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中国要知道和美国打交道的前提，即在它打你的时候，如不还手，你也至少要让它手疼。中国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对台湾的主权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国家利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妥协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正在如法炮制两百年前英国限制美国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排挤中国的海上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但这却不是美国要求中国让步的底线。面对这样的苛求，想必即使美国人也不会接受，也会起而抵制。
台湾问题与亚太战略格局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改革》2003年第12期；收录于《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391页。
一 亚太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
太平洋地区涉及到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美目前看似对手，但从战略层面上看，中美应当是朋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历来只以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无原则尾随它后果必然是被抛弃，从吴庭艳、蒋介石、达赖，乃至叶利钦、萨达姆和最近刚下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都先后被美国利用和抛弃。日本也是早晚要被抛弃的，所以日本对美国总是怀着不信任的感觉。日本没有归宿感，它无力单干，又不知道跟谁干。李登辉想把台湾送给日本，日本人真想要却又不敢马上要，李登辉本质是要当一个日本人，但一时半会做不到。中美之间的地理相距很远，今后双方也会有一些较量，但20世纪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凡亚太地区遇到重大的政治灾变，都是在中美合作下解决的。
20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要肢解中国，美国坚决不同意，今后美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彻底解体，而更愿意看到的是—比如“雅尔塔秘密条约”中所要求的那种—有限分裂，美国必须保证亚洲有—比如“雅尔塔秘密条约”中所要求的那种—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中国这个板块的存在。如果中国垮下去，亚洲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会起来，俄罗斯力量就会南下，美国就无法收拾局面。看看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所做的版图切割，就知彻底肢解中国历来是日本的战略，现在又加上了李登辉及其“台独”死党，李登辉写的《台湾的主张》中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消灭中华民族和肢解中国。因为他太知道在亚太地区，中国和俄国不垮，日本就不可能再重温“大东亚”旧梦，而日本如起不来，“台独”就永无指望。
最近有个“对日新思维”，说日本必然走向强大。这句话本身就没有前提，大国较量不仅是比经济总量及人均GNP，要是这样的话，瑞士也就成大国了;也不能单纯比军事力量，如果有军事力量而无这种力量发挥的地理空间，那这种力量就会因国家狭小的地理条件而大打折扣。所谓国际格局，实质都是大国安全空间分配后的格局。大国的存在必须有其相互默认的安全外围地区。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雅尔塔体系，都是围绕着战胜国，特别是其中大国间的外延安全空间如何分配而展开的。两个人坐得太近会觉得就不舒服，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也是这样。大国之间小国多，这有利于缓冲大国矛盾。
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四面掣肘，极其脆弱。在北方，俄国人踩着“北方四岛”后尾。南方还有美国在冲绳岛牵着日本的缰绳。美国人既然对日本那么好，为什么不支持日本把北方四岛收回来?美国人从来没这样说，更没这样做，相反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中国曾在60、70年代支持过日本。可见美国人对日本是不放心的。日本一直盯着中国台湾地区，中间有美国的阻挡，美国不会把台湾给日本;当年正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拿走了台湾，才有后来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日本巴掌大的地，夹在中、美、俄之间，东南亚国家还不买它的账，因此，它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空间，更谈不上安全外延空间。所以它无法成为大国，除非中、美、俄用“新思维”让出一些地缘利益，以更“博大的胸怀”和更“高的战略视野”来给日本崛起创造条件，那样日本就有可能真的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
日本人明白，没有外延安全空间，日本是不可能崛起的。20世纪40年代，日本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近卫内阁时，日本已经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拿下了，处于最有利状态。如果日本按近卫内阁的政策，组成汪精卫傀儡政权后，就不要向南触动英美利益，更不要打珍珠港，那今天的日本就很难说是什么样的。历史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多做一点儿和少做一点都会前功尽弃。现在李登辉希望与日本一起肢解中国，他只想要当时汪精卫的地盘。如果李登辉的企图变成了现实，那么，未来的西太平洋地区就是以日本和台湾为铁盟，以日台为轴心并以美国为依托的反制大陆的政治格局。届时中、美、俄三家就会同时感到，目前有人提出的“对日新思维”与用体温暖蛇的农夫思维并无两样。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看看当时日本是怎么起来的，就会知道它未来的可能走势。18至19世纪初，中国为世界大国，日本根本没有向中国挑战的念头。19世纪40和50年代，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这令日本人吃惊。1854年美国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此后日本相继与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日本人在民族危机时没有胆怯，而是积极进取，锐意改革：1866年开始明治维新，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军事上海军效法英国，陆军效法德国，结果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扭转了困局。1895年甲午海战日本打败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中国和俄国力量退出东北亚后，日本在亚洲迅速崛起，其外延安全空间迅速扩大。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侵略中国。此后日本国内政策迅速军国主义化，并从30年代始日本以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逐步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突破近卫政府的有限扩张政策，进一步将战争引向东南亚英美势力范围并突袭珍珠港。这导致美国参战并同中国结盟。自此日本开始衰落，1945年战败后，日本从哪来又回到哪去：其地缘政治利益回到一百年前即明治维新前的状态。
