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美元信用背书的情况下，中国主权信用扩张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主权信用不继续扩张，中国民间信用必然走向崩溃。解决信用危机，要点在于重建国民对国家的信任。
政府依赖卖地解决财政问题，这催生了房地产泡沫。
美国2008 年开始的量化宽松(QE)，本质上是主权信用扩张。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超过3 万亿美元，为全球金融市场注入了天量的流动性，化解了一次足以令美国大萧条的信用危机。
与此同时，由于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美元信用的大规模扩张必然导致全球信用扩张。美联储的大规模购买资产行为，再加上美联储的强制低息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形成全球信用的大规模扩张。
中国很不幸，成为美元资本外泄的「洼地」。中国在2007 年已经产能过剩，并且已经开始出资产泡沫。可惜，那时的中国经济政策已经不具备独立性了，成为美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外部延伸。于是，中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信用扩张，管理层为美元资本人工制造了一块「洼地」。中国在2008 年开始了「四万亿」安排，完整承接了美元资本的剩余流动性，也制造了超级「产能过剩」和超级「资产泡沫」。人工「洼地」，不仅仅意味着美元资本储存，还意味着美元资本的超级盈利。令人吃惊的不是人造的洼地本身，而是美元资本泄华竟能够成为一种「美谈」。因为，美元资本外泄中华，竟成为「GDP 奇迹」。是的，GDP 高速增长，恰恰是美元资本泄华的副产品，这就是「投资拉动」，这就是曾经的「需求侧改革」。如此这般，你就能理解历史了，为什么现在忽然「供给侧改革」了。因为，疯狂的美元信用扩张终于结束了。
新常态本意是长期变态
笔者曾经问过北京的朋友，2007 年已经开始产能过剩了，2007 年已经出现资产泡沫了，你们为什么不在那时候进行「供给侧改革」呢?回答很简单：「这是市场行为。」换句话说，这是由资本主导的(主要是美元资本主导的)市场行为。笔者曾在北京工作，深知中国计划经济的能力，我们是有能力调整经济结构的。易言之，我们在2007 年，完全可以终止产能扩张和资产泡沫，产业升级和海外扩张(避免本国资产泡沫)。今天，过剩产能更过剩了，过剩到极限了;资产泡沫更泡沫了，泡沫也到极限了。极限的意思，就是已经变态了。于是，管理层奉命将变态描述为「新常态」(新常态本意就是长期变态)。中国的信用扩张终于脱锚了，主权信用扩张完全没有依据，民间信用扩张完全没有逻辑。主权信用评级面临危险的降级，民间信用链条面临惨痛的断裂。「过剩」和「泡沫」，变成了空前的信用危机。笔者将之称为「新常态下的信用危机」。
这有些滑稽。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美元的信用扩张，中国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元的信用收缩。于2008 年的美元扩张(QE)结束了，美国已开始了历史性的信用收缩，美元资本开始从全世界回流美国了。然而，中国的过剩和泡沫仍然需要流动性，中国必须继续将宽松进行到底。在没有美元信用背书的情况下，中国主权信用扩张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主权信用不继续扩张，中国民间信用必然走向崩溃。信用危机，必然表达为企业大规模破产，必然表达为各种资产泡沫破灭。现在，产能过剩已成为现实，部分资产泡沫已经破灭(股市)，房地产泡沫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新常态(长期变态)下，不愿意进行深刻的调整，依旧幻想着高速经济增长(保6.5)，只能依靠无锚状况下的信用扩张，信用危机将必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怎么办?
解决信用危机，要点在于重建国民对国家的信任。重建信任，就必须真正担当起历史责任。
笔者已经反覆说明，中国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经济管理主权旁落。始于1994 年的税改和始于1995年的汇改，严重地削弱了党和人民的财政金融管理主权。税收，严重依赖于超级地租的残酷剥夺;信用， 严重依赖于美元信用的延伸。事实上，中国财政金融政策， 已经被美元资本牢牢掌握。易言之，中国层并未实施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伦理、学理、法理、管理方面失去了章法，已经陷入了建国以来最混沌和最混乱的历史时期。中国不仅仅各级政府官员感到迷茫，普通民众也陷入了深深地迷茫。没有了经济管理主权，就无法建立全体国民的信任，当然也无法重建主权信用和民间信用。
经济管理主权，绝不抽象。
首先，必须解决伦理和学理问题。国家主权，说到底是人民主权。为人民服务，就是基本的政治经济伦理。让市场决定一切，就是为资本服务的乱伦之理。为谁服务，是中国最严峻的伦理思考，这是学理、法理、管理的逻辑基础。学理，必须建基于伦理。中国学理依循于「吴市场」和「厉股份」是丑陋的误会。美欧日都完成了财政税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严厉的课税，完成了国民之间的转移支付和均衡共享。在此基础上，完善市场，鼓励竞争，剥削外邦。怎能不解决社会主义财政税收问题，却让资本(主要是国际金融资本)决定一切。失去了人民主权，失去了国家主权，伦理和学理就变成了歪理谬论。
无代议，不纳税
其次，必须解决法理问题。人民立法，是基本的法理逻辑。革命，解决了一次立法问题。但是，立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今天，谁在立法?课税，经过人民同意了吗?超级地租是人民的选择吗?预算，经过了人民同意了吗?那些恢宏的泡沫是人民的选择吗?为什么，一切税收，都是针对那些卑微的劳动者?为什么，一切补贴，都是给予那些高贵的资本家?立法者，真的具有人民立场和国家立场吗?如果不具备，应当如何改善呢?难道，苦难的中国，还要期待再一次革命吗?创造价值者，必须成为共和国的立法者。让食利者统统滚回到角落里去。无代议，不纳税，恰恰是主权信用的法理逻辑。
最后，必须解决管理问题。反腐败，反出来那么多的老虎苍蝇，他们都是共和国的管理者。中国最有道德、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反动的血统论，披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外衣在中国复活了。门阀，就是一切，门阀消灭了最有道德、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人才。不必怀疑，华为总裁任正非也可以成为好总理。当然，也不必怀疑，那些可以系统创造航天奇迹的人一定能管理好一切政府部门。只要解决了赵家的问题，管理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信用，说到底就是信任。有了信任，中国共产党印纸成币，根本无需实物背书。没有信任，黄金储备，外汇储备，也不足以支撑主权信用。国民党银元券和金圆券就是例证，卢布崩溃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有了信任，就能克服任何经济危机。信任，就不会恐慌，就不会抢购，就不会出走，就不会经济崩溃。反之，无论央行如何花样操作，信任丧失都会终结信用。
全世界都在调结构。什么是调结构?一言以蔽之，就是平衡再分配。「新常态」下的长期变态必须结束了，「供给侧改革」下的资本僭越必须结束了。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就能确保人民币信用，就能克服任何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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