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朝官府
由于义和团运动后期与清政府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当时的官府也被指为“仇外排外”。下有“狭隘仇外”的老百姓，上有“盲目排外”的高官，一场灾难于是不可避免。今天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这一指责事实上有强大的现实针对性，它所指向的就是当今中国持续不断出现的对于西方社会的批评质疑之声。但把今天中国对于西方的批评或批判等同于“仇外排外”，显然是不正确的，就如同把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简单认定为“仇外排外”也是不对的一样。
清政府既有支持义和团的一面，也有反对义和团的一面。毓贤为官清廉，被洋人视为最排外的清朝高官之一，义和团运动在山西的高涨，与毓贤转任山西巡抚有关。义和团失败后，毓贤被朝廷处死，民众为他喊冤。毓贤临刑前特地写了一份遗嘱，告诫民众不要因为他的死而闹事，不要为难朝廷。但毓贤在山东任职时却大力镇压过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等民众。
清朝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后，号召各地官员进京勤王。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根本不听，认为是“矫诏”，与洋人一起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看着北京“胡闹”。由此也可看出，清朝的统治上层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很不统一，仇外排外并不是清朝上层唯一的标签。时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接到“勤王”令后，带着几百人从江南赶往北京。李秉衡曾在广西任职，中法战争时，与冯子材配合，获得“谅山大捷”。甲午战争时李秉衡任山东巡抚，甲午战争失败后，李秉衡认为自己也负有责任，曾自请处罚，但朝廷依然将其留任，但他始终对战败耿耿于怀。后因洋人反对而离开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尚未到任，又因洋人反对被罢免。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没多少实权，手里没几个兵。因此，李秉衡到了北京便向慈禧太后要兵，慈禧让他找荣禄，荣禄不给。李秉衡说，那就下个批文，我另招一万人。荣禄说，招人来不及。李秉衡说，那你就给我点枪炮和弹药。荣禄说：你到山东去拿吧。李秉衡怒火万丈，只好凭借自己曾经在山东的声望，招了500名来自山东的义和团，又通过慈禧太后，获得了四支外地赶来勤王的清朝正规军的指挥权。他想收复天津，但总理衙门不愿提供天津、大沽的地图。事实上，李秉衡带领的一万多人根本没到天津，由于士气严重受挫，在通州以东的杨村附近便被洋兵击溃，清兵四散逃逸。70岁的李秉衡悲愤地服毒自杀，临死前让不愿离去的忠诚手下各自逃生。
李秉衡殉国有大势所趋、难以逆转的客观原因，但清朝政府面对洋人和义和团，不能齐心协力反而相互拆台，也是它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李秉衡之前，在天津战役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宋庆是晚清著名将领之一，因镇压捻军有功而获升。民国时期的军阀曹锟、张作霖曾经都是宋庆的手下，张作霖还当过宋庆的卫兵。义和团运动时，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在天津战役中，宋庆就故意让义和团当人体盾牌，义和团勇敢地冲在前面，等于在洋枪洋炮面前让义和团送死，宋庆的军队远远地跟在后面，没被洋人打死的义和团溃退下来，又被清兵打死。死于宋庆军队的义和团远远多于死于洋人的义和团。宋庆对此的解释是义和团怯战逃跑，所以他才开枪射杀。但在非战场上，宋庆也大肆捕杀义和团。也就是说，两军对垒时，清朝正规军还在屠杀己方的同盟者。如果说义和团仇外排外是明确的，那么，清军在战场上出卖和屠杀义和团的行为又算什么呢?端王载漪的儿子被慈禧立为“大阿哥”，计划废黜“亲西方”的光绪，取而代之。因此，载漪被视为义和团最主要的支持者，也被称为“祸首”，他在北京的住宅甚至成为义和团的“总坛”。但就是他也在京城大杀义和团，将不听从其指挥的义和团调往前线，像宋庆一样，在战场上由清军殿后，趁机屠杀往前冲杀的义和团。
