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会网编者按：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今日重发北航教授张文木此文，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宣传工作要会听“无弦音”
——西方文化传播战略及其应对
张文木
[重点摘录]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授予他们多种奖项 。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从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 拿破伦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 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 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本文以《西方文化传播战略及其应对》为题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1期，第48～58页。
目录
一、文化传播是西方按其战略意图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二、国家政治关乎民族存亡，随意“突破”和“超越”是危险的
三、中国文化传播也要“讲政治”
四、应对西方文化战略的策略原则
五、利用矛盾，发展中国，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美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比较圆熟的国家。他们治理世界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文化传播经验也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其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文化传播是西方按其战略意图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国家战略是实施国家政治路线的工具。历史上，国家——只要它还存在的话——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其政治目标相呼应。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即便不是所有，至少其主要或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内容，输出什么知识，在相当一些国家那里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的结果。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特意“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一些曾被英国、日本殖民过而又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中普遍存在，在其影视文艺中已是主流——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然而，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长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却了这些血写的经验。前几年，我们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些“艺人”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开始重视“笔部队”的建设。当时美国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到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在各国“笔部队”中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时好时坏的学生。比较而言，英国的文化传播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比如英国有意捧红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信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是否合拍，其最终目的是让对手国家乃至它的盟国按着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存在或不存在。
这些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向其对手国家实施文化传播战略的一贯策略是“外松内紧”：在自己国家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在自己国家内扶强抑弱，在对手国家中则扶弱抑强。他们用各种方式弱化对手，其目的是在他们国家“内部确立一种罗马式和平，对外则表现为罗马式的掠夺性帝国主义”。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厌恶自己的黑人人种，想从肤色上与白人人种“保持一致”。在美国居统治地位的白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便把他捧了起来，使其在多民族杂聚的美国大红大紫，获奖无数，其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黑人们在杰克逊的摇滚乐中忘记其种族的历史和个性，并在白人面前自降人格，天然接受其统治。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授予他们多种奖项。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从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 拿破伦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虚化对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传战中的重要手法。压迫民族并不怕被压迫民族有“梦”，而是怕他们有理想。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卡斯特罗说他有理想，美国资本家就对他恨之入骨。马丁•路德•金的“梦”至今也没有给美国黑人带来解放，而共产主义理想却给1949年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压迫民族也不怕被压迫民族谈“人性”，而是怕他们谈“人民”。虚化了阶级和政治意识，“人民“也就被分解成了一个个虚无的“人”，其文化也就成了虚无主义的文化。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人民”的概念，国家就自毁了精神长城，侵略者就可长驱直入。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
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人纳入他们的文化传播战略之中。在他们看来，语言工程也是人心改造工程。因此，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往往成了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欧洲人带着枪炮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语言强行推向他们的殖民地。原来由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为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所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将欧洲人的价值观带到其支配的地区。他们在强化宗主国价值观的同时，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作者，保罗•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说：“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曾在好望角任职的英国官员约翰•巴罗说：“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语书写，那么这里的下一代就会变成英国人。”目前凡是英语说得好的，除母语国家外，都是曾经被英国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比如他们会鼓励和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目的地去对手国家就民族问题进行“学术考察”，从其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中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们对这些越研究越多的“种族”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结果许多好生生的国家就这样被肢解了。我们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又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近东巴尔干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过程，再看看当代因西方渲染民族问题导致解体的苏联及随后再次碎化（Balkanized ）的巴尔干国家的现实，就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有过苏联解体惨痛经历的俄罗斯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
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