有观点说贸易带来和平，这种观点大可商榷。据统计在1873-1875年间，日本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12.5万日元，这是中日关系比较和平的时期;1886-1890年间，增长为1723.6万日元，而在1891-1895年，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进一步大幅度增长为2335万日元，可就在此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海战。同期日美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752.2万日元、2723.5万日元、4654.8万日元，可此间日美之间关系却是最紧张的时期，50年代双方还发生过数次海上冲突。另据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n I. Cohen)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9% 和5.6%。但是随着日美贸易的增加，双方政治矛盾也在上升，政治矛盾如无法调和，到最后只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40年代初，日本打过了北纬30度，闯入东南亚英美利益范围。同期中美之间没有什么贸易量，相反中美后来倒结成了盟友关系。美国还将中国拉到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先生一下子成了政治明星。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要求就是拖住日本。中美联合解决了日本问题，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就是把日本推回到明治时期的起点。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日本在近卫政府时期就将战争停止在北纬30度以北地区，不要进入英美利益区，那美国就有可能不在军事上介入远东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果很难说是怎样的。
接下来是苏联人。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咄咄攻势把美国在世界范围逼得节节后退，美国经济也一路下滑。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幸亏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外交政策，与中国结盟，结果才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和美国的衰退。可以断定，在未来的世界上，美国人仍不能单独解决亚太问题。最近美国又开始找中国，因为它在亚洲又陷进去了，伊拉克成了第二个越南：在伊拉克，美军每天都有死亡，且规模愈来愈大。小布什脸色不好看，拉姆斯菲尔德精神也低落了许多。
今天中美之间的矛盾类似19世纪美国与英国的矛盾。从表面上来说是地缘政治矛盾，这是直接的。如果从更深的角度来说，是对世界资源的配额的矛盾。中国经过20多年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国国内支撑经济的资源已近枯竭。中国已不能再在国内大规模“采掘”下去，不然，西北的黄沙就不仅是飘到北京，明天还会飘到杭州和广州。大自然报复是很厉害的，我们看一下卫星地貌图，在中国许多地方是黄色而非绿色的。所以，中国现在要参与世界资源的分配，没有资源，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没有物质支撑。昨天的美国人在反霸中成功地参与并与霸权国家分享了国际资源利益，那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有别的更好的出路。
但长远看来，中美战略上应是朋友。只是中国要知道和美国打交道的前提，即在它打你的时候，如不还手，你也至少要让它手疼。中国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对台湾的主权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国家利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妥协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正在如法炮制两百年前英国限制美国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排挤中国的海上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但这却不是美国要求中国让步的底线。面对这样的苛求，想必即使美国人也不会接受，也会起而抵制。
二 台湾问题牵涉亚太战略格局
对亚太大国而言，台湾问题牵扯到地区格局问题，其中，钓鱼岛是格局变动的关键。钓鱼岛问题的要害不仅在于它“自古”就是谁的领土，更为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它是可能出现的台日铁盟关系的“七寸”所在。而实现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则是打断台日铁盟联系的关键。如果“台独”得逞，台湾与日本必成铁盟。这就是为什么李登辉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的深层原因。李登辉明白，彻底与“台独”分子志同道合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右翼分子。历史上日本一直需要台湾，而台独分子在未来更需要由右翼组阁的日本。李登辉们知道，一旦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不管再有多少“新思维”，日本右翼也起不来，“台独”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钓鱼岛问题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问题。
