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国防的具体内容，就是如何在推进21世纪的生物技术战略时，在不得不运用有毒有害的转基因生物物质的同时，管理好这很个难管、不听话、能够自我复制、一失手就会像自爆核弹那样危害己方国土和民众的人造恶魔—— 布萨特。具体分析如下。
1. 什么是“布萨特”
布萨特——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似可译为“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特定的，就是从许多种生物制剂、生物毒素中，特别挑出来的一部分，并且具有特定的性质。在美国的白宫文件里，布萨特一方面被当作美国生物国防的“防御目标”;另一方面，在第二次生物国防总统行政令的陈述中，布萨特又是美国国家安全一命所系之基础——它是一个强大的[现代]科学的基础，那就是美国从1992年开始推行的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因此，布萨特又是一个绝对不能不干、而且无法避免必须使用的东西，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在这里说的科学，主要是指生命科学;所说的基础，就是为了美国在21世纪继续保持强大所需要的、美国的生物技术战略扮演的基础性角色。
2010年7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优化控制布萨特行动部署”。这就是第二次生物国防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首次明确提出了“布萨特”概念。不过，关于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的更宽泛的概念，早在2002年第一次制定生物国防法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过了，现在大体上还在沿用，如：
1 生物制剂：“任何一种微小生物，病毒，传染性物质或者能够用生物技术改造得到的生物产品，任何天然存在的、或者来自生物工程的生物成分，这种微小生物能够导致(1) 死亡，疾病，或他种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物)的生物性失能、(2) 使食物、水和设备等物发生物质性损坏，(3) 使环境发生有害的变化。
2 (生物)毒素：植物、动物中包含的有毒物质，有毒性的微生物、病毒，霉菌，致病传染病源物， 经过重组的分子——无论其来源或者生成的方法为何，只要其中有(1) 源于活性物质的任何有毒物质，或者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的产品，(2)任何有毒性的生物产品和(同质)异构体、以及此种物质的衍生物。[1]
在2010年7月2日签署生效的第二次生物国防令中，对布萨特是这样陈述的[2]：
布萨特，意指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具有严重威胁公共健康与安全、对动植物健康和动植物产品造成严重伤害的潜在可能性，其持有、使用、传递，须接受卫生部和农业部的生物物质的监督和管理规定。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布萨特概念有过一个不太长的演变过程，今天它更明确地、唯一地指用生物工程制造出来的生物制剂和毒素，而不再是和先前相类似的法律法规所指的细菌病毒。它是经过人工修饰而造成的生物物质——转基因的生物物质。按照2010年生物国防法的措辞，布萨特正是生物国防要“防”的战略目标，但它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它同时既是实现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基础类要素，又是一项特殊的国防计划所要防御的目标，这项计划叫作“生物国防”。
看来起，布萨特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事物”。它似乎同时既是矛，又是盾。
让同一个“事物”同时充当如此尖锐对立的两种角色，大概是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想法。
2. 美国两次部署生物国防
2010年之前，美国已经多次颁布有关安全处理生物制剂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较早的一次，是1965年制定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35号”，其中对致命性或致残性生物武器的使用进行了谴责，规定美国的生物技术活动将局限在研究和开发防御性手段的范围内;后来还下令销毁生物武器的库存。
再往后，比较重要的相关立法大致有以下几次：
1989 U.S. Public Law 101-298，美国生物武器与反恐怖主义法
1991 U.S. Public Law 102-182, Title III, 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控制与反对(生物战争)法
2001 U.S. Public Law 107–56, 2001年911后颁布的一部“反恐爱国”法。
911事件后，美国的一些邮件中发现白色粉末，部分被查实为炭疽病菌，引起官方高度重视，因此，起初唯一对应炸楼的“反恐”，立刻和生物恐怖主义直接挂了钩。2002年的美国公共法107-188号 (U.S. Public Law 107–188)——大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警应对法2002[3]，在当年的6月12日，由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而成为法律——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部生物国防法。
