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到希拉里，都曾表示过“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意思，可见已是中美高层许多人的共识。这句话为何能够成立？如果我们回眸历史，就能发现，美国的东亚外交虽然一波三折，但最终总是证明：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有效范围达不到太平洋西岸。因此，如果美国政治家足够务实，就能够认清自己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认可“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础，与中国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本文原刊于《领导者》2007年6～7月第16-17期；载于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三节，参阅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249页。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时，张文木教授特赐稿观察者网重刊此文。】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征：a.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b.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c.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而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d.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的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同志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有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1]
当然，这里需要补充的还有，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还是这些欧洲列强还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在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美国再联合这些国家又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佩里叩关迫使日本从锁国到开国。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板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也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2]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的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3]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日本承诺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4]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2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2月，美国驻厦门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5]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接着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6]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明白：
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7]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8]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已于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9]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0]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11]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竟然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13]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4]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5]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6]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美国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压力，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19]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已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0]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1]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底线是日本必须崛起以成为牵制中俄的力量，其极限是日本弱不能弱到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强也不能强到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而“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2]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23]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24]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25]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使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的对俄国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入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和进入南中国海的要塞菲律宾。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日本向东、南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东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26]1900年8月，日本乘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27]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28]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是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住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29]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补茨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30]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31]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32]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33]
事实上，日本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苏联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34]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洲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它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35]塔夫脱并不知道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抱负，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36]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37]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那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国驻日大使提议继1907年《俄日协约》之后，“现在正是应当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在满洲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38]小村提议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应;1910年3月5日，俄国政府正式授权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条件。日本政府于3月9日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会谈于4月初举行。在会谈中俄国外相伊兹沃尔斯基称：“若问满洲将来归谁掌握，当然应为日俄两国所有”。[39]日本公使本野则答说：“即使不用这样露骨的文字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义的文句并不难”。[40]7月4日，伊兹沃尔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条约》。“第二次俄日协约签字的日子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东北之外。”[41]中国历史学者崔丕先生对这个协约评价说：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的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42]
在日俄抵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43]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1913年3月18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3月21日，美国正式退出六国银行团，与此相应，美国在强势角逐东北亚的外交努力也在触礁后随之结束。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后，美国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不及的地区。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特点是美国开始限制日本向南扩张，在日本彻底将英国和美国赶出南中国海后，再联合英国、苏联和中国击败日本并使美国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对手是日本，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是美国的战略对手。但从全球形势看，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欧洲在远东的势力已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日本这时已转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而英国则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日本感受到其扩张的极限这首先表现在对夏威夷的争夺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地处太平洋战略要津，同时也成了近世美国和日本双方安全边界的临界点，它与中途岛等一起构成美国容忍日扩张的最底线。