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西方的文化外宣政策往往带有血腥味。香港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大义凛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崇拜者，但他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年仅42岁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相似结局与某种战略意图相关联。李小龙死后，在日寇时期梅兰芳曾表现出大无畏的傲骨，经李小龙传承之后便在香港武术界日益式微：在英国殖民者面前，这时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龙那龙飞九天的气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武者降格为阴沟里蓬头垢面的扶贫义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
西方持之以恒地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对第三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侠客，而侠客缺少的正是没有为阶级、民族和国家奋斗的理想，而这正是当年日本及欧美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地区统治可以接受并且纵容的文化内容。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多的言情片中的苦恋，都以退场的一方买了去西方某国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注目刚升空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剧终。这其中隐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没有是非的人生“伊甸园”，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和人生的归宿。这样的倾向是殖民文化长期“心理暗示”的结果。希特勒对英国娴熟地运用文化传播推进政治目的作法羡慕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二、国家政治关乎民族存亡，随意“突破”和“超越”是危险的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及贯穿其间的生存博弈是绝对的。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决定了前一种矛盾在国家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是有和平转化空间的。
这就是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绝对前提，其他如所谓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无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是政治的延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这并不是什么“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我们常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当人面对生死——至少是面对极端饥饿——时，就知政治是不能随意突破和超越的“巨大的局限”。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每人的解释也都有一套独特的逻辑；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有用的逻辑和解释就剩下几种乃至一种，能任意突破的“局限性”更是所剩无几。此情此意，家国同理。
理论的正确如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医生的话在家里总比媳妇的话管用，就是因为医生的话多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则多关乎感情。在家中感情往往让位于生死，在国家里就是 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长征路上出发时还有8万多人，这时大家尚未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价值；当湘江之战后红军拼得只剩下约3万余人时，党内对于是否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争论就基本消失。在经验、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极端经验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笔者在本文中关于文化传播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战略的认识，所基于的并不主要是逻辑演绎出的所谓“道理”，而是基于历史上大量发生过的生死经验。
在这方面，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的齐国都是前车之鉴。黑格尔说：“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做宗教。”结果，在希腊的自由之花被罗马的金戈铁马“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征服希腊后，罗马人为了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就有了很多的希腊奴隶被载运到罗马来。这种奴隶贸易是以提洛为中心，据称这个地方有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一万个奴隶。希腊的奴隶成了罗马的诗人、著作家、罗马人工作场所的监督、罗马人子女的教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曾是秦国面临的最强的对手，但就在秦国力行铁血统一的时候，齐国却弄了许多文化人“搞课题”， 要创建“文化大国”， 秦国还贿赂齐国很多黄金让它在“百花齐放”中自我陶醉；公元前288年，秦国捧齐国称为“东帝”。就这样，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已是飘飘欲仙的齐国竟不战而降。黑格尔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事实上，“文雅和修养”也不是历史的本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列宁说，“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我们现在国际斗争中只会“五讲四美”是不能够赢得胜利的。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仅为道义而没有利益的牺牲最多只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三、中国文化传播也要“讲政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在文化传播中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考虑是可以的，但从政治上让步则是要吃亏的。
兵不厌诈。诱导对手走向失败的文化传播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仅仅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它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具有“双面刃”特征的博弈工具：对被压迫者来说，它是反抗的需要，对压迫者来说，它是统治的需要。战国时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为了达到对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的安抚与弱化——与英国在印度的作法一样——并重的目的，满清统治者在明十三陵中专捡那个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方，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祯的墓地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在民间，清初满人将那个靠乞讨赚钱办学、很有些甘地范儿的武训立为汉人学习的楷模，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普世理念虚化汉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黑格尔对崇桢有一段非常到位的评价，他写道：“当十七世纪中叶的革命的时候，明朝最后的那位皇帝是很温和的、很光荣的；但是因为他个性柔顺，政府的纲纪废驰了。国内的骚乱便难以遏止。叛党引了满州人进来。那位皇帝即行自杀，以免陷入敌手，临死的时候，他还蘸血作书，在他女儿的裙边写了几行字，深恨他臣民的不义。”
同样的事物，在毛泽东这里完全就是另一种视角。毛泽东也重视明史研究，特别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国家兴亡经验。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泽东最赞赏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祯。毛泽东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凭吊朱棣葬墓长陵。1951年4月他在长陵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陵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1958年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毛泽东在十三陵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十三陵水库，其意深长。至于清人捧红的武训，毛泽东在建国初即1951年5月20日亲自撰写并发表《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说：“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
