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说金庸本人。
他小时候在嘉兴上学，读了顾明道的《荒江女侠》，从小就愿意行侠仗义，但他行侠是失败的。比如他在学校里写文章讽刺教导主任，两次被开除。那时候学校里的教导主任，一般都是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发现学生里有进步的，有共产党学生，会镇压。金庸不是共产党，他出来打抱不平，他就被镇压。他本来的志向是搞政治，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但是后来被开除，又去学了国际法。1946年他获得一个机会，在几千人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考进《大公报》，1948年被派到香港。当时被派到香港不是什么好事儿，可能是他好欺负。上飞机才发现没带钱，跟旁边一个人借了十块钱。他后来写了一首诗说“南来白手少年行。”赤手空拳，而且当时香港很穷，从上海去香港，觉得到了乡下一样。香港真正的崛起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五六十年代不如内地的好多城市。
1949年有件事值得一说。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国民党留在香港的财产怎么办?这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金庸恰好是学国际法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他认为在香港的财产应该归新政权所有，归共产党所有。这篇文章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东京有个国际法权威叫梅汝璈，大家知道，他是参加东京审判的国民党的外交官，他当时准备投奔共产党。梅汝璈看见金庸这篇文章很欣赏，他就告诉金庸说，我准备到北京去，你跟我一块去，或者你自己先去。金庸一听很高兴，自己直接投奔北京。他找到了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后来中国最著名的外交部长，就在纽约此地、在联合国大笑的那位。查良镛跟乔冠华说，我来参加革命工作，我学国际法，我外语好，我作文好，什么什么。乔冠华一开始很高兴，后来问：你是党员吗?一盆凉水泼下来了。查良镛说不是党员，乔冠华说那不行，外交工作很重要。大家由此可见啊，中国外交强大的时候，强调外交人员的素质是政治素质，跟外语好不好没什么关系。中国现在的外交有什么问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很多外交官出身于翻译。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那翻译官都什么人啊?(观众：汉奸。)我们看看外国派到中国的大使会中文吗?不会啊。哪个美国大使会中文啊?好不容易派了一个华人当驻华大使，他都不会中文(众笑)。大使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不需要会说驻在国的语言。所以乔冠华对金庸的态度是正确的，是为国家负责的。那人家金庸要参加革命工作呀，乔冠华说这样吧，你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争取进步入党，然后再到外交部。金庸这人他喜欢自由嘛，一看这么麻烦，算了，不合我的性格，他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乔冠华，金庸如果在外交部工作，他也不可能做出比乔冠华更大的成就，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他还是回去比较好。而且因为这一次波折呢，他的第一次婚姻宣布失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感情生活有很多波折才对(众笑)，对爱情有深刻的体会才对。金庸心里面一直喜欢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形象，就是长城电影公司的当家花旦，叫夏梦，五十年代被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女影星。金庸为了接近夏梦，就离开报社，到影视公司当编剧，辛辛苦苦写了很多剧本。其中一个拍成电影后，还获了1957年中国文化部的奖。金庸总算有名气了，有了名气可以跟这个大明星说几句话了。这个时候才知道人家已经名花有主，结婚好几年了，所以这大概成了金庸的一个心病。我们看到金庸笔下很多女一号很像夏梦，黄蓉很像，赵敏很像，好几个都很像夏梦。所以有人专门去研究他跟夏梦之间的八卦，这个我们不去管它。
因为他有了这么多的经历，回到我们前边说的，他一炮打响写了《书剑江山》之后，名气迅速地就超过了梁羽生。接下来写《碧血剑》等，每一部小说都有结构上内容上的创新。1957年到1959年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香港另一位著名作家叫倪匡，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简直是笑话。《射雕英雄传》创造了许多奇迹，看射雕就会觉得，武侠小说没办法再写得更好了。当时东南亚地区，好多报纸都在连载《射雕英雄传》。一家泰国报纸为了尽早一天转载，胜过别的报纸，专门派了记者在香港，每天用电报把小说发回去，因为当时没有e-mail嘛，也没有传真，用电报发回去，这个电报太费钱了，一个字多少钱啊!用电报发小说，这是文学史上唯一的。这么浪费使用电报的，只有一件事可以比，就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发了几百封电报。除了三大战役，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当时美国著名学者夏济安，他一直盼望中国武侠小说出现伟大作品，他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他本来准备写的，金庸一出来，真命天子出现了。
