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正开，有关“号贩子”的问题又重被提起，似乎在打击“号贩子”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在我看来，“号贩子”问题不是根本问题，谁看见一般性医院里面“号贩子”猖獗过？打击了“号贩子”并不能真正解决“看病难”问题，更不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我先来说说“看病难”的问题。
2014年底，本人患了肾结石，朋友建议我去本校附二就医，因为有熟人，相对比较方便，我确实也去了，一进门诊楼，几乎把我吓晕了，这哪里是看病?这分明是足球比赛刚散场时的人流啊!我马上对夫人说，这病我不看了，虽然可以有人帮忙，不麻烦，但是，我早看，就得挤掉一个，果断离开附二，搭个的士来到四医院，一进门就挂号，挂号后很快就看病治疗，包括办完住院手续，加起来只花了一小时不到，一周后出院。
2015年，本人胃溃疡加重，又不舒服，也是受人建议，决定到本校附一医院就诊，车子开到还没有进医院大门，在院门口就堵了近一小时，人山人海，好不容易开进去了，找个停车位比登天还难，一气之下，我直接从出口把车开回家，不看了。下午，我就去附近的中医研究院，也是三甲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住院，没有体会到看病难。
那为什么“看病难”在百姓中间认同度那么高呢?我看还是两方面问题：一是优质医院资源总体紧缺，且分布不合理；二是老百姓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第二个原因恐怕比第一个原因影响要更大。
小病小痛，在农村也很方便，有村医务所，有乡镇小医院，再大一点的病，县城里的医院也很多，部分县城医院根本就吃不饱。在城市，小医院到处都有，小诊所也到处都有，社区诊所分布较密，只要不住院，看病似乎是不很难的。特别落后的地区也许情况会差一些，但不具有普遍性。
遇到大一点的病，只要不是癌症，只要不是动大型手术，一般性县级医院和城市医院都有能力承担，实际上，只有很少数的大病才需要到各省市的著名医院就医住院。
我也私下问了部分本校附医的医生，他们都反映，绝大部分病人可以不到湘雅就医，而真正需要住进来的急重症病人有时却住不进来，部分人患个感冒也到湘雅，部分病人是心理作用，生怕在其它差一点的医院发生误诊，还有一部外地的病人是家庭条件太好，盲目迷信顶级医院，真正是出于解决疑难杂症重症的病人占比较低。
我说的是长沙现象，也许全国各地的问题有所区别，但总体形势应该差别不太大。这就给我一个启示：看病难，难在医患双方的配置与选择双向不合理。要解决“看病难”的医疗问题，就得从化解“双向选择不合理”下手，尤其是医保政策必须有调节患者分流的能力，如果不能有效引导分流，打击号贩子这种表皮问题解决得再好，“看病难”的问题仍然会是共性问题，把“看病难”的问题锁定在解决“号贩子”上面恐怕是完全没有找对症结。
归纳起来讲，看病到底难不难要看两种现象：一是著名的三甲医院人山人海，二是一般性公立医院和社会性医院人流较小。(北京和上海的情况不等同于全国各地情况，不要用北京现象来误读全国，因为全国很多病人都往北上广跑，中国的国情绝不能套京沪的市情)
解决“看病难”，一方面要政府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和病患者分流;另一方面，政府还要做好就医服务，比方说，给家家户户配“导诊手册”，由社区牵头，给该社区的居民配适合的“导诊手册”，幼婴、少儿、中青年、老年各自的适合医院，不同病症、病情适合的就诊医院，尤其要对就诊医院做一个基本情况的诊疗介绍，让居民一目了然，不盲目跑远路、挤大医院。手册五年更新一次，既有纸质手册，又有网上可查的电子手册;第三方面，要做好科学就医、合理就医的广泛宣传工作。
下面想再谈谈“看病贵”的问题。
还是以我自己两次住院的经历为例，胃病和肾结石两次住院的费用总额均为6000元多一点，两次自费部分均在2000元左右(含部分检查和部分药品)，自费占比均达到三成以上，不算很低。也许不同的住院情况，在不同的地区，最后自附的比例会千差万别，越是大病，患者的个人负担总额肯定越多。
我对“看病贵”的感觉有三点：一是检查费用高，二是用药品种多，三是药品变脸学问大。
第一次住院，从验血到磁共振，好象只要合规的检查全检查完了，连是否有艾兹病都检查了，你不检查，不让你住院。第二次住院距第一次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向入院医生提供了前一次检查结果，他看完以后说检查结果超过了一个月，且所住医院不是同一家医院，必须重新检查。我当时对他说：不到两个月，我就能得艾兹?这个也要重检?他很坚定地要求重检，不检，就不能住下去。我服从了。
对小病住院来讲，检查费用是占比较高的，大病可能相对低点。然而，大病在住院总量中所占比重应该是较低的，常规性住院应该是多数，也就是说，检查费用偏高在“看病贵”中也许具有代表性。医院的检查成本真有那么高吗?政府部门能不能介入核算一下检查成本，适当地降低一下检查费用?