宣传战线始终要贯穿政治，这是毛泽东对宣传工作者的绝对要求。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在明史、武训和办报问题上的所想所思，确实值得我们共和国的后代认真回味和深入思考。
四、应对西方文化战略的策略原则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就要抵制整个西方文化向我们的传播并拒绝他们的评价机制呢？
不，绝对不能这样。相反，在我们的文化传播能力尚不够强大的时候，还要积极地参与其中并逐渐地利用它来壮大自己。
国际文化传播既然存在着政治斗争，那应对它时就不能不讲策略。1948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三大战役”序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毛泽东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在于它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而是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和要求。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与当时国共合作已近结束的情形相似，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此轮中美“蜜月”期以及我们利用它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和壮大自己历史性机遇正在接近尾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其间的外交斗争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国崛起十分艰难，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独立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说服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今后我们将有更长的路要走和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要做。但是，在有限时间内，能够引导受众的并不是只有少数先驱者已经认识到的真理而是可以最直接影响大众的传播工具。这是对传媒问题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公众舆论》一书告诉我们的最简单的道理。李普曼曾说在西方社会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无疑，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因而，在中国国际传播手段不足、传播经验不足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服世界接受中国，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这是“文化自觉”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圆内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积极参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对西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比如这几年所颁“诺奖”中就有干涉中国内政意图的所谓“和平奖”）长期坚持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斗争，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西方社会能接受——尽管是被忽悠的——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国的元素和解释去影响、说服更多的国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在苏俄建立之初，面对西方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1918年10月，列宁在一封绝密信中告诉苏维埃俄国驻瑞士使团的同志：“在法国人、英国人中做宣传工作时，不要吝惜几百万资金。”
对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我们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简单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解释，比如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从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有相通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朴素共产主义思想又与目前西方各种“占领”运动中人民发出的呼声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够主导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按西方标准强求的同一的表现形式。正如普遍的“人类”是存在的，但同一的具体人是不存在的道理一样，将个别国家实现普世价值的具体形式，暗移为普世价值本身，并强求他们国家一律遵守，这与某个人说他就是上帝、某种花说它就是一切花、美国人说他们就是全人类一样，是可笑的。即使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西方理论家，他们对于今天西方人所谓“普世价值”也是持批判态度；现在西方的政客们对他们自己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并不真信，而只是将它当作忽悠他国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们也不妨采用“将错就错”的策略，接过他们的话语反客为主：在其中注入中国解释并随中国的发展渐进赢得舆论的主导权。
其实，这些年西方反华势力在总结一次次失败教训后也注意到这样的策略。这几年西方针对中国的各式“诺奖”颁发的尺度也在变化：他们在不降低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开始抛弃以往的简单极端的反华手法——这让某些以极端“个性”标榜的人士对2012年“诺奖”某些颁奖极为不满，从脸谱化的政治对抗向温和与草根方向转变。因此，我们也要利用他们的这种策略变化推出或接纳有中国政治立场而形式又比较温和的人选，以此影响更广泛的国际受众。1937年我国作曲家贺绿汀同志创作的《游击队之歌》的歌词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可作为我们对敌文化斗争中“借船出海”的策略，而紧接着的这句“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的歌词，则可做为我们文化传播中“万物皆备于我”的不变原则。
没有组织路线与之配合策略是不会成功的。1920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低潮，为了克服革命队伍中的急躁冒进和简单的情绪，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批评那些只会“空喊‘群众’，‘群众’并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说什么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列宁告诉这些党员要“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将“与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他用反问的方式回答那些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同志的问题说：“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如果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如果不由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末，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国际文化传播，面对拥有庞大资本、技术和长期的外宣经验的西方传媒体系，如果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不参与这些比如“诺奖”评选等机制，就等于主动放弃影响世界的机会，这与王明的“笔直又笔直”“纯粹又纯粹”的“左倾”路线一样，是没有希望的。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个体系时又忘记甚至放弃对中国利益的维护和说明，放弃了斗争，那这又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样，更是没有希望的。1942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扫荡，毛泽东提出应对策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悟空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它战败了。”只有我们进入了西方“铁扇公主的心脏”即他们设的各式“论坛”“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和组织时，才可以做到“知己知彼”；而有了“知己知彼”这个前提，我们才会有选择的主动权，才可以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对于有损中国国家利益和基本政治原则的文化及其奖项，我们可以坚持拒绝，而对于有利于宣传并让世界理解和接纳中国的舆论和奖项，我们视情况则予以支持。1965年毛泽东告诉外国朋友说：“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你不是说读了我写的文章了吗？这些东西处用不大。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有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但是，策略使用起来从来都是带有双面刃的利器，用于击败对手的策略有许多时候反成了自伤的原因。比如“新自由主义”最初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于解决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面作用释放殆尽后遗留下来的负面——比如僵化和国家统制——问题的经济学说，但在中国“八九事件”后和苏联解体前夕，西方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又将其中强调自由化的内容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以强大的声势片面地推荐给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同志注意到这种危险，果断地阻止了部分人以“价格攻关”名义推行的经济全盘市场化和政治全盘自由化的企图，由此保证了中国的健康发展；苏联戈尔巴乔夫囫囵吞枣地接受了这套理论，实行“休克疗法”，由此加速了苏联及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