金庸写了《雪山飞狐》之后，已经名满除了大陆之外所有的华人圈。金庸很聪明，他想我这么好的小说，发表在人家的报纸上，给人家赚钱，太亏了。金庸很有经济头脑，他开始自己办报，办了一张《明报》。在香港办报很难的，市场都被占满了，他一开始就是办一个四开的小报。他在上面写了《神雕侠侣》。靠《神雕侠侣》打开出路，自己给自己打工，这钱不再给别人赚了。金庸能够成为作家里的首富，不仅仅是因为写作勤奋，他作品数量并不多，梁羽生比他多，古龙更多，是吧?那古龙更会赚钱，古龙经常一行就写几个字的，古龙那个小说都是骗稿费的写法，“刀，/一把刀，/一把闪亮的刀。”啪啪啪，钱就出去了(众大笑)。有人说这个风格很独特，不想想这也是赚钱用的，因为小说是按页算文字的，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数的。而金庸本人是有精明的经商头脑的，后来他在上面写了《倚天屠龙记》，报纸由4开、8开、16开最后变成大报。当然不能光靠写小说，他后来有了更全面的发展，金庸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写社评。他曾经被叫做是亚洲第一社评家，这社评大陆叫“社论”。他每天早上写一篇社论，在这里表现了他非常出色的社会洞察力。他对很多政治事件的预测都是非常准确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就预测刘少奇要被打倒，这是谁都想不到的。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刘少奇是文化革命的组长，文革一开始是刘少奇领导的。但刘少奇那个文革是镇压群众的，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大学，进入各个地方，哪个群众提意见就镇压那个群众。毛泽东知道情况后，才重返一线，不许镇压群众，把文革的形势逆转过来。毛泽东是支持底层群众，打倒官僚的。但是在刘少奇风头正旺的时候，金庸判断刘少奇要被打倒，这是别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1963年到1966年他写了《天龙八部》。本来写《射雕英雄传》别人就认为没法超过了，写到《天龙八部》，人们就绝望了，武侠精神写到天上去了。我跟我的同学都是读遍古今中外世界名著的，感觉没有比金庸笔下的萧峰更感人的形象了，那是战神也是和平之神，一个为天下苍生贡献出自己生命的，谁都杀不死他的一个英雄，他比所有的共产党烈士都感人。这个武侠小说还怎么写啊?《天龙八部》之深刻，你既可以看到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人活在世上那个荒谬感，同时还有内在的佛教思想。这里面可以说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书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冤的，所有的情都是孽情。《天龙八部》从思想深度上说，已经超过《射雕英雄传》，但可能不如射雕更普及。写到这个时候人们觉得没法再写了，没想到他后面还能写出新的东西来。
到了文革时期，香港的红卫兵也是很厉害的。文革其实是一个波及全球的运动，全球都是一片红，美国、法国，整个欧洲，是吧?那是红色的六十年代，激动人心的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跟着大学生游行，记者问他：你说大学跟大学生是什么关系?他说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那时候全世界是这样一片形势，香港那个地方也是，做得有点过分了，我们今天叫极左。很多人要把香港收回来，还是毛泽东一句话，香港不要收回来。后来毛泽东甚至很生气地批评左派，说左派就是反革命。极左是不对的，我们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左派，毛泽东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泽东是真正掌握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人，就是该左就左，该右就右。毛泽东在历史上，在共产党内，是长期被作为右派、被排挤被镇压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毛泽东反掉了极左，反掉了海归派，反掉了莫斯科回来的那些代表马列主义的人，中国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的问题，我们另外再说。
经过文革的这个金庸，他在文化坐标系里被规定为右派了，因为左派是反对他的，认为他不讲阶级斗争嘛。其实金庸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但是他跟那个红卫兵立场不一样。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同情工人，反对骚乱》，我们看这个立场，是比较有良心的右派的立场，所以左派就写文章骂他叫“最佳汉奸狗仔豺狼镛”，根据香港话把查良镛叫豺狼镛。而且那些香港红卫兵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就是要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他们曾经把一个黑名单上的人就给烧死了。所以金庸曾经还避了一下风头，但是他的报纸是办得越来越好了。
