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这是发表于《亚洲财经》2016年元月刊的专栏文章，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亲爱的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常态」下的再平衡
文 ▶ 卢麒元
中国进入「中速增长」确实无可奈何，但刻意追求「长期变态」就有些偏离经济发展的正轨。中国必须寻找恶性投资的退出机制。新常态下的再平衡，是在扭曲变态的状况下，哲学思考的升华和历史辩证的总揽。
「新常态」(New Normal)，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经济状况。埃里安意在解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至今)，西方发达经济体通缩长期化的趋势。
经济学家原本认为，危机后的通货紧缩理应是短期现象，现在却进入了长期化的稳定状态。埃里安聪明而且十分幽默，他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一部电视剧。美国编剧瑞恩·墨菲制作了电视剧The New Normal，该剧2012年秋在美上映，中文译名《新常态》，又译《基本正常》(「基」本正常——与同志亦凡人同意)。这个单镜头喜剧主要讲述了一对同性夫夫和一位为他们代孕的女士之间的故事。说来有些讽刺，此剧的本意是说，变态变成了常态，也就是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笔者以为，埃里安的「新常态」 也可以解释为长期变态。
中国领导人未明该概念之原委，引用「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当下的状态。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并不了解埃里安「新常态」的本意，他们只是被动借用此语描述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状态而已。老实说，虽然这描述有些别扭，倒也还算是实至名归。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将变态常态化。只是，中国的「新常态」与埃里安的并不相同。精确地说，西方发达经济体长期变态，是中国制造业畸形发展的一种结果。一切中低端制造商品统统过剩，而且便宜到你不能不买，所以必须将通货紧缩长期化。
不过，西方甘愿接受通缩长期化也有原因，毕竟通缩条件下的结构调整，代价是最低的。如今，美国已经初步完成结构调整，开始重新进入增长周期了，美联储已经加息了。欧日经济也在完成筑底，逐渐显露出一丝生机。准确地说，西方的「新常态」快要结束了。
很遗憾，中国的「新常态」刚刚开始，我甚至怀疑中国学者引入「新常态」一词的不良动机。中国进入「中速增长」确实无可奈何，但刻意追求「长期变态」就有些过分了。中国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再也不能将变态进行到底了。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2008年恶性投资扩张的必然结果。熟悉2007年经济状况的人应该记得，中国当时正在采取措施进行「调结构」。很遗憾，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引发了金融风暴，美国政府接受了伯南克的解决方案，由政府接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美国政府增加负债以承接金融机构问题资产，美国政府负债的借款人不幸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接纳了美联储QE的外部性安排，也就必须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大幅度增加美国债权)。更不幸的是，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按照联系汇率安排就必须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疯狂地进行投资扩张(制造资产泡沫)，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万亿」的真实历史动因。
寻找恶性投资的退出机制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为了接纳美联储QE的外部性安排，编造了一整套的「推进城市化」的荒谬逻辑，啓动了「四万亿」的投资扩张计划。其结果，就是产能严重过剩，外加严重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进入严重扭曲(或者说变态)，也就是中国今天描述的「新常态」。当美联储QE结束之后，中国的QE外部性安排使命随之结束。中国要处理严重扭曲问题了，必须寻找恶性投资的退出机制。笔者褒义地将之描述为——再平衡。再平衡，必须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必须解决投资锐减下的经济失速问题。
投资锐减，有两重含义：一是基础货币发行锐减(与外汇储备下降对应);二是资本大规模流出(或者说套利资本外逃)。其实，这个问题更严重的危险在于，这意味着人民币面临历史性的贬值压力。
首先，为了避免经济失速，就必须维持在无锚前提下的基础货币发行规模。事实上，中国在2014年后，已经开始基础货币发行脱离外汇储备锚对应关系的新常态。至今，中国基础货币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规模。在打破既定的人民币发行机制后，中国必须给出人民币发行的新的学理逻辑和法理逻辑。否则，几乎毫无疑问，国际评级机构将很快降低人民币评级，人民币将面临大规模贬值的巨大风险。
中国必须清醒，需要重新建立人民币法币发行的学理逻辑，以及必须建立人民币发行的完整法律约束。现在这种任由央行拍脑袋的做法，必须立刻终止了。笔者建议，中国可以考虑回归以经济总量为依据的法币发行逻辑，并在2016年迅速完成人民币发行管理的人大立法工作，建立起具有严厉约束能力的法律体系。解决了人民币发行的学理逻辑和法理逻辑，人民币发行才能不跟随美联储指引，人民币才能有主权特征和法币信用。由此，才能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才能确保中国经济不失速。
其次，中国必须阻止套利资本套现并出逃。阻止资本套现需要以下措施：一是通过资产持有税赋刺穿资产泡沫;二是通过资本利得税赋压缩套利水平;三是征收资产转移税赋限制变相转移。阻止资本外逃需要以下措施：一是通过资本离境税限制套利资本离境;二是在特定时点一次性调整人民币汇率至合理水平，笔者依旧建议主动将人民币汇率调整至7.8的水平。笔者不能不说一些重话，资产泡沫安排加人民币汇率泡沫安排，是国内外套利资本最理想的政策安排，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的政策安排。
若能在人民币币值稳定前提下，保证基础货币增长速度稳定，保证资本出入境基本均衡，就能确保中国经济不出现突然和严重的失速。
第二，必须消化过剩产能和消解资产泡沫。