在这轮大国博弈中，最值得总结的是美国的经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巨大的胜利满足感中，得鱼忘筌，随时间推移，美国在“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心理潜移中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为搞垮别人而高举的“新自由主义旗帜”默化为美国自己的旗帜，主动扮演起“新自由主义样板”的角色。就这样，本用于忽悠对手国家的理论竟被渐渐内化为美国的国内政策并最终将用于砸别人的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2008年始，美国经济在大量的衍生金融产品中深深陷入迄今仍看不到转机的衰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本国经济最低迷的2012年，美国人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与苏联解体的前夜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很有些相似之处。英国广播公司2012年10月15日报道说，“在经济学领域，美国仍是最强经的大赢家”，此前四年即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向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东郭”式的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2007年，就在欧盟统一欧洲任务接近完成并准备向地中海南岸即北非推进、其政治版图基本回到第二次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的前夕，美国人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却大幅增加：“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美国经济似乎得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今日的欧洲人已有了“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自得，而此时的美国在不断堆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却有了一种被逼出欧洲的莫名失落。欧盟——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获得2012年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如果将它的名字改为“欧洲统一奖”可能更符合欧洲人的本意。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在国际文化传播已取得巨大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防止前述一些国家得鱼忘筌，最终被自己制造的斗争工具所击倒。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民族国家驾驭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民族国家依附国际资本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大战略应当是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前一种命运，坚定且巧妙地避免后一种命运。
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如果读一下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不会怀疑美国就是这样被欧洲吹倒的。如果再读一下1972～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就不难发现，欧洲捧杀的目标开始向中国偏斜。对此，中国不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国文化博弈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五、利用矛盾，发展中国，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参与世界体系发展壮大自己的策略基于世界矛盾的绝对性和普遍性。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从矛盾的绝对性出发，认识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990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禁运的压力。邓小平又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分析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西方内部永远存在着可利用的矛盾，只要有矛盾，我们就有发展的空间和可利用的机会，就可以利用矛盾争取支持我们的国际力量。至于利用矛盾的策略，列宁说：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无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这些矛盾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内部积累起的矛盾比我们更复杂、更深刻，似乎达到了非战争而不能解决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历史上所有教条主义者都是失败者，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不到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性。
西方世界充满着深刻的矛盾。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欧洲内部矛盾借欧洲人的手埋葬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也“以其人之道”，利用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借美国人的手打倒了苏联并埋葬了以苏联为主导的“雅尔塔”世界体系的欧洲部分；今天欧洲正在借美国人的手埋葬以美国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亚太部分。目前美国正在这条道上被折腾疲于奔命。
有矛盾，就有胜利的希望。1918年，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利用西方的矛盾不仅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突破了马克思曾作出的一国不能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1939年，斯大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欧洲的矛盾，进一步创造性地证明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1972年，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实现了尼克松访华，瞬间改变了对中国不利的两面夹击的国际格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力量受到挫折，在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围追堵截”的关口，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将国际压力反转为中国更深刻地融入世界体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动力。目前的欧洲正将美国引向与中国全面对抗并让双方在冲突中消耗的策略，我们对此要有必要的认识：在与正在推行“战略东移”的美国斗争中保持必要的合作，坚持有限目标，尽可能地为21世纪的中国争取一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战略格局。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通过融合性的斗争，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还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可以继列宁、斯大林之后，通过中国成功的实践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具有极大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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