对于用药，我更是不太懂，只是凭感觉说话，住院期间，每天早晨，护士就送一堆药过来，并且让我在清单上签字，总是长长的一串，我不懂医，无法挑出哪种药是可要可不要的，要不要，主动权全在医生手上。第二次住的是中医院，每天不但有一长串西药，还要附一些中药，说是起调理作用，也得要用，只有人工保健类项目被我清醒地拒绝了。
用药，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监管部门，要做到精确控制估计很难，即使有非常科学的治疗标准，也未必能千人照套，医生总是有自己的合理伸缩空间。这里面需要改革的最重要一步可能是用药与收入不挂钩，除此之外，恐怕很难找到其它有效办法。
用药贵，除了因用药多以外，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药物本身很贵。我很清楚地记得，胃病住院时用了一种药，每个药盒子里装两片药，一天用量，还配一张长长的纸质说明书，每盒价格15.5元，包装成本就占了不少。出院时，医生开了半月的用药，结果我提了整整两大袋子，不清楚的人还以为我从哪里批发进货回来。后来，我又问了一下社区医生，问前面提到的那种药过去的价格如何，他就告诉我，以前是用瓶子装，一瓶可以服半个月，大概就是8元左右，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中间的魔术性变化。这也让我想起买感冒药的经历，大约在十年前，买一板速效感冒胶囊只需要1元钱，后来变成2元，一板十片，一般来讲，我只要服一片到两片就能治好感冒。现在，市场上没有这种药，到药品超市一看，全是旧药换新名，最少的一盒都得15元以上，吃完15元的药，未必能治好感冒。当然，这跟体质变化也可能有关。但包装上的千变万化是真实存在的，改头换面让药价虚高肯定不假。
在“两会”上，著名的钟南山院士批评过一个病人心脏搭5个支架的怪事，这应该不是个案，平时也经常听到过，尤其是外国医疗产品在医院畸形使用和畸形收费的现象十分突出，2元进卖出200元的情况在很多大医院也并不奇怪。总而言之，看病贵的主根源还是在药上面，而药贵的总根源恐怕又在“市场”上面。只要你依靠市场，药的属性必然发生变化，它身上承载的“资本功能”就一定会大于它的“治疗功能”，商人不是病人，也不是政府管理者，它最关心的不是病人，而是自己的利润。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医改大方向仍然是市场化运作，仍然认为市场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要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对“计划”和“市场”两个要素进行重新评估已变得十分必要，医保范围内的医疗到底是计划好还是市场好，或者说各占多大比例好，现在应该可以进行探索摸底，为构建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障提供参考。
对全国各地的医患情况，我不是十分了解，也没有做过特别仔细地调查研究。但是，个人体验、媒体浏览、案例分析、专家报告都可以作为我的认知借鉴，我还可以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例看出一些问题。
恰逢“两会”时节，看到媒体炒作“号贩子”，代表们也把重点放在“号贩子”问题上面，这不免让我感到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心有偏差，激发我写这么个体验，本意只是希望大家把“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确切根源找出来，以便今后作更精确的改革。尤其是希望真正了解医患市场和做过专门研究的专业人士早点站出来为人民出谋划策，为十几亿人的健康问题多做点贡献。
原题：我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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