首先，过剩产能的处置必须内部消化与外部消化相结合。
内部消化，就是要啓动新的投资拉动方向。笔者在2007年就曾建议，中国需要啓动碳排放整体规划和水循环整体规划。如果，中国重整山河，以更高水平重建植被系统，中国需要投入数万亿资金并消化大量过剩产能和闲置劳动力。中国管理层需要深刻理解碳排放权的经济意义，深刻理解水循环的经济意义。或者，中国管理层不能继续依赖基建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维系公私既得利益了。
外部消化，是必须啓动中西部亚洲的「马歇尔计划」。中西部亚洲，存在超过七亿待发展人口，经略中西亚是中国过剩产能最佳出路。为什么不能向东南发展，因为亚洲东南部是劳动力密集而资源匮乏区域，中国不能在完成工业化升级之前协助东南部工业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大路朝西，并无「一路一带」。
外部消化，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允许中西亚国家和机构在京发行人民币债券，将延伸人民币使用范畴至20亿人口。一旦形成庞大的人民币债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也就自然形成了。顺便说一句，人民币债券在岸市场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谛，央行推进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只能是辅助和补充。
只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就能顺利实现未来十年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这是中国工业升级的基本保障。请牢牢记住，不能人为地「腾笼换鸟」，丧失了制造业的基本规模，创业和创新就没有依托。去工业化的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南美洲。当然，去工业化，也必然导致人民币弱势。
第三，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必须走出一个逻辑误区。新经济，并非单纯的信息科技产业。新经济，恰恰是利用信息技术，利用新能源技术，以及其他科技进步，管理水平提升，对旧经济的全面改造和提升。不是腾笼，更不是换鸟，而是将鸟儿变成凤凰。
中国正在加速流失中低端制造业，而欧美日恰恰是在革新中低端制造业。美国的再工业化，正在沿着两条主线推进。一条主线是用信息技术改造一切，这意味着旧经济的智能化;另一条主线是用能源技术改造一切，这意味着旧经济的低成本。新经济，不是除旧布新，而是推陈出新。
用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改造旧经济，就是新经济的增长点。中国管理层应该汲取香港发展新经济的教训。香港发展新经济，搞了一个所谓的「数码港」，结果变成了一个叫「数码港」的房地产项目。
从数控机床，到3D打印，其要点在「机床」，其关键在「打印」。中国管理层必须高度清醒，在中国缺乏金融手段(风投等金融服务)的状况下，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政府不要将资源错误配置于荒诞的「开发区」或「孵化器」上。政府不要浪费资源于发改委的主观投入方面，政府必须将资源集中运用于科技专利的扶持、应用、保护和奖励方面。
第四，必须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
中国经济放缓，表面上是生产效率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管理问题。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制度成本上升速度太快了。中国居民的广义税赋上升速度十分惊人。中国居民，除了正常的税赋支出之外，还要承担高昂的社会保障支出，还要承担奇高的超级地租。中国宝贵的社会资源，被以各种名目转移成权力和资本的收益，并迅速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高昂的制度成本，是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深层次原因。
降低制度成本，必须进行深刻的财政改革。通过深刻的财政改革，使社会资源更合理地流动和配置，这样才能让中国生产力得到第二次释放。
降低制度成本，就必须框定政府的合理规模，就必须彻底解决超级地租问题。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无序扩张，必须受到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预算法》的约束，中国地方政府必须面临真实破产的硬性法律约束。中国必须解决超级地租问题，累进遗产税、累进房产税、累进租金税必须落实，必须让中国青年的居住支出低于其收入的30%，政府和资本合谋疯狂压榨劳动者的超级地租必须废止。
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战略的选择，也是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无论什么主义，都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主权问题需要捍卫
中国需要面对自身复杂的社会现实。笔者的建议，不仅仅是学理上的探讨，也不仅仅是法理上的探讨。笔者的建议，涉及复杂的主权问题。其中，一部分，涉及国家经济管理主权问题。例如，人民币问题，就涉及国家金融管理主权问题。「四万亿」貌似中国政府决策失误，其实质是美元霸权的淫威侧漏。另一部分，涉及到人民财政管理主权问题。例如，超级地租问题，就涉及人民财政管理主权问题。中国人民没有掌握应有的立法权，就无法在税收方面与利益集团博弈，就必然受到变相税赋的残酷剥削。
主权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捍卫国家主权，需要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捍卫人民主权，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一旦失控又会导致对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冲击。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必须处理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哲学和历史的悖论中找寻到现实的平衡点。
新常态下的再平衡，是在扭曲变态的状况下，哲学思考的升华和历史辩证的总揽。机缘巧合，要点在于机的把握，难点在于缘的取舍。巧合，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了。问题不可怕，问题就是机的别称;矛盾不可怕，矛盾孕育了千法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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