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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抚顺，高尔山下，有座战犯管理所，这是中国最为著名的监狱之一，包括当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内的1000多位发动或参与了第二战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法西斯战犯曾在此关押，并分别历经十几二十几年的教育改造，用共产党的叙事语言，即，使他们“从鬼变成了人”，这其中有日本侵华法西斯分子975人，伪满各级官员71人 。
现在，凡是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已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参观的人们，都会被引导阅读那些讲述刚刚建立起新中国不久的共产党政权，是如何将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卖国战犯从“鬼改造到人”的文字，其中，尤其尤以溥仪皇帝及几位当年侵华日军著名的大刽子手的改造经历为显著。
此外，抚顺战犯管理所还曾关押改造了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集团)战犯354名，当然这些人中的许多，在更早前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有的还算战功卓著。
对待上述各个不同阶段的战犯，共产党政权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的新中国政府为改造他们而确定的一系列政策，给予其人道主义待遇，并终于使那些装了满脑了武士道精神、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他们和伪满洲国战犯、蒋介石集团战犯都被改造成为热爱中国、热爱和平的人。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间，在该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分期分批被全部释放回国;1959年12月至1975年3月间，被关押的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政权战犯也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
对于该所在改造战犯中做出的成绩，周恩来曾给予高度评价，亲自称赞道：
“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很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1965年5月，该所经公安部、外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其作为改造战争罪犯的旧址，正式对国内外开放。
从被关押于此的战犯们的释放情况，可得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战争罪犯的如下原则：
其一，日本战犯较中国战犯更早释放。
其二，一个不杀。
其三，政治高于法律，这也许是最重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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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因为距现在时间有些远，而且又渐渐融入了许多民间的臆想，所以难免会变得有些传奇色彩，往往越是民间传奇色彩重，其本真深刻的内容也就越容易被掩盖掉----其实，回过头来，只要你认真研究一下当年中共改造那些战犯的具体经历，会发现真正的改造过程并不那么传奇，即使周恩来曾说能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社会新人是一个奇迹，但你只要想想，如溥仪这样的人，虽然在人生中曾3次登基称帝，但人格上，他终究难逃是一个懦弱、自私和投机的小人物，一个在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如此罪大恶极之人，最后可以在共产党监狱里得到不死之恕，若这样他仍无任何悔意，那他得是一个何样顽固坚持的人呢?
除非他是苏武，是文天祥，是杨靖宇。
所以说，让战犯们活着，饶他们不死，这一条，应该是当年共产党中国最后可以在精神上彻底击败那些顽固的战争狂人们的秘诀之一-----而，回过头来，在法律和法理上该如何饶这些人不死，其实是才是当年的中国政府必须要跨越的最大障碍，因为从国际惯例上看，二战结束后，轴心国中凡是在战争中累积血债的战犯们，最后被各种各样方式处死，那才是最为光明正大和最为理所应当的，连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这样的著名战犯，亦在东京审判之后被国际法庭公开送上绞刑架。
虽然，当时因为某些战胜国的某些特殊需要，确有某些战犯得以劫后余生，如国民党政府曾重用冈村宁次，让其帮助自己打内战，美国政府为了细菌战研发的需要，姑息了石井四郎等等;但在公理上，在道义上，在通行的法理和法律层面，所有参与侵略战争的战犯就是该死，也必须得死，以色列国即使在二战结束许多年后，仍在使用国家机器全球追杀那些逃亡世界各地的纳粹战犯，就是又一个例证。
所以说，战后被中国共产党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近1000位日本高级战犯最终能逃过一死，确实是个“奇迹”，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奇迹，但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其实更是一个法律和法理上的奇迹。
此事虽发生在许多年前，但关于当年的中国政府做出宽恕判决的法律和法理的合理性讨论，也许会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活跃的话题热点。
当然，这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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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在中国获得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改造这些罪大恶极战犯的办法，现在看来也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不，其实说“三板斧”都多，而是“两板斧”，第一斧就是放生，而第二斧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