日本问题本质上是远东雅尔塔体系问题，因此，它本质上是中、美、俄三国与日本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恢复对台湾的主权后内战遗留问题，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开始及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台湾问题又被迫卷入冷战格局之中。苏联解体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是雅尔塔体系在欧洲随华约解散和科索沃战争及北约东扩而瓦解，但在远东地区却大体完整保留。但是，如果说是科索沃阿族人的“独立运动”造成了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终结，那么，在远东颠覆雅尔塔体系的导火索可能就是今天以李登辉为“教主”的“台独”活动。从这个视角看，本来不属于但后来又被强迫卷入冷战格局的台湾问题将牵动远东大国格局。这就是目前美国、俄国一致反对台湾“独立”的重要原因。
在台湾统一的日程表上，台湾陈水扁当局正在与中央政府展开时间博弈。中国中央政府希望有较久的时间来等待台湾多数民众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并与中央政府一起遏制“台独”势头，最终达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而台湾当局，从李登辉起就加紧策划“台独”的步骤。2003年11月11日陈水扁表示，希望在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时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新“宪法”的内容。就在台湾陈水扁提出“公投制宪”的时间表前不久，日本首相小泉则(11月4日)再次表示要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现行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拒绝“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003年12月12日，即66年前日军侵占南京的前一天，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事务所举办了天皇生日招待会，不顾中国反对，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出席。2004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访日签证。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李登辉赴日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当局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将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当日李登辉持日本政府发放的入境签证抵日。2005年1月2日李登辉结束一周的“访日”行程，返台在中正机场对接机者说，感谢日本政府核发签证，台湾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是“无声”的进行，他将继续在国际上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并希望“今后日台能建立更沉静且强力的连带关系”。在日期间，李登辉在以主张肢解中国言论出名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墓前献花致意。1月4日李登辉从日本返台后立即驱车到了“总统府”与陈水扁会谈。 2005年1月 15日，日本防卫厅对尖阁群岛(即钓鱼岛)以及冲绳本岛以西的其他岛屿制定了一套“西南岛屿有事”(各种形式的“入侵”)对策方针，表示要坚决、彻底地打击“侵犯”西南岛屿的外国军队。该计划决定，当西南诸岛有事时，防卫厅除派遣战斗机和驱逐舰外，还将派遣多达5.5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前往防守。该方针中所说的西南诸岛包括我国钓鱼岛。
这几个前后紧跟的重要信息透露出未来几年日台互动将浮上东海水面并会紧锣密鼓地拉动亚太地缘政治变局。日本因素将日益明显介入而不只是用所谓“周边有事” 含混地影射“台湾问题”，是一个值得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密切关注的新变化。
三 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现代化全局
研究地缘政治要抓主要矛盾，中国的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主权的问题，还是中国海权及现代化全局的问题。
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出入太平洋，实现其海权利益的东海前沿基地。统一台湾，中国就彻底突破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的意在封锁中国的环岛锁链，其意义远比美国获得夏威夷的意义巨大。统一台湾，中国北可遏制日本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将其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型保护，并由此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形成前锋拱卫。
另外，中国的统一进程还与中国的海权实现进程相一致，这决定了统一台湾是中国发展不可绕行的门坎。台湾不回，南沙群岛则不保。如果说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的关键是马六甲海峡，那么，对中国而言，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南沙诸岛则是中国实现南中国海海权利益的关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必然要有自己的海上基地。如果钓鱼岛和台湾回归祖国，则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利益就有保障。与甲午海战时不同，日本航空母舰在卫星制导时代对于东海作战没有多大意义。历史上日本在东北亚崛起的前提是俄国和中国的衰落，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的前提是中美俄的衰落。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但是俄国又顶住了;中国今后只要不垮下去，一看地图就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可能成为大国：它北部有俄国踩尾，南部有美国牵缰，中间还有亚洲国家不断敲打日本右翼们的脊梁骨。问题是，现在倒是我们自己有人要搞对日“新思维”，要帮日本再次崛起。