1967年他写《笑傲江湖》的时候，越南的中文报、法文报有21家同时连载，不得了。到1969年，他又写了一部推翻他所有武侠小说的巨著，叫《鹿鼎记》。经常有人问我，孔老师你最喜欢金庸什么小说?我说两部，一部是《天龙八部》，把武侠精神写得登峰造极，还有一部是《鹿鼎记》，把登峰造极的武侠世界打碎。伟人都有两手，我可以建立一个世界，我还可以摧毁这个世界。这很像毛泽东，亲手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他发现这个共和国的官僚机器还想欺压老百姓的时候，他亲手打碎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毅然发动了文革，让中国人民重新解放，第二次解放。正是有了这个文革，中国今天没有崩溃。今天的中国腐败这么严重，贪官污吏心里面还是战战兢兢，他们知道人民的力量，他们领略过人民的力量。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才这么惧怕毛泽东，中国的媒体才这么铺天盖地的污蔑毛泽东。伟人都是“左右互搏”的，他不是固定的左派和右派。我说的这“左右互搏”，就是金庸发明的一个武功。高人就是会左右互搏的，一手空明拳，一手降龙十八掌。
到1972年，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一部小说了。然后他进行了十年的修改，这是一个大师对自己严肃的要求。写小说如日中天，写一个字都赚多少钱的时候，毅然不写了，用十年时间修改，这是一个大师的态度。用十年时间修改自己作品，历史上只有一个曹雪芹。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金庸的全部小说并不多，他很聪明，怕人家记不住，自己编了个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实我们这代人年青的时候都是乱读的，在市场上租了好多书。那个时候书都是盗版的，不知道哪个是金庸的。那书商故意骗人，远远的模模糊糊的把金庸印成全庸，你看不准就以为是金庸，仔细一看是全庸。还有写的是“金庸新作”，你以为是金庸新写作的小说，其实人家笔名叫“金庸新”(众笑)。那时候不知道谁是真的，但是读多了我们自己就会鉴别了。所以金庸小说成为经典，是人民自动的选择，没有政府的推荐，没有学界的引导，完全是亿万读者自己找到的。
后来金庸成了两岸三地的名人，在政界举足轻重。八十年代要收回香港，邓小平要倚重他，要利用他影响香港的各界，所以有人说《明报》转变立场了。在我看来，不能说金庸转变立场——是共产党转变立场了。1985年金庸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很多人说，你们北大怎么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啊?小说写得好就能当教授吗?这些人是误解了，北大授予他教授，跟他写小说没有关系，他是法学教授，他本来就是学法律的，他是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主要人员之一。香港基本法的主流方案叫查式方案，就是他定下来的。这个讲起来非常复杂，各界争论很大。金庸本人对政治有非常深的洞察，他知道共产党的底线在哪里，他也知道香港各界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能拿出一个被各方所接受的方案来，但同时也就会被各方不满，各方会骂他。以前文革时，左派骂他是豺狼镛，现在右派骂他是豺狼镛，他是被左派右派共同攻击的。有人说金庸有个人野心，他讨好共产党，他想当香港回归之后的首任特首，不然你为什么要做让步呢?金庸这个人平时是不善言辞的，他用行动来表示。如果金庸小说读得多了，你会发现，他笔下那些英雄人物不是贪图名利的，他笔下的英雄都是为社会为国家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然后拂袖而去。如果不是壮烈牺牲，一定是走了，狄云走了，杨过走了，张无忌走了，令狐冲走了，连韦小宝都走了，没人愿意留下来当特首。但当时人家说他有个人野心，后来就发生了1989年的事情。1989年5月的一天，中国某领导人宣布北京戒严。第二天金庸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且卸任《明报》社长职务。他用这个行动说明了一切。
进入晚年，金庸到各地当访问学者，获了许多这个名誉教授那个名誉博士——我称之为“晚年游仙”阶段——慢慢地把《明报》也全都卖出去了。而在大陆的学界呢，我这一代人开始读博士，开始把金庸从一种业余的阅读变成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1994年北大授予他名誉教授，金庸获了那么多的头衔，他最重视的还是北大。我的老师严家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会长，是泰斗，严先生称金庸武侠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个评价还引起轩然大波。后来金庸获得了国内国际数不清的荣誉，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是，2010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这个荣誉是很特殊的。连鲁迅都没有一颗鲁迅星，但金庸有一颗金庸星，这说明他在天文学家中拥有大量粉丝。
他耄耋之年仍然不闲着，做了很多事。他最后读的两个博士学位，是真读，不是荣誉的。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这个已经读下来了，博士论文叫《唐代盛世皇位继承制度》，正式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北大，他在北大读了一个博士，按理说，他是我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而我是我们系的教授，当然我不是他的导师。北大的要求太严格了，因为查良镛先生长期不来听课，所以至今没有给他学位。我觉得北大应该特殊的事特殊办，我倒倾向于授予他这个学位，这么大年纪了，不能要求他坐在教室里去听课，那学生肯定不听课了，都看他去了。这就是金庸大概的一生的行迹。