19世纪前半叶，夏威夷是中美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和捕鲸船的补给基地。美国于1842年承认夏威夷王国并于1849年缔结美夏威夷王国缔结通商条约。此后美国在夏威夷与日本展开争夺并迫使日本向东扩张在此停步。19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则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与夏威夷建立外交关系，缔结修好条约。1873年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请求国务院指示“日本政府如果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在夏威夷人民的同意下吞并该岛，美国政府是否对此举有任何反对?”美国务卿菲什明确答复美国不同意任何别国兼并夏威夷。[44]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360人，占夏威夷总人口的13%。同期美国移民仅为1928人。三年后即1893年日本移民为10万人，是同期美国移民的10倍。[45]1893年1月，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下，当地美国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请求并入美国。2月，日本即派“浪速”舰抵檀香山与日本“金刚”舰会合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舰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46]这迫使美国改变了立即吞并夏威夷的做法。罗斯福对此不满说：“我们如果不占夏威夷，日本、德国或英国就会占。”[47]
夏威夷危机反过来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扩张的步伐，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发动甲午战争。次年日本获胜后即调头再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美日双方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此举标志着日本东扩的极限与美国容忍日本东扩的底线在夏威夷得到日本的初步默认和美国的确认。
(二) 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日俄战争后，东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联俄制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48]
1906-1907年日本陆军制定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级组成。计划将日本的扩张重心仍放在俄国，而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假想敌。主张由陆军“对俄国能在远东使用的兵力取攻势”，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俄、美兵力取攻势”。[49]
1907年，美国也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对日战争计划，并决定就可能与日本发生的战争进行联合研究。[50]同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国战斗舰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此举是对日美关系恶化的反应，旨在威慑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51]1908年后，美国国会分两次拨款180亿美元，加强夏威夷设防，使之成为海军的战略基地。1911年，美国第一次制定在后来不断修改和升级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同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未来的日美冲突作出预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谋求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现在和将从事侵略的海上侧翼的同时确保其贸易通道。这要求日本通过夺取菲律宾、关岛、或许还攻占夏威夷来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以此为前提，美军将单独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战争将以海战而非陆战的形式进行。美国将由此取得制海权，收复失地并抑制日本的商业。最佳设想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将在东亚大陆的一场战争中阻止日本，这将转移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威胁。[52]
1908年11月30日，美日双方在一段时间的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协定即《鲁特—高平协定》(亦称《罗脱—高平协定》)。这是日美就地区安全首次公开达成的一个全面但却十分脆弱的协议，“目的在于维持上述地区(即太平洋地区——笔者)内彼此的所有权”。[53]这实际上已包含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并暗示日本仍有向西北扩张余地。1908年9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向小寿太郎外相报告，他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的印象是：“罗斯福愿把‘满洲’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对待”。[54]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发表声明称：“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55]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随后出兵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作了适度妥协。11月2日，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签署《兰辛—石井协定》，进一步确认布赖恩的声明，称“合众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承认领土的接近造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6]
《兰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与欧洲大战因而无力西顾太平洋特殊条件下与日本签订的带有不得已而忍让一时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关系至此已臻极限。1922年秋，美国政府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相悖为由，向日本提议并在日本的反对中于1923年4月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57]此后的美日矛盾渐升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太平洋外交大体上是英国大西洋外交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努力确保大陆国家间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词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均势外交基于现成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崛起后，面对的太平洋是以俄国和中国这两大主体板块，并以中国为中心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主体对主体，美国在东亚外交就没有矛盾可利用，从而也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的条件。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和中国衰落，使美国认识到这是利用日本打破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赐良机：利用日本的扩张需求，在“保全”中国的——实质是为了保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牵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东北亚成长为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行“大陆均势”的新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同时也可将必然要出现的日本东进势头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东北亚，以减轻美国的安全压力。这种战略不同于又源于老牌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而在美国外交史中能够理解其中深义并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能对其创造性运用的人并不多，而始终沉没于领袖们身后的柔克义、马汉[58]、马歇尔[59]和基辛格等学者则是我们后人解开上述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打败俄国后几年，时任驻俄公使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友好与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价值将随着日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加。”[60]随着日本南向扩张日益明显，柔克义的亚洲设计方案开始进入美国政治家视野，1932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给读者交待的是，柔克义的思想是美国远东外交研究中具有源头意义的环节。如果说柔克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俄国的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曾对美太平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柔克义的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思想在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马歇尔那里则得到了天才地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美国不仅利用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并打败了日本，而且还利用俄国人在欧洲战场打败了希特勒，并通过将苏联力量引入东欧而最终挤压并窒息了欧洲的世界霸权。
1923年日本开始把美国当做唯一的假想敌，同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预言，“日美冲突，势在必至”。[6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国东北地区”。[62]但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曾帮助日本崛起的美国和英国反咬一口，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接着全速向南进军：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三)“奇怪的战争”[63]：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这里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还在中国长江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64]，但此间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增无减，如下表所示