应当将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与20世纪50年代不尽相同，台湾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主权问题，它更是影响中国实现其发展权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德国当时分成几百个城邦，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发展。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七八年就将德国统一，而中国却在这一问题上谈了半个世纪。主权问题哪能是谈出来的?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也是海军问题。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海军是解决“台独”的关键。应将李登辉及其死硬“台独”骨干拉到中国海军边防所，而不是什么“国际场合”来谈。台湾只有被抱在中国海军的怀里，才会有台海的“和平统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当年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台湾好似当年的北平，其经济成就也好似故宫珍宝，不要破坏，一定要安好无损地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非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海军则不可能。
台湾问题之所以不能回避，还在于它牵动着中国现代化全局。台湾是我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保护屏障，失去台湾，海上威胁就会直逼中国产值，尤其是高技术产值增长的黄金地带，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容忍的。当年毛泽东打朝鲜战争，部分原因就是东北有决定新中国命运的重工业和能源基地。国家安全一定要有外围地区，何况台湾是在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东北亚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央政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挂勾。有人说，如果没有朝鲜，我们的边境贸易会增长多少，但他们也没想，正是有了朝鲜我们在东北减少了多少驻军，朝鲜战争迄今，近半个世纪中朝边界无战事。地缘政治就得考虑安全外围。
我们说台湾问题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还因为“台独”一旦得逞，且不说南沙地区难免有连动效应，而且还会反向拉动中国东南沿海的离心倾向。如无国家约束，富人总不愿跟穷人在一起。原始社会就是由于部落间的生产力增长而导致部落内部经济收入差异拉大而解体的。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反导致中国分裂，那就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了。
四 在主权统一上，俾斯麦、林肯是我们的老师
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说在枪杆子问题上，我们要学蒋介石先生;今天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学19世纪德国俾斯麦和美国的林肯先生。台湾是中国主权利益所在，必须有不惜代价的“铁血”决心。统一台湾是中国向世界的宣誓，也是中国信誉的承诺。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宣誓和承诺还不仅在于统一台湾本身，而在于统一台湾后，中国还要走俾斯麦尽可能与大国交好而不冲突，有实力而不炫耀实力，敢用武力而不滥用武力的道路。未来中国要大力加强国防力量，但要极谨慎地使用它。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我们还要学美国的林肯不惧霸权、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精神。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仍不甘心，1812年入侵美国，1814年曾一度打入华盛顿，试图再次肢解美国，结果被美国人击败并被迫退回欧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支持美国南方分裂国家，结果在林肯坚定的国家意志前再次失败。美国自此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才有了后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内因经济发展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并由此产生社会动荡，这要求美国必须关注海外市场。为此美国必须打破英国等海上霸权国的海上封锁。美国人说干就干，1898年一气拿下了夏威夷、古巴、菲律宾。自此美国的海权边界扩张到远东地区。
“多少事，从来急”，美国人一年内就打破了英国的霸权封锁，实现了一个工业大国必需的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反视中国，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喊了50多年，台湾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要有俾斯麦的决心和林肯统一国家行动中的反霸勇气。有人说，我们得先把国内的事情搞好。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的问题已与世界问题连为一体，中国的利益已正在日益深刻地融入世界。大家查一下历史，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的社会问题比今天中国多得多，厉害得多。到了20世纪初，美国打破“西方”海上封锁，大量海外利润回流到美国后，美国反倒走入福利国家行列，国内开始有了注重保护消费者、提高教育投资等政策。为什么?有钱了。钱从哪来，从海外高额利润回流中来。我们再查一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1949年10月，那时的国内百废待兴，按现在一些人的道理来说，更应该“把国内的事搞好”，“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毛泽东恰在1950年初决定出兵西藏，年底决定出兵朝鲜，由此为新生的共和国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国基。
中国现在有些人忘记了陈云同志“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遗训，不看资源供给允许的限度，一味埋头于经济发展。这样的话中国就真麻烦。中国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但背负着这个目标的却是传统和正在解体的小农业，是近10亿收入日下的中国农民群体和日益匮乏的资源环境。民族的而非附属于国际资本的现代化农业和丰富的资源供给是现代化国家工业的基础。美国的农业已工业化和市场化了，美国又有来自世界的资源供给，所以它巨大的生产发展就是可持续的。中国农业不仅没有经历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造，而且目前正面临失去其民族性的同时又陷入拉美化困境的危险，这会极大制约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发展。农业破产将造成大量农民蜂拥进城，其数量对容纳外来人口能力极为有限的中国城市而言，将是灾难性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美国一百多年前同样的历史进程，如果中国要实现其崛起的目标，大概也只有学习早期美国：在反霸中统一国家主权，在反霸中强化统一的民族市场，并在反霸中不惜用枪杆子捍卫主权国家本应具有的平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
