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最近，因为前省部级高官于幼军教授在中山大学开讲的“文革史”，文革再一次成为热点议题。（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于幼军在担任深圳市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2008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据说，于教授的任务是要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并为大家归纳了文革的七个原因。可惜这些原因没有一个涉及文革的阶级基础。结果不出意外，于教授将我们听出老茧的观点用他前省长的身份又复述了一遍，以当作他自己的独到观点。实际上，文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发动的事件，不同的行动者有不同的文革。并没有什么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有的只是cultural revolutions。不区分不同阶级在文革中的不同利益、立场、目的和行动，这样的文革史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恐怕只能给废品回收站做一些微薄的贡献。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文革，读一读曹征路先生的《民主课》，恐怕比于教授这种新瓶装的假酒要好得多。本文是《民主课》作者曹征路11月28日在韩国圣公会大学的罗莎·卢森堡研讨会上的演讲，破土经作者授权，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图片来源：网络)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来自中国的曹征路，是小说《民主课》的作者。今天很有幸和大家分享我的一点体会。谢谢大会的组织者。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部韩国的电影《辩护人》，这样一部为穷人辩护、为弱势者说话的影片能够在韩国公开放映，并且获得好评，令我非常感慨。这样的影片在中国是不可能拍摄，这样的情感倾向更是不可能被赞许的。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实说，令我尴尬。
我的小说《民主课》，就是这样一部在台湾出版，在韩国再版的小说。在中国不能出版，有点奇怪吗?确实有一点。中国是个在宪法中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韩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可是为工人阶级说话在今天却非常困难。
为什么要写《民主课》?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发生在50年前的群众性运动，是目前中国知识界最敏感也是最热门的话题，因为中国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下中国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中国的文革有没有合理性必然性?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的人很多，结论也五花八门。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话：“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是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也是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实际情况，是贯穿文革的一条基本线索。现在很多的“文革”研究者回避或者故意隐瞒这个核心问题，离开这条主线，把文革的历史过程碎片化，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走资派”?了解当今中国情况的人是不难做出判断的。贫富分化，资本横行，精神糜烂，环境破坏，社会溃败，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
《民主课》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是一个普通女中学生成长的故事，不普通的地方是这个女孩子经历了文革，参加了造反，认识了社会，成为一个女红卫兵。对韩国的读者而言，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那段历史。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清楚，以为红卫兵就是身穿军装腰扎皮带抬手就打人张口就骂人的野蛮人，而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野蛮人。这个形象是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营造出来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事实：那些打人抄家，动用私刑，宣扬“血统论”的人，大都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而且发生在文革的初期。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很少这么做。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只有社会地位优越、自视高人一等的人才敢目无法纪横行霸道，蔑视别人的人格。去年韩国一家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在飞机上胡闹，也是这个道理。相反普通家庭的孩子，谁敢这么张狂?这些贵族红卫兵随便打人，即使在文革的当时也是受谴责的。有趣的是，这样一批人如今正是反对文革的人，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大老板，或者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今天谁害怕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们这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主流媒体却把他们的恶行栽赃给了全体年轻人，把文革妖魔化。我要说的故事就是这一段有趣的历史，一个改变了很多青年人生道路的群众运动。
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历史是复杂的，很多时候并不像你们听说的那样。你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还是眼睛比较可靠。那些无权无势的，没有话语权的，受侮辱受损害的普通劳动者，没有机会说出历史真相。其实他们心里最清楚谁为他们说话，谁最彻底地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谁背叛了工人农民。
我在思考什么?为什么第一代革命者拼了命要打倒的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很容易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死灰复燃?当年杜勒斯预言的“和平演变”为什么很容易实现?由此我想到，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设计上是不是有着先天性的缺陷?遗产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很容易解决，直接继承就可以了。但公有制条件下怎么样才能解决革命后的遗产问题?怎么样才能预防革命者的第二代第三代蜕化变质?也许文化大革命只是一次试验，也许要等到下一次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这些困惑才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回答。民主是什么?在小说中我借助主人公的口气说：“民主是一种指点江山敢怒敢骂的自信，一点平等参与说了管用的日常气氛，一份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老百姓如果得不到这个，只能画圈打勾选主子，他们只会感到被捉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要求，说到底是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的政治权力如何落实。所以革命的遗产不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而是如何让人民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历史使命。当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处于争取民主权利的阶段不同，面对的实际问题也不一样，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民主课》跟韩国的年轻朋友有什么关系?每一个青年都要成长，都要认识这个世界。所有国家的青年都一样，天然地希望了解真相、渴求真理，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座的大学生有不少是学中文的，你们将来或许都要和中国发生联系，也许还会去中国工作，了解一些中国的现当代历史，读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肯定会有帮助。我相信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观念，青年人都会对真实的事物感兴趣，都会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秩序反感，都会对美好的情感充满敬意，并且不懈追求。如同我在电影《辩护人》中看到的那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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