那些在1956年到1964年间被中国政府全部释放的日本战犯，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为日本重要的亲华人士，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概括就是，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在人生余年为中日友好各自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令这些昔日被武士道精神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战犯们余生里可以如此亲华，却又不只是因为他们可以活着回到日本。
日本战犯，陆军中将藤田茂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转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初入监狱时，他与其他战犯一样，认为日本是天选民族，天皇是人神，后来，通过学习，他和他的狱友们渐渐知道原来裕仁天皇拥有60亿美元的私人财产，占有日本全国22.7%的土地和18%的森林，一个二战下来，日本天皇的私人财产居然还增加了275%，发了全世界最大的国难财，藤田又在家信中知道自己的姐姐和外甥一家人已全部死于最后终止了二战的美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这样的事实教育了他，他老泪纵横地哭诉：
“我发觉我所当作最神圣、绝对崇拜、并为其舍身尽忠的天皇，并不是神，也不是代表国家的杰出的象征，而是一人大地主，大资本家，使我不能不产生出一种表示不出来的愤怒和憎恨。”
而斯时，曾经的藤田的部下们，更是已然在战犯管理所的控诉会上嗷嗷地主张要处死天皇了。
在被释放回国之后，藤田不辞劳累从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到最南边的九州进行全国巡回演讲，揭露和批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并敢于与在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针锋相对，他还率团先后5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了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并向他赠送了一套中山装，1980年，藤田茂90岁临终前，把子女召到身边，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国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我死了后，一定给我穿上那件中山装，这是最后的嘱托。”
我的朋友，成都作家高戈里先生曾在他最新出版的大作《心路沧桑》里详细描述了当年的共产党人如何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原理，将由云南奴隶主建立的国民党六十军彻底改造为一支忠勇无敌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全过程，在那过程里，改造与被改造双方起码还是处在都是中国人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而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那些日本战犯的改造，确实又是在证明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一样有着可以超越国界和超越恩仇的巨大感召力。
这也是当年末代皇帝溥仪最终可以从鬼到人，重新做人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0年代，与日本建立了新式的和平友好外交关系，而那些服刑结束回到日本的前战犯们更是对中日之间的民间友好往来做了许多许多的事，现在他们在中日之间和平使者的作用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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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次与我一同前去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几个年轻的中国人，对上述日本战犯在此被宽宥显然持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尤其是当现在的他们听了和看了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那些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再联想到今天的日本右翼和日本政府不但不承认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而且致中日关系越来越恶化，甚至使战争危险重新上升，更是难以接受当年对日本战犯的宽宥是一种仁慈善行的说法，从中国关系最表面的变化上看，这不啻是“宽恕了一群认罪战犯，纵容了一个好战民族”。
即使在参观的过程中，现在亦会有年轻的中国人对讲解员规范的讲解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甚至是愤怒，而就我了解，这样的事例是会经常发生的。
其实，我个人多少是认同今天的这些中国年轻人们对此事的不解与愤怒，这里最简单的一个比较和参照关系就是现在的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
虽然美国在二战后期向日本的两个城市投掷了原子弹，并令数十万日本人瞬间被杀死，虽然在美国人主导的远东军事法庭上，东条英机这样的日本战犯被判处了死刑，并公开勒死，但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从亲近心还是从臣服心上看，都与美国贴得更近，而反之，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将抚顺监狱里的日本战犯尽皆释放，但最近十几年以来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反华、仇华，甚至要与中国再战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日本民族有难去的劣根性，比如它只认强者，比如它喜欢被虐，等等，这些现在听来也不无道理。
但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我的想法又发生了改变，即当年的中国政府做出将日本战犯全部释放的判决，现在在我看来仍然是非常伟大的，而且更是符合人类文明的总进程和大规律的，尤其是那时刚刚立国的中共政权，也确实通过这样的“仁慈”和“善举”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和道义的正义性----我说的政治和道义的正义性，并不只限于中共政府的政治和道义的正义性，而是这种做法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了更大的政治和道义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性在当年世界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持久对立的状态中曾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其实是向全世界的人民和全人类的历史宣示了另一个从来未曾被讲述过和证明过的道理：共产党人可以超越民族仇恨、超越阶级矛盾、超越历史循环地解决人类长久面临的战争与仇视的困境。