注释：
[1]时殷宏教授2003年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9期)和《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 2003年第2期) 两文为“对日新思维”代表性的认识。作者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中提出五大方面的建议，笔者转引于下：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7 这两个问题同上面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
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适当大度与内心充分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对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性的新思考》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
[3]资料来源：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第3卷，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4]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 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5]美国学者达莱克就史迪威赴华问题作了评述：罗斯福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另一方面通过给予它的地位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页。
[6]在1942年上半年，美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拖住日本，不使其大规模增兵太平洋和西进印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就是：第一，增加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从事战争的有效性;第二，支持促进中国军队有效战斗。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页。
[7]1940年5月底，鉴于德国的胜利，为了使日本不乘机南进，罗斯福对摩根索说：他“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罗斯福维持与日本谈判的想法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拖延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 。”1941年11月17日，罗斯福授意赫尔拟就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草案”。提出：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促使中日谈判。作为交换，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州国”边界或任何南部地区(荷属、英属或暹罗)增派军队，日本同意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用“三国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也拟就了自己的“临时妥协”条文。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1、55、61页。
[8]详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3页。
[9]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0月26日报道，李登辉25日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 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10]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中坚持台湾问题的雅尔塔体系的立场，称：“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宣称，他们的宗旨是，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如福摩萨)应归还中华民国。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该公告宣称，《开罗宣言》的各项条款应得到实施。”朝鲜战争发生后，东亚冷战骤然升级，6月27日杜鲁门再次发表表明，将台湾问题纳入冷战格局之中，称：“对韩国的攻击已毫无疑问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已经不限于采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将使用武装入侵与战争的手段。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为此，我已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中和海上作战行动。第七舰队将保证此项得以实施。”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4页。
[11]“李登辉持签证抵达日本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 http://cn.news.yahoo.com/041227/354/27ocv.html。
[12]“日防御西南诸岛计划首曝光 范围包括钓鱼岛”，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1/16/content_2466784.htm。
[13]2003年6月5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有事法制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周边有事法》，该法案前一个月在国会众议院通过。《周边有事法》包括了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作出反击的《武力攻击事态法》、《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订案》和增强自卫队活动及能力的《自卫队法修订案》三项法律。
[14]参阅[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 ·马斯洛斯金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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