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时，慈禧希望听到攻打的枪炮声。荣禄的手下有一位“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他掌握着威力巨大的德国新式大炮。这位高材生精准地测定炮位，将炮弹精确地打到使馆区旁边一块无人的空地上。慈禧太后听到炮声自然欣慰了，没伤着洋人，荣禄大大夸奖了他，在庚子事变后不断得到升迁。即便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依然希望与洋人谈判停火。使馆区被围困多时，总理衙门派人前去询问缺什么，洋人感到吃惊，试探着说，缺蔬菜水果。结果，清政府真的给处于战争状态的洋人送去蔬果。慈禧太后的确说过“民心可用”之类的话，但她以及其他清朝大员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严重打击民心、伤害民心。他们所打击、伤害的，恰恰就是所谓“仇外排外”的民心。慈禧看到的民心只是“扶清”，为了满清朝廷的利益，她只是利用了义和团所代表的民心。慈禧等人没有看到或根本不愿看到义和团在“扶清”的后面，还有保护民众自身利益的强大需求，清政府严重忽视了这一需求。义和团的确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但是，清政府与洋人暗通款曲、私下勾结是否也是义和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清朝在北京附近的兵力和装备并不比八国联军差，究竟是什么导致失败，导致再一次的奇耻大辱，导致民心失尽?慈禧的宣战不值得歌颂，慈禧的议和同样不值得赞美。
当时的清朝官员大致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内部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不统一，更何况主和派。义和团运动爆发前，1897年，山东发生巨野教案，两名传教士被杀。巨野县令许延瑞长期以来在当地偏袒洋人，被当地民众称为“洋人的狗官”。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意图明显，山东是教案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但在“巨野教案”之前，清朝的官方材料和洋人的记载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巨野的内容。这不是因为巨野太平无事，而是因为许延瑞在处理与洋人的纠纷时，永远偏袒洋人，洋人很满意，没有闹到北京的总理衙门去，清朝也很满意，许延瑞由此可以放心做官。“巨野教案”发生后，许延瑞立即派军队保护教堂，还给教堂发枪发炮，亲自为教堂打更。半个月之内抓了40多个嫌疑人，部分嫌疑人被拷打致死，最终确定9名罪犯，2名被迅速处决，另外7名被判处监禁。必须得说一下，参与此案处理的官员之一便是当时任山东皋司、后任山西巡抚的毓贤，而当时的山东巡抚就是前面提到的李秉衡。
李秉衡、毓贤、许延瑞等人为讨好洋人，希望赶紧结案、息事宁人，结果还没落着好，洋人根本不买账。山东地方官府把“犯人”都已处决了，洋人却说处决错了，这几个是冤枉的，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洋人传教士另外提交了一份14名嫌疑人的名单。传教士居然承担了中国警察的工作，实在也是一大奇观。而事实上，传教士提供的这份嫌疑人名单未必是真的嫌疑人，只是当地因反对传教士而与传教士有仇的人。显然，巨野县令许延瑞这次没摸清洋人的真实要求，为讨好洋人而杀错了人。“巨野教案”真正的凶手，至今依然不清楚，但谁在乎呢?官府为讨好洋人乱杀无辜，洋人为侵略山东肆意扩大事态，结果，“洋人的狗官”许延瑞两头不讨好，被撤了职。
官府和洋人的这些做法导致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民众“仇外排外”的情绪的确是真实的，但如果说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就是官府和民众“仇外排外”的结合，那就太简单了。清朝官府“惧外媚外”的心态和表现同样明显，甚至更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间，清朝官府对于大刀会、梅花拳、神拳等义和团的前身，长期实行剿灭的政策。即便在义和团已经酝酿成形的时候，清朝对义和团“剿与抚”的政策一直也没有很明确，总体上说，“剿灭义和团”的政策比“招抚义和团”更多占据了上风。清朝官府最终与义和团走到一起，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此前的“惧外媚外”并没有让洋人满意，洋人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在中国攫取利益的要求不是清朝“惧外媚外”就能完全提供的。洋人的胡作非为让一贯“惧外媚外”的清朝官府也忍无可忍，官府内部抗拒洋人的力量既不统一又不充足，不得不借助民间力量。但是，因为看不起民众，此前又长期对义和团采取剿灭政策，最终与义和团走到一起时，依然三心二意，只不过是利用一下，以期达到官府自己的目的，而非真正为民众的利益考虑。民众由此成了清朝官府向洋人撒娇的工具，只不过这次“撒娇”狠了一点，装出要“离婚”的样子。等到洋人同意不惩办慈禧，这个老太婆立即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并下“自责之诏”。因此，造成义和团运动巨大悲剧的原因如果说只是“仇外排外”，那就太简单化了，官府的“惧外媚外”也是重要原因。如果说“仇外排外”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结与国之欢心”的“惧外媚外”同样是极其错误的，两者密切相关。温故知新，以史为鉴，这个结论对于清朝如此，对于今天同样如此。
(未完待续)
注：本文写于2014年，因为较长，在《环球财经》杂志分期连载，已连载刊发完毕。故在博客上以连载的方式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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