在我看来，金庸小说一个了不起的价值，是在海峡两岸处于冷战对峙的时期，海外人民在文化上彷徨犹疑无法选择的时候，他提供了另一个开阔的视野。海峡对岸蒋经国先生，严家淦先生等都是他的读者，海峡这一面邓小平等人也是他的读者。邓小平见他的第一句话说：“你的小说我读过了。”邓小平可能是大陆第一个读金庸小说的人，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读到，有人送给邓小平一套，他读了。在那个时代，还有后来八十年代读金庸小说，就可以跳出那个冷战思维。到底是共产党对还是国民党对呢?可能各有其对，各有其非，但是读了金庸的小说我们才知道，我们本来应该是郭靖一伙儿的人，我们跟萧峰是一伙儿的人，我们不愿意当郭靖当萧峰，我们还可以当张无忌当令狐冲当杨过，可以当狄云可以当石破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中国。所以说金庸小说最立体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我们系的前系主任陈平原先生有一句话，他说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佛教的入门书。我想不仅仅是佛教，我愿意把它扩大为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一般的人去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可能他会厌烦，会恐惧，说读不懂。我建议你读金庸的小说好了，读金庸小说的人一定会爱国，而且不是狭隘地爱中国，他会爱人类。金庸的小说中所涉及的文明与文明的关系，性别与性别的关系，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的关系，都探讨得非常深刻。当然从我们每个人具体的政治立场来看，我们可能不赞同他，我们可能比他看得更深一些，但是他可能比我们看得更博一些。
我曾经评价他笔下的韦小宝，我说韦小宝是现代文学史上继阿Q之后第二个光辉的形象。鲁迅写的阿Q，已经把中国的国民性表现得非常深刻，但是《阿Q正传》很短，没有来得及展开。而《鹿鼎记》皇皇巨著，读者随着韦小宝的足迹，走遍全国各地——都走到俄罗斯去了，它展现中国国民性的层次特别多。而且韦小宝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所谓“康熙盛世”，金庸的《鹿鼎记》告诉我们，即使在盛世，这个国家不是有才华的人能够飞黄腾达，恰恰是韦小宝这样的人，不学无术，满肚子鬼心眼，这样的人能够飞黄腾达。这不是跟《红楼梦》具有同样的意义吗?同样是一曲封建社会的挽歌。在康熙时代，一个英明君主领导下就这个样子，这个社会的本质已经看清楚了。而且这个社会发展到最后，韦小宝要什么有什么，他都不愿意在这个体制里混了，他都要脱离这个体制，这是最深刻的批判。如果说一个英雄豪杰不喜欢这个体制，那还不能证明体制不好。因为英雄豪杰的要求很高。而韦小宝这样一个出身于妓院的人，虽然有了七个老婆但是不懂什么叫爱情的人，连自己是哪个民族的父亲生的都不知道的人，他都厌烦这个体制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而金庸在他宽博的文化视野、民族视野之下，《鹿鼎记》最后一段仍然是坚持中华民族立场的。韦小宝飞黄腾达之后，他是在妓院出生的嘛，他回去采访做妓女的妈妈，他问他妈：我爹到底是谁?他妈回忆说，当年来找我的客人太多了，你妈年轻时很漂亮的，当时有汉族的有满族的有回族的有蒙古的还有西藏的，说那个喇嘛每次上床之前还要念经什么的。韦小宝突然问了一句，不会有洋鬼子吧?这时候他妈妈突然表现得大义凛然：你当你妈妈是什么人!洋鬼子也接吗?这个写的很搞笑，但里面有一种庄严存在：韦小宝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后代，但不是洋鬼子的后代，韦小宝是中华民族的后代。所以我愿意从中华民族的角度，从爱国的角度，来看待金庸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当然金庸小说还可以讲得更细致更深刻，我讲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补充和指正，以后有机会我们进行更多的更好的交流。今天时间讲得过了一点，对不起大家，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孔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从文化层次上、政治层面上，包括我们个人生活，从短期到长远的角度上，给我们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一些趣事、知识，而且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再次感谢孔教授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精彩的演讲。
(听众掌声)
孔老师：谢谢各位，谢谢。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这样，尽量还给大家一个提问环节，选取几个人的问题，有没有对孔教授所讲的问题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大家可以举手提问。OK。
听众：现在有些人呢，已经或者想把鲁迅作品移出中学课本，孔教授有什么看法?
