经给欧美国家本国实体经济部门和民生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去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乌克兰战争中，更将自己推入经济、安全与国际战略等各方面目标自相矛盾的窘境之中，我们应汲取教训。在今夏长江流域和欧洲高温干旱助推下，非理性气候与减排政策声浪有上涨之势，我们要保持冷静理智。
由于舆情未必冷静客观且易反易覆，在一定程度上受舆情驱动的政府决策因此往往违背科学。1975年8月河南水灾中，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溃坝，死亡惨重，惊骇之下，水利专业部门曾要求全国所有水库都按照能够抵御“75.8型降水”的标准扩建改造。但“75.8型降水”是超千年一遇的水灾，所有水库都按抵御超千年一遇的标准修建，在经济上并不合算，不如按合理标准修建，在遇到这种超千年一遇水灾时及时安排人口疏散、撤离。几年之后，人们从“75.8水灾”的惊骇冲击中冷静下来，水利专业技术人员重新审查这个扩建改造计划，结论认定，如要求所有水库完全按照能抵御“75.8型降水”的标准扩建改造，根本不可行。时至今日，中国传媒业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与国外交流互动均已达空前水平，是1970年代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网络空前提高了舆情内在波动性，相应地，舆情驱动作出不科学决策的潜在风险已经明显上升，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初稿2022.8.24，修订2022.8.26
仅代表个人意见
概念解释：
警戒水位：当水位继续上涨达到某一水位，防洪堤可能出现险情，此时防汛护堤人员应加强巡视，严加防守,随时准备投入抢险,这一水位即定为警戒水位。警戒水位是防汛部门根据长期防汛抢险的规律、保护区重要性、河道洪水特性、堤防标准及工程现状等有关因素，经分析研究并上报核定。
保证水位：按照防洪堤防设计标准，应保证在此水位时堤防不溃决。保证水位高于警戒水位，但低于堤防设计最高安全水位。它是防洪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水位。保证水位主要依据工程条件和保护区国民经济情况、洪水特性等因素分析拟定，报上级部门核定下达。在实际工作中，多采用河段控制站或重要跨堤建筑物的历年防汛最高洪水位。如长江汉口站保证水位，1954年以前定为28.28米，即1931年江淮大水实际最高洪水位；1954年大洪水以后定为29.73米，即1954年实测洪水位。在多沙河流，防汛保证水位可以随河道泥沙演变规律和工程情况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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