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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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看起来，毛泽东在解决战后日本战犯改造问题上只有这么“两板斧”，但这“两板斧”的能力是惊天动地的，在毛泽东在世的那些年代里，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可以说有世仇的国家确实迎来了一段互相理解、互相赞赏和互相扶持的蜜月期，这段时期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非常光彩夺目，而所谓的中日交恶，准确地说，应发生在以下几个条件出现之后：
其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真正第一代领导者去世。
其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共的政治信条和政治武器，反之，近些年来，随着经济规模和资本阶层的崛起，政权内部甚至有着向从前的敌对方向转化的强烈倾向。
其三，就是苏联于1990年代初彻底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和道义的正义性也受到了重大挫折。
或者说，之所以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会萌生“宽恕了一群认罪战犯，纵容了一个好战民族”的感慨，我认为，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当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们的宽恕，而在于今天的执政者对那些曾经惊天动地和感天动地的原教旨一样政治原则的自我淡化，甚至是自我放弃。
这三四十年来，早就不会有如“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战争受害者”“中国和日本无产阶级是一家人”这样的论调了，中国要改革，要开放，要经济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失误，或者就是已将从前那些被无产阶级控诉的对像，如日本的大资本家、大地主阶层(天皇)作为了亲近、模仿和推崇的对像，长此以往，“中国”两字远离最普通的、最底层的日本人民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事其实也同样发生在中国香港，即使在文革时代，中共和中央政府即使不用援助一分钱，仍然有着巨大的政治感召力，而今天，在香港回归祖国接近20年之间，那些普通的底层香港年轻人却会被轻易忽悠去“占中”，反对特区政府和站在其背后的中央政府，因为现在首选被亲近的是李嘉诚、霍英东，而不是底层人、无产阶级。
所以，或者又可以说，当时若能知道今天的中国将发生这样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策略的变化，也许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当初就应该把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全部送上他们该去的死刑场，用那些人的死，也许还能在今天真正警醒和震慑一下日本这个民族和这个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畸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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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于昨日，即8月14日，做了一次“战后70年演讲”，我发现，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老百姓，现在都特别热衷于关心日本政要关于与中国关系的表述里是否有“道歉”之词，或之意。甚至，这些年来，中国的某些人已经把日本首相是不是“道歉”了作为自己的工作业绩，若道了，则喜欢得不得了，若未道，则沮丧得不得了;但其实，在我看来，这样心态和做法也更像一种政治做秀，话说回来，就是日本首相天天向中国“道歉”又能如何?
我反倒觉得，日本首相安倍昨天在演讲中说到的“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子孙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若单纯论这句话，既有道理，又很现实。
现在，到了中国自己要好好想想，难道我们真的需要今后的日本人世世代代向我们道歉吗?听了太多的道歉又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即使那样我们就能相信他们是真心的吗?更重要的，我们真能做到令他们世世代代只道歉而不做别的吗?
再回到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得到的那句话，即“宽恕了一群认罪战犯，纵容了一个好战民族”上去分析，当年中国政府执行的所谓“宽恕”政策，对那么多的日本战犯免死，其法理基础之一，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战争受害者这样一个大的充满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前提，它所达到的目的，其实也正是争取更多的日本普通阶层能对华友好，令中日和平，而我们现在说的“纵容”，现在想来其实也并不是指整个日本民族，而是我们自己自我淡化和自我放弃了从前那些坚定、清晰的政治信条、政治原则之后的一种必然，说实话，到现在可能你想不纵容恐怕都不行。
所以，现在看来，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伟人在处理抚顺日本战犯和对日本关系上有一点的失误是肯定的，即他们那代人对他们所创立的这个中国的未来，太过自信了，他们对自己领导的这个政治团体和国家政权在他们身后质色的变化走向，也太过自信了。
也许，以后每到8月15日这种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子，我们不但要催促对岸那些皮笑肉不笑的日本政治家们反思、反省，其实我们自己更需要如此。
就以此文，作为对70年前日本宣布投降那一刻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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