孔老师：这个问题媒体上经常炒作，说鲁迅被从中学课本里踢走了，其实呢，首先这不是一个事实。也经常会遇到记者采访我，我说你作为一个记者，怎么能根据其它报社的判断来做新闻呢?你自己可以花一百多块钱买套教材看看嘛，一套教材很便宜的。从比例上说，鲁迅作品在中学课本中没有怎么减少。但是呢，有更换，为什么有更换呢?跟现在中国教材制度有关系，因为这个学术体制老鼓励创新，鼓励折腾，其实，就是搞几个人编教材。编教材不能跟原来一样，总要换课文，换来换去呢，鲁迅的作品还在那里，只不过是把《狂人日记》拿走了换成《药》，把《药》拿走了换成《孔乙己》。事实上鲁迅的作品，仍然以最大的比例存在于课本中，没有被换掉，更没有把鲁迅的作品换成金庸的作品。但是前几年有人炒作，还有些媒体为了攻击我，因为听说我参与语文工作，说孔庆东是研究金庸的，他用金庸的小说代替了鲁迅的小说。我虽然研究金庸，但是我更喜欢鲁迅。金庸的小说艺术性非常强，但是从思想角度说，现代的思想家，没有人超过鲁迅的，我自己就不会同意减少鲁迅小说的篇目。
但是呢，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虽然鲁迅篇目不见得减少，但是现在的中学老师，越来越不理解鲁迅了，是老师们讲不好鲁迅。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制，是个考试的体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个文学作品是不用考试的，学生在课外自己读，学生会很喜欢。只要在课堂上一讲，一分析，一讲得很死，这一段什么意思，那里是什么用法，这就把它讲死了，学生就不喜欢了。所以我担忧，如果金庸的小说进了教材，就坏了，就被老师们讲死了。现在语文这门最灵活的学问，变成到处是标准答案，这是违背文艺规律的。我曾经看到过好几次，北京等一些地方出的考题，现代文的阅读分析，用的是我的文章，本人的文章。里面就有题，“这段话作者要表达什么思想”，我自己的回答是错误的(笑)，人家有那个标准答案。那说明这种教育很可笑，越聪明的学生越倒霉，越得不了分，他就会埋怨这个教育，他还会埋怨到鲁迅身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升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改变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好的东西其实都被讲坏了，在中国最应该讲好的几门课，现在都是最受学生讨厌的，比如说鲁迅。中学生最讨厌的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还有在大学里，最讨厌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本来很重要，可以讲得很活泼，一讲成要考试的就没意思了。所以中国要改革的是现在这种教育模式。
主持人：我们再给一个机会吧。
听众：孔先生，你这个非常精彩我听着。我知道这个文学创作，文艺评论，从古至今都寄托很多的东西，金庸应该是当代文学，我就想问问你，你对现在网络时期，这个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现在的情况给一个评价。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说你是新左派，但是我觉得你评论很多时政，包括对港澳那些现象，或者对美国的评论都很准确，你现在来纽约也有一段期间，我就想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来纽约的一些见闻，就这两个问题。
孔庆东：好的，我先说你问的这个文学的问题。当下可以说整个的中国人民，对中国文学的创作状况是非常不满意的。这个不满意基本上是合理的，我认为中国当下是一个很适合文学创作的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啊。国家太平无事，反而文学出不来好作品了。中国人民三十年来经历了这么多的血泪和苦难，几亿农民失去了土地，几千万工人下岗，成百万人的成天上访，这不正是文学创作的大好机会么?可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没有反映，所以人民群众对文学不满，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不满可能有夸张，不是说完全没有好作品。因为我担任一些评委，会接触很多好的作品，从绝对数量上说，中国每年仍然有一批好的作品，但是它们占的比例很小，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从来不介绍不报道这些作品。我们的大众媒体非常粗糙，我们现在号称改革开放，但其实非常闭塞。跟我读大学的时候、跟八十年代没法比。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阅读天下的作品，阅读文史哲，什么哲学家的作品我们都读过，我们那代的中国人是知识最渊博的。现在你随便问一个大学生，你知道现在法国最好的画家是谁?意大利最好的音乐家是谁?西班牙有什么哲学家?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美国，美国的好东西他也不知道，知道的是美国最粗糙的那一部分。所以现在是号称开放，实际上闭塞。我跟大学生说，我们大家同时上网，我怎么就在网上经常捕捉到我需要的那些有价值的讯息，我一点击就是好东西，你怎么一点击不是明星走光，就是某人包个小三，成天就这些东西呢?这跟我们这个选择和基础是有关的。