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1939年4月6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已明确告知：“1937年，日本大量屯集各种原料和用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1937年和1938年满洲大幅增加外国(日本除外)商品的进口显然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65]从1937年，美国对日本开始采取日益严格的经济限制措施，但事实上战争的关键物资石油及相关石油制品的美日贸易，却不降反而不断增加。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汽油、铜、铅，分别1936年增加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64.7%。从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66]1940年7月26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第2417号公告中开始限制对日石油产品的出口。[67]但此项公告并未严格执行。“美国对日石油出口在1940年比1939年增加21%，1941年前五个月又为1940年全年的50%。此时美国对日出口的74%为石油。”[68]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却远低于日本。如下表所示：
上表可见，美国对中国的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对日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与1932年相比高出72%。这说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1940年9月24日，日军入侵印支，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提出“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到两国间恳切而友好的谅解”。[69]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开战。到1941年11月罗斯福及同僚已不再怀疑美日战争不可避免。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战争部长斯塔克都认为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避免在远东立即卷入。为此罗斯福亲笔给赫尔写了有效期为六个月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是“美日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70]，条件是换取日本不可能采取的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地，或南边的任何地方增兵。“1941年5月6日，中国取得从美国获取租借物资的资格，但石油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罗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认为例行的步调推选一项鼓励中国，限制日本，使美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的政策。”[71]11月24日，赫尔根据总统指示，拟就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遭到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反对。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72]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马歇尔等认为的“美国尚未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美国公布的文件都将之归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限制了罗斯福提前对日本采取行动。[73]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及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会有新的认识。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74]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思考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孔华润先生所说：“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75]如果同意这个基本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直至1945年8月15日之前，与美国在欧洲面临的既要打败德国又要打败英法欧洲的双重任务一样，在东亚地区，美国同样面临着既要打败日本，也要对欧洲落井下石，驱逐并收夺英国、德国、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双重任务。换言之，在驱逐欧洲殖民主义在亚太势力问题上，美国与日本是一致的，这一点在1941年4月16日发表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该方案第七条A点认为：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76]
正因此，美国才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和有限支持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支持的下限是不能影响东太平洋的安全，上限是日本冲垮欧洲列强在亚太的殖民体系。
但在这之后太平洋的政治主导权上，美日关系则是对立的。如前所述，美国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传统的主体板块地位、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势头和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然后，美国再联合这些国家打败日本以收渔翁之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服务于柔克义等战略学者为美国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欧洲英、法、德之间那样的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和操纵的中、俄、日之间的均势平衡的战略目标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研究和实施这一外交战略。1895年5月，面对日本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要求海军军事学院制定一个战争计划。于是，以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西卡德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基于在夏威夷与日本、在古巴与西班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设想。1901-1905年，由于俄国因素的存在，美国的主要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国海军还有两种意见：委员会在春季完成的一个计划中就设想一场英日美为一方，俄德法为另一方的战争。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后，美国仍认为日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倾向在增强。里米上将在1902年5月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英日虽是最可怕的对手，但在一场可能的对俄法的战争中，却是最可能与美国联合的两个大国。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仍坚持：优先计划一场在远东反对德俄法联盟的可能的战争。尽管日本不能确定，但仍可同英国一起被视为美国最可能的盟国。海军的上述立场很快被陆军否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902年6月批准陆军军事学者H.布利斯提出的优先考虑西半球的战争设想，认为未来可能性最大的战争原因是，一个欧洲列强的行动或目标与门罗主义的冲突。[77]如果再考虑从1922年2月6日《五国海军条约》之后直到1930年1月，以史汀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英、法、日、意诸国代表在取得舰艇吨位份额上的讨价还价，[78]我们就能理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全球战略中需要优先解决并不是日美矛盾而是美国与欧洲的矛盾，这使借重日本削弱欧洲在亚太的势力的策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不便明说的共识，这也是上述马歇尔等提出的“美国尚未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理由的更深层的原因，换言之，所谓“最后时刻”就是英法等被德、意、日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但又不至断气死去的时刻，这是1823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在写给驻西班牙公使训令中提出的“等待苹果成熟”[79]政策在20世纪的创造性运用。作为美国战略家的老师的英国人对美国学生们的这点小把戏看得明白，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在书中写道：
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其实也在另一方面推动日本与英国对抗——笔者)，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80]
不是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没有被打到这份上之前，在东亚地区，美国不惜让出菲律宾以纵容日本向南“狂飙突进”[81]。在欧洲地区，1935年2月，墨索里尼向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1934年12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5倍共50万并恢复征兵。可美国于1935年8月31日通过中立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运输军火。10月当国联准备对意大利制裁并要求美国表态时，罗斯福则通知赫尔说，美国将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既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又要防止战争的延长。同时罗斯福还认定石油、煤炭、铜锭等不在中立法禁运的物资之列，他只同意对这些原料实行“道义上”的禁运。事实上，1935年10月同1934年10相比，美对意出口总额虽略有下降，但石油产品、纯铜和废钢铁却增长1倍多，而在1935年最后3个月里，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比平时还多3倍。[82]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由于最近一次国会辩论中表现出美国人要求严守中立的情绪，加之英法两国在反对柏林方面不可能采取坚定立场，因此美国对希特勒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的总政策”。[83]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对美国人的《中立法》看得透彻，他在书中写道：
华盛顿在拒绝保证英国属地安全的同时继续反对任何英日和解。亚洲并不是英国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区。伦敦的许多人责怪美国先是破坏了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又通过《中立法》，使欧洲的形势日益恶化。正如霍尔所指出的，这些行动“不仅证实了许多不相信美国任何有效帮助欧洲人的疑虑，而且暴露了民主阵线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独裁者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张伯伦感到只要《中立法》还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什么贡献。[84]
