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声明：此赵磊，真的不是彼赵磊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拙文《2016，解读中国前景的四个关键词》在《破土网》首发以后(2016年1月24日《破土网》以《四个关键词抢先看中国猴年“运程”》的标题发出，之后《红歌会网》从我的博客中做了转载)，我偶然看见《新华网》2016年1月24日登出一篇文章：《赵磊：三个关键词抢先看中国猴年“运程”》(原文附在后面)。
这个“赵磊”是谁呢?文章最后赫赫然标出：“作者：赵磊，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拜读《新华网》的这篇文章我发现，除了“经济与政治”这个关键词已被删除之外，文章其余三个关键词的内容均与拙文《四个关键词抢先看中国猴年“运程”》一字不差。
之前，因这位中央党校的赵磊发表声明：“此人不是我，此人的文章我从来不看，因为其观点太过于偏激～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混淆～[尴尬]”，要与鄙人划清界限。对此，我做过必要的澄清(见《敬告：此赵磊非彼赵磊》，赵磊的新浪博客2015年12月22日)。对我的澄清，有人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并在我的《敬告》下面跟帖：
“作为‘学者’，你常用愤青的语言描述社会，还如此情绪化的为一句微信评论写一个声明，实在是令人不耻，是不是太闲了。注：一个路过的人……”。(见赵磊《敬告：此赵磊非彼赵磊》，《乌有之乡》2015-12-25)
党校的赵磊说：“此人的文章我从来不看”，“因为太过偏激”;“一个路过的人”说：“你常用愤青的语言”，“实在是令人不耻，是不是太闲了”——诸位瞧瞧，这位“路人甲”的口气，咋和我那位同名同姓的“赵磊”如此滴相似乃尔?套用范伟的话：“这俩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小呢?”
《新华网》是我党的重要喉舌。为了不给党校赵磊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次，我十分盼望那位赵磊再来“一句微信评论”，急吼吼地与我彻底划清界限——可惜木有。
既然整天价忙于“国际战略研究”重大课题的党校赵磊，已经无暇与我这个“愤青”、“闲人”赵磊划清界限(抑或是“不耻”?)，于是我只好再次声明：同志们呐!我这个“令人不耻”的赵磊，真的不是“中央党校的赵磊”，更不是“盘古智库的赵磊”。
附《新华网》的文章：
赵磊：三个关键词抢先看中国猴年“运程”
来源：新华网 时间： 2016-01-26 09:35
2015年已经过去，政治上，反腐在进行，整军备战在展开，意识形态正气上升，党风、官风以及世风有了明显改观;经济上，增速下滑，股市震荡，人民币对外贬值，不确定性的风险增加。2016年将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经济。展望2016年，窃以为有三个关键词值得一议。
供给侧结构改革：“里根经济学”2.0?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成功典范：“里根经济学”在实践中所收获的巨大声誉。其实，对于“里根经济学”的评价，学界赋予了远远超出其成就的点赞。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里根经济学之所以“成功”，有一个基本原因被人们忽视了。这个基本原因，就是中国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
表面上看，“里根经济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从逻辑关系上讲，“里根经济学”在实践上的成就，却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这个关联的枢纽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而中美贸易发展历史的变化轨迹，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对于美国滞涨的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79～1991年，中美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1979年中美贸易总额为24.5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5.95亿美元，自美进口1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近1.5倍。到1991年，中美贸易总额扩大到142.02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61.94亿美元，自美进口80.08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5.8%。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虽然都有大步增长，但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两国贸易关系并未中断。
——1992年以后，中美贸易步入加速发展期。1992年中美贸易总额达174.90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85.90亿美元，自美进口89.00亿美元。1993年以后中国对美出口额迅速增长，开始出现了贸易顺差。截止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的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已发展到2116.26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1629.00亿美元，自美进口487.26亿美元。贸易总额平均每年增长21.1%。如今，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而言，尤其是对于深陷“滞涨”困境而难以自拔的美国经济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纾难解困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过剩产能以及过剩技术有了新出路，而无需通过市场出清来强制“炸掉”。(2)与此同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了更为经济适用的生活消费品，有效地释放了通胀的压力。
正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需求侧”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广阔而可靠的市场，美国经济才能从“供给侧”顺利展开自己的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请注意，“里根经济学”在实践中推行的20世纪80年代，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里根经济学”在一个正确的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里根经济学”成功背后的秘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离开了“需求侧”的支撑，“供给侧改革”的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若要顺利展开，必须建立起可靠的“需求支撑”。这个“需求支撑”是来自于“一带一路”的开拓，还是来自于中国民众的“扩大内需”?前者考验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外交能力，后者则考验着顶层设计对生产关系的创新意志。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立足于用辩证法，并以此来阐释“供给与需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市场与政府”的改革，这其中包含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耐人寻味。
经济在“衰退期”徘徊踯躅
据201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的GDP增长6.9%，虽然完成了年初制定的7%左右的目标，但增速也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统计局称，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增长7.0%，三季度增长6.9%，四季度增长6.8%。
以周期的眼光考察，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状况?我认为，综合各种经济数据，做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衰退期”的判断，基本上还是靠谱的(经济中很多部门出现普遍收缩，实际GDP连续两个季度下降)。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进一步陷入“萧条”状态(即严重持续的经济低迷，或连续三年经济衰退)?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对于当下的“衰退期”，我认为可以比较明确地作如下解读：
第一，中国经济在“衰退期”徘徊踯躅，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状态。
第二，有人认为，处于“衰退期”的中国经济正面临断崖式崩溃。我认为这个说法过于武断，断崖式崩溃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从概率上讲，并不大。因为就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按70%左右的城市化率目标值计算，尚有10多年的发展时间，加之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巨大。城市化是吸纳过剩资本和稀释过剩产能的巨大海绵体，这是支撑中国经济免于出现断崖式崩溃的最基本的依据。
第三，中国经济免于断崖式崩溃，并不等于能够免于经济危机的侵蚀。必须强调的是，并非“断崖式崩溃”才是危机。问题在于，“衰退”到底意味着经济危机已经来临呢，还是意味着经济尚处于危机的边缘?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其说“衰退”是处于危机边缘的一种临界状态，不如说“衰退”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危机。
宏观调控：松绑经济政策
宏观调控的惯常做法是“逆周期”调控，即：若经济过冷，那么宏观政策就应主动加热，以刺激疲弱的经济升温。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萎缩的背景下，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展开，通胀和股市火爆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资本为什么不流入实体经济?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资本利润率的导向，而不是什么主观意志或政策的选择是否明智)。
问题在于，如果严格按照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当经济过冷时，宏观政策不仅不应当从“需求侧”加热升温，反而必须从“供给侧”实行严厉的“市场出清”(有点“顺周期”的味道)。果真如此，那么在2016年，通缩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股市也将继续处于跌跌撞撞的动荡不安之中，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从逻辑上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调控思路理应遵循供给学派的“顺周期”原则(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从历史经验来评估，未来宏观调控的发展很可能在“相机抉择”的逻辑中摇摆不定。我预计，随着经济下行程度的加深和就业压力的加大，2016年下半年以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逐渐宽松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作者：赵磊，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注：文章出处转引自：《新华网》广东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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