比如说我这几天来美国，我获得的美国的印象，基本上就是以往我对美国评价的一个印证，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的，只不过是印证而已。古人说的那句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有道理的。不是说每个秀才都这样，或者说秀才智商高，是他有一套了解世界的办法，这个办法其实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不要相信媒体。
那很多人说，我不相信媒体，我也不掌握其它资讯，那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要向相反的方向判断，正确率更高。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是正确率更高，当年鲁迅就是这么看报纸的，毛泽东就是这么看报纸的。国民党的报纸说在哪个地方消灭了红军，那个地方红军一定获得胜利了，相反的判断反而会更准确。我这么多年判断世界形势，基本上也是这个道理。我的文章一般在刚发表的时候不被理解，基本上是四五年之后被理解，十年之后成为滥调，十年之后有人反过来给我上课。比如我十年前说“汉奸”的时候，我很孤独，有人说你这是什么思想啊?现在哪有汉奸啊?现在不用我说了，这网上“汉奸”成了一个普通的词。前几年我说有“港独”的时候，党中央有人很生气，哪有“港独”啊?你不要挑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现在也不用我说了，现在党中央已经后悔了，说没有及早发现“港独”的问题，“港独”都闯到解放军军营里去了，是吧?我说他咋不敢闯美军军营啊，怎么不敢闯英军军营啊，还不是看解放军好欺负吗?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所以像我刚才说的，我自己承担我的这份孤独，我也不求理解，我也不当官，我就是一普通老师，我活的是那份自得其乐。你给我这份言论自由，我就多说几句;不给我言论自由，我可以自得其乐嘛，我可以找朋友喝茶下棋，我还可以干一点更庸俗的事，我不是自己更享受吗?
所以我个人已经获得解放了，我只不过是还有一颗不忍之心。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更喜欢看人家的优点。美国的优点就像我以往理解的一样，美国人才是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的。美国的优点几乎全部是毛泽东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贸易保护，破坏别人的经济体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第一，是吧?道德与法律结合，还有，武装斗争加上统一战线，哪一个不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不告诉你。他告诉你、教给你的是另外一套。他要破坏你掌握的这一套东西，他偷偷的拿到手里。比如我发现，美国肯定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我是什么立场，但是美国对我特别友好，美国大使馆多次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吃吃喝喝的活动(笑)。这就是我党的统战路线嘛，这不是周恩来乔冠华玩剩下的吗?但是现在我们不会玩了，人家美国玩得特好。我是有坚强的立场，我是能挺住的，但是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是挺不住的。所以呢，我还是对美国这个国家表示崇高的敬意：玩得真好!
主持人：谢谢孔教授，谢谢!
……
孔老师：我也要回赠我的一本书，可惜不是新书是旧作，叫《黑色的孤独》，是我的一个杂文集，不成敬意。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欢聚纽约。
……
孔老师：我送给苏会长这个《黑色的孤独》。人心里面有一份“黑色的孤独”，外在的世界才会更加鲜明、鲜亮。
(本文由东博编辑部小尤据录音整理，资深孔迷初校，丛剑再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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