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85]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英国绥靖德国，是为了削弱苏联;那美国就不能绥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国吗?当然可以。不到万不得已，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美国默认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地中海、默认日本在太平洋将英国打到心力交瘁之际，再被美国再榨一遍“油水”后，美国才向英国伸出援助之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绝无反手之力的情况下，邱吉尔于当月请求罗斯福提供武器，罗斯福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付出的代价是英国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将以九十九年为期租与合众国”使用权。[86]罗斯福不无得意地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宣布这项趁火打劫的交易时说：
在纽芬兰和百慕大建立基地的权利是慷慨地赠予和高兴地接受的礼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则以交换我们五十艘逾龄驱逐舰来获得的。
……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国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87]
即使如此，美国还在1941年4月16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称：“美国政府阐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为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更有甚者，美国与日本置英、法国国难予不顾，在该方案第七条A点共同声明：“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88]另一方面又于8月14日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只是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1942年“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笔者)”防线为日本基本打垮后，美国才真正开展与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合作。1942年2月23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并同日生效的《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6月2日，与中国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与苏联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这时美国与日本的战争才真正开始，可这时欧洲英法在大西洋的力量已被德国和意大利打散，在太平洋的力量则被日本冲的荡然无存。美国就像拳击裁判，在一方倒下数十下后才将败者扶起;不同的只是，美国是在败方倒下并将败方口袋掏空后才将败方扶起。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就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89]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强调——实际是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容忍是由于其“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对罗斯福的制约。[90]这都没错，但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借助了这些因素延长日本在太平洋——实际上还有德国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冲击。在太平洋上，当日本冲垮东南亚英法的势力范围时候，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就到了美国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线。只有到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比较彻底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其对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所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有如下冷静评估：
如果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暂且不谈导致日本战败的政治和外交原因，仅从经济方面分析的话，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战时经济的崩溃。日本在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无法从殖民地和占领区向本土运输物资。[91]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美国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扩张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在两翼都出现易于为美国操纵的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这在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声明：“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其“劝告”内容之一即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该方案第五部分保证“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的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92]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曾对蒋介石说：“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93]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94]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95]1943年11月，魏德迈还建议“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96]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97]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并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并胜利渡江以后，美国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才化为泡影。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的话，那么利用美国虚化这一目标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则是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国抗战，1940年中国已被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减化为两个政治实体，并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完成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从1937年到1949年，如果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曾为美国人充当了“战略清道夫”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人又为中国人在东亚当了一次“战略搬运工”。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些线索探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政治，在朝鲜、印度都被大国肢解为两个国家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从结果看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注释
1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7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页。
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9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10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3页。
1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注释①。
1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4年卷，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1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1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15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6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8 威谦·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中文名，柔克义，外交官、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3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国驻北京使馆二秘、参赞。1886年至1887年任驻朝鲜临时代办。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两次去蒙古、西藏考察旅行。1893年回国复入外交部门供职。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国务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国务卿，其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和总领事。1899年辞去公职、任共和党国际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国逼中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至1909年任驻华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驻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赴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喇嘛之国》、《藏族人类学笔记》。
19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0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1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22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3 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战争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俄国丧失在黑海驻扎舰队的权利，黑海沿岸的要塞全部拆除，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块土地划给土耳其。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俄国对中亚的市场和资源需求增大的同时，对外扩张力度增大。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另一方面，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今天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此事几乎引发起英俄之间战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100万英磅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政府闻讯迅速作出反应并获得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同年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冲突，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894年和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代替。
