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道主义》一文是我为最新出版的《南风窗》(2015年第25期)写的“窗下人语”，《南风窗》官方微博已经发布杂志刊登的版本。这个题目原本我是打算写一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来谈的，而”窗下人语“是一页，有严格的字数限制，只能容纳1800字，所以有些话没说充分，略去一点本不该略去的，细读的话，会发现逻辑显得不够完整。我又补充了1000多字，说得更周全一些(但还是有缺憾)，也更直接些，发在这里，以飨读者。点击”阅读原文“，可以阅读杂志发表的正式版本。
世界越发地不太平。战火没有一天真正中断过，战争的主体虽是武装人员，但受伤害的更多是无辜百姓，看看数百万正流离失所的难民吧;作为一种思潮和行动的恐怖主义也越来越猖獗，其目标更是直接指向平民，想想那些生活在欧美太平盛世却突遭横祸的受害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代张养浩的名句用在这里竟然也如此的贴切。
对远离战火的人们来说，如何理解这个动荡的世界，对遥远的他人的苦难做何反映，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议题。
不久前，巴黎遭遇恐怖袭击，致至少132人死亡。上海外滩的东方明珠在晚上点亮了与法国国旗相同的三色灯光，表达对死难者的悼念。
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所谓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价值，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的哲学和伦理立场。借用1980年代的一句流行语来说，人道主义就是要“把人当作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的疼痛都是人类的疼痛。基于这样的立场，才会对有人对完全陌生者的苦难致哀。
这种博爱的举动值得肯定。但也有必要追问一句，就在巴黎恐怖袭击案的前一天，贝鲁特也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致43人死亡，东方明珠的灯为什么没有为他们点亮?这个问题注定是无意义的，因为那些为东方明珠亮起蓝白红三色灯而雀跃的人很可能会反问，贝鲁特在哪儿?
也许有人会说，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狭隘了。不是这样，这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类似的角度表达了关注，该文称，根据网络搜索数据分析，两起暴恐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谷歌用户对贝鲁特的搜索量从未超过巴黎搜索量的1%。
人道主义强调的是无差别的人的价值，但赤裸裸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主张无异于一种乌托邦，人的价值从未被哪怕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人给予同等的重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和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东方明珠的灯未曾为被恐怖势力伤害的同胞点亮过;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道义上给予了法国充分的支持，然而法国媒体继续搞双重标准，谈到中国的反恐，就一定要给恐怖分子或恐怖主义一词打上引号。
这里并非要质疑人道主义的价值，问题毋宁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在毛泽东时代是遭到严厉批判的，罪名是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用抽象的人性否定人的阶级性。19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又一度十分兴盛，一些人从青年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讨论中获得了思想上的启发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保护色，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人想要把马克思“还原”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或者说用人道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但人道主义思潮只兴盛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就边缘化了，原因之一是它无法解释迅速分化的社会，阶级重构的进程根本不给“无差别的人性”留任何的余地。
这些年来的现实演进像是早年间对人道主义所进行的理论批判的现实注脚，直白点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充分说明，人道主义的确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它主张的“人性”正是为资本服务的，为重构阶级社会服务的。其实，人道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兴起之际就显现了它内在的矛盾性，它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出现的，用所谓的人性描写对过去的政治运动进行批判，然而它描写的大都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或者被政治运动冲击的干部的“人性”，甚至要用其他人物的“非人性”作为映衬(这一逻辑在更晚出现的《天浴》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对无差别的人的价值的主张和对人的有差别的对待是人道主义绕不过去的坎儿。汪晖先生在《当代的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也指出，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构成新启蒙思潮的一部分，而新启蒙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已。“正像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对宗教的批判一样，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发展。”如果说80年代的人道主义还只是为资本主义提供思想上的准备和舆论上的支持，到了90年代，作为人文思潮的人道主义就已经赤裸裸地提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保障人道主义的实现，市场经济才是人道主义的“保护神”。(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页81)这种跨越并非断裂的，而是顺滑的，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内在逻辑的，走到这一步，人道主义就和新自由主义合流了。
近些年来，作为新启蒙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道主义的范式被公知们接续了下来，他们很少直接使用人道主义的标签，但这不妨碍他们使用其思考的方式，而且虚伪性较以往更加明显。2013年4月，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上发生爆炸，3人死亡，央视的一名体育节目主持人(于嘉)旋即联合国内一家知名门户网站(腾讯)发起“为生命奔跑”的活动，为死难者“祈福”。但昆明火车站的暴恐案在不到一年后发生时，这些人却无动于衷了。
与资本合流的人道主义必定会导向这样的结果：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确认并不以“人”为单位，而是以每个单位的财产占有为单位，于是，对无差别的人的价值的主张就必定导致对人的价值的差别认可。即人要分三六九等。但是，资本逻辑并不是当代唯一的主流的权力逻辑，主流的权力逻辑还包括民族国家体系(哈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谈论过capitalist logic of power和territorial logic of power的关系)，二者是纠缠在一起的，不能完全拆解清楚。故而，在“人道主义者”的眼中，不止成功者(winner)和失败者(loser)有高下之分，美国人、欧洲人和巴勒斯坦人、中国人也有贵贱之别。公知们对这种格局是无比热爱的，因为它使得公知们对自身的贵族化认同有了可能依托的所在——当他们对作为“上等人”的美国人、欧洲人在恐怖袭击中的牺牲表示哀悼的时候，其实是在自身的“上等”地位进行心理上的自我确认，至于中东、北非或者昆明、乌鲁木齐有人被恐怖主义伤害，他们连正眼看一下都懒得的。面对一些人对东方明珠亮三色灯的质疑，加V的“直播上海”微博贴出世界各地建筑物亮灯的图片来回应那些提出质疑的“土鳖”，并炫耀“上海人的胸怀”，这种自以为是的高贵实际上下贱到了骨子里。当然，公知们面对“底层”(无论哪里的)的苦难，偶尔也会发作一下他们的道德狂热症，但那不过是为了表达他们对“暴政”的不满和痛恨，换一种形式对他们的高贵进行一下自我标榜而已。(关于公知的“底层”态度，请参阅我对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的分析)
国际上更是如此，西方人的优越感由来已久，而且人道主义向来是西方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听说过“人权帝国主义”的说法么)。当这种缺乏反思能力的自以为是和对恐怖主义的人道主义义愤混杂在一起，就掩盖了对真正需要拷问的问题进行拷问的可能，比如最重要的：恐怖主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与西方某些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真正的问题不能去追问，对恐怖事件的反应只能沦为“新闻法则”：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国家死人很正常，已经让人产生了疲劳感，所以死的人不够多都上不了新闻;巴黎发生恐怖袭击是大新闻，所有的人道主义关怀都要献给那里的受害者。
我们不要“势利眼”的人道主义，不要虚伪的人道主义。我们需要真正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一种立场和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它也仅仅能够作为一种立场和目标，因为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它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对世界进行分析的能力，更不要谈改造世界了。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的时候，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具体分析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致力于消除那些妨碍人道主义目标的因素。再次引用汪晖先生的话：“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重新焕发它的批判活力，就必须从它的人本主义取向中走出来，把它对人的关注重新置于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如此看来，当年的新启蒙主义者的所谓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命题是愚蠢的，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为什么马克思会从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立场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以为，答案应该是，他是为了追寻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道路。
“革命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我仿佛听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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