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12月22日刊登了一篇名为《“义和团心态”浮现于世值得警惕》的文章。作者周少来认为中国底层民众有“义和团心态”，并将其归纳为四个“隐性基因”：一是单向归因，二是极化思维，三是盲目盲从，四是暴戾暴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篇文章以“中国人不行”为立论基础，对事实分析不够全面深入。
图：西方画报所绘义和团形象
有一点宗教常识就会知道，“单向归因”“极化思维”在西方社会的一神教体系中更为突出。中国有着多神教、泛神教文化的肥沃土壤，民众心理层面其实不容易单一化或走极端。再如“盲目盲从”“暴戾暴力”，描述中国人性格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定性，叫做“一盘散沙”，这与“盲目盲从”是相互矛盾的。再比如说“暴戾暴力”，在描述中国人性格时，人们常常会说中国人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以至于有人会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似乎与“暴戾暴力”也是矛盾的。
事实上，“隐性基因”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中，并非中国人独有，所有民族都有这种倾向，就其程度来说，也绝非中国人最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的确有各种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关键在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而义和团的失败在于，它只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座大山，对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则没有那么坚决地反对。
由此我们才会理解，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及以后，最痛恨“义和团心态”的就是帝国主义。他们将义和团贴上“排外”的简单标签，一笔抹杀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野蛮剥削和残酷压榨。作为中国人，我们没必要学着帝国主义的口吻，对义和团和一些底层民众朴素的爱国行为接连发出“排外”的讨伐。况且，有些“外”的确该“排”，新旧帝国主义都不是天使，把它们“排”出去理所应当。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社会底层运动，虽然短暂地得到了清政府的扶持，但在痛批清朝时，人们从来都不会忘记慈禧太后说过的“宁与洋人、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见，中国底层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抗御外侮，与社会上层为了自身利益而谄媚洋人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今天，当一些人以精英的身份痛批“当今中国底层”的“义和团心态”时，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怀着与慈禧太后同样的心态?
的确，“洋大人”依然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暂时无法被替代。因此，当“洋大人”逐渐力衰，面对一切挑战时，用莫须有的“义和团心态”加以丑化，几乎已经是最后的招数。最近，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特朗普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这难道不是一种“洋排外”?在痛骂中国人的“义和团心态”时，不应对洋人日益高涨的“洋义和团心态”视而不见。▲(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
附文：“义和团心态”浮现于世值得警惕
2015-12-22 环球时报 周少来
“义和团运动”已成历史云烟，功过自待史家评说。其本能性的爱国主义和抗御外侮精神值得缅怀，但夹杂其间的排外、盲动、激进和暴戾之气，似乎成为当今中国底层抗争运动的“隐性基因”，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时隐时现，成为我们公民人格走向健全的长久痼疾。
浮现于世的“义和团心态”，众像百生百态，难以准确描绘。概而括之，可以归纳为四。
一是单向归因。事件发生的起因及责任分担，人们往往把“罪过”全部归因、归责于“对方”或“敌方”，自己丝毫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典型的“单向性归因”，在没有反思己过、完全归罪于对方的情况下，当事者似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可以完全抹黑、有罪推定甚至妖魔化对手。这在医患矛盾、投资失败等事故责任的划分中常可看到。这就为其后发生的过激极端行为，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二是极化思维。由于占据了自己设定的道德制高点，当事者更是“正义满腔、豪情万丈”，在所谓“道德豪情”的刺激下，往往不顾后果，不计成本，极力“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宁可神州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就是这种“义和团心态”在国事中的反映。“两极思维”撕扯下的“正义方”，在非黑即白的推演中，任何极端、暴戾行为似乎有了道义依据，理性审慎、程序合法等法治思维淹没绝迹、无由生发。
三是盲目盲从。群体性事件之所以能够衍化为群众性狂潮，原因就在于底层民众的从众心理：当事者可能因自己利益而遮蔽理性智慧，旁观者则可能因日常积怨而借机泄愤，加上别有动机者的挑拨聚合，一桩看似偶然的医患纠纷或城管事件，就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掀起社会性抗议巨浪。法治意识淡薄的传统遗续、法不责众的民众从众心态，自身利益时常受“挤压”的社会生存环境，更使基层民众盲目盲从的心态“如火浇油”。
四是暴戾暴力。有了“单向归因”的对方罪过，有了“极化思维”的道德激愤，借助于盲目盲从者的推波助澜，似乎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中“暴戾暴力”现象的触目惊心。群体性狂潮中的暴力倾向，往往能使平日里的胆怯者抱团激励，积怨陈久者公开泄愤， 零散的软弱个体，借助于群众性的“暴戾行为”，似乎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和存在感。医患事件中暴力致死现象每每令人锥心痛之，“暴戾之气”若充盈弥漫社会，难免会挤压社会的公共安全空间，严重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构和成熟。
“义和团”所谓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已成为历史笑料，当今中国早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化解矛盾和冲突于基层和萌芽，在扎实推进的民主法治轨道上，繁荣理性、宽容、平等、法治的文化氛围，这才是消除“义和团心态”萌生的社会土壤，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长久之道。(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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