24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2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26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2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页。
28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29 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秧，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30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31 鲍·亚·罗曼诺夫著：《日俄战争外交史纲》，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2 T·丹涅特著：《西·罗斯福与日俄战争》，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3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34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35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36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37 参阅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
38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39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40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2页。
41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42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
43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44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5 参见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6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47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48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49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50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51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52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53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54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55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56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57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页。
58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军将领，历史学家，“海权论”的主要创立者。生于纽约州西点(West Point)。1857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885年为设在纽约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讲师，讲授海军史和战术史课程，曾任该院院长(1886-1889，1892-1893)。1898年在海军作战局任职。1906年晋升少将。被西方公认为研究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的权威。19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著有《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
59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美国国务卿(1947-1949)，陆军将领。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成敦(Uniontown)。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两次在菲律宾服役(1902-1903;1913-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潘兴将军的副官。1924-1927年任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兵团指挥官。1936年授准将衔。1939-1945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并作为军事代表随总统参加过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等地举行的国际会议。1944年晋升五星上将。次年退役。后为杜鲁门的特使，以“调处”为名赴中国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7年回国后出任国务卿，为担任该职的首位职业军人，任内以他的名义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1949年去职，任美国红十字会主席。翌年出任国防部长，任内爆发朝鲜战争。1951年离职返乡。获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60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61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62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63 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政府对德宣战，并表示要履行保护波兰独立的诺言。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联邦也相继发表声明，支援英、法对德宣战。但英、法政府实际上是宣而不战，未认真援助波兰。当时德军主力已投入波兰战场，在西线只留下少量兵力防守齐格菲防线，但英、法军队却不积极作战。总之，从1939年到1940年5月，英、法和德国在西线均未展开大规模的战斗行动。德国人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西方有人称之为“奇怪的战争”。其实，“奇怪的战争”并不奇怪，这是英、法统治集团对“祸水东引”犹抱幻想的产物。此处意志美国纵容和利用日本侵略为美国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64 1937年12月12日，日本攻陷中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同日，日本在南京长江中炸沉美国炮舰帕奈号和石油公司3艘油轮。3人遇难，43人受伤。轰炸时天气晴朗，船顶有美国国旗，显然是日本向美国挑衅。结果是日本人只的道歉并于23日付了一笔赔偿费，此事不了了之。事后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人从中国内地撤出，阻止美国商船向中国运载飞机和军火以免被日本海军截取。
65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66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67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503页。
68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69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70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71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72 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全面宣战后，尽管日本对美国出口全面停止，而美国对日出口却没有停止。如下表所示：
73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80页。
74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5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77 资料来源于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页。
78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79 早在1823年4月28日昆西·亚当斯就古巴问题在写给西班牙公使的训令中说：“如果一个苹果被狂风暴雨从它成长的树上吹落，它别无选择，只能落到地上”。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94页。
80 [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页。
81 “狂飙突进”：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此处转意用于比喻日本南进迅猛之势。
82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83 转引自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84 [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6页。
85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8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6页。
87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799页。
88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826页。
89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90 参阅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1 [日]大野健一著，藏馨、藏新远译：《从江户到平成》，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92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826页。
93 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94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95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96 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转引自I. Epstein: 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China, 1993, P420.
97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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