第一部生物国防法对生物制剂和毒素已经有规定[如上];它对于落实和执行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时间非常短促，但执行的内容相对有限，主要是登记管理联邦机构提出的清单上的生物物质和设备，其中主要是研究机构、医药公司等持有的致病性细菌病毒(天然微生物)。具体规定中有如下内容：
“一切私人、国家机构，联邦实验室，大学，生产疫苗的公司，凡是拥有、使用、传递生物制剂或者生物毒素，被认为对公共健康、对动植物及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危险的，必须在相关联邦机构登记”。
2002年法案主要的精神是：为防止伤害人和动物的生物物质的散布，进行预防和准备，提高应对伤害的能力。连司法部都介入了：在完成有关的安全风险评估后，有关机构或生物物质的拥有者才能正式在司法部进行登记，才能拿到准许，责任都要按人头落实到具体负责的官员。负有责任的相关的联邦机构，是卫生部和农业部。它们分别负责登记对人、对动物有危害的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由两位部长直接负责。在农业部，具体负责的机构是动植物检疫局农业部的动物疾病控制署。(APHIS)。在卫生部，具体负责机构是疾病控制中心。
对于上了法律清单的那些特定的“生物物质”，拥有它们的机构必须在2002年9月10日前登记完;机构的相关设备，在2002年10月11日前登记完毕;2003年3月12日前，相关设备的登记，必须在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或者卫生部的疾控中心登记完毕;全部控制工作(司法部在最终阶段介入)必须在2003年2月完成。截止2003-9-12日前，一切工作必须结束。对逾期不完成或者不执行的，惩罚很严。如被发现非法持有官方清单上的“对动物具有高度致病性的病原物及毒素”而没有登记，机构罚款50万美元，或者25万美元并处监禁(最多)5年。非法向无照机构提供联邦管理的生物物质，惩罚量刑照此办理。
我们看到，美国早在2002年就建立了全面的、严格的登记报告制度;这是一切管理和监督制度的基础。美国的第一次生物国防有规定，当有关生物物质/制剂和毒素被盗、失落，或者被释放时，都需向相关负责机构要报告，如向农业部动物疫病检疫局报告。如果没有完成全面登记造册、建构全面控制网络体系这个前提，所谓的报告和监督行动，就一定沦落为所谓的新闻事件。
3. 美国第二次生物国防部署：力度与特点
首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组建了一个国土安全部。[4]在国土安全的定义中，也包括生物安全内容;因此这个国土安全部对生物国防非常重视，虽然在第一次生物国防部署中，它没有被指定为具体负责的机构，在第二次生物国防部署中，仍然不是担任联席主席的部门。国土部成立两三年后，国土部部长在一份2004年“部长指示”(HSPD)第10号——“21世纪的生物国防”中，非常清晰地阐述了生物国防概念[5]，很值得注意。那份“部长指示”特别指出：美国将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预防生物武器进攻，保护本国国土安全，同时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6]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4年提出，在备战、回应打击和修复伤害诸多方面，它自己都负有很大责任。具体到执行生物国防计划，它提出以下4个重要方面：
1. 对危险必须充分知晓，情报必须及时、准确，对危害必须正确评估，并且要用前瞻眼光看待将来发生的危险;
2. 实行预防与保护性对策;工作计划不能有间断，要实现在越来越大范围中行动的能力;要防止生物战剂被[对手和太多的人]掌握，要把技术和知识局限在小范围人群和少数国家里，对关键性设施实施生物战重点保护;
3. 监督与预警：预警必须做到尽可能早;要对生物性进攻有知晓，以便当进攻发生时能够尽快回应，减低损失的范围和缩小受打击的范围。
4. 应对打击和从伤害中恢复：事前必须有准备和预防，要构建减少伤亡的能力、实现对风险有通报、有控制手段，如医药准备和消除污染的手段。
国土部长的“指示”中还说，当发生了应用生物武器针对国内的伤害事件时，应该由多部门协调，一起实施生物国防行动;卫生部和农业部是主要有关负责的部门;特别是在生物战争中，农业部的职责，是保护农业、保护某些(受到影响的)食品的安全。
实施生物战争打击，当然要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即利用转基因和转基因技术借助生物体的生命过程制造出来的生物性毒素。这就是“布萨特”。如果布萨特在使用、运输、传递过程中失控，不管发生在哪里，都相当于生物战打击。
2010年美国第二次推进的生物国防法，从字面上看，是“布萨特安全管理最优化”。对于此项法令的目标，有这样的陈述： (方扩号内是我加字)
（a）一个有效利用BSAT而且强大的科学事业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必不可少。
（b）安全措施的制定，需针对BSAT易于被误用、失窃和遗失，以及意外泄露而导致风险这个特点。
（c）实施安全措施须在多部门间协调进行、在合法使用BSAT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间把握平衡。
从以上的陈述看，一方面，利用BSAT是美国生物技术战略的既定方针，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战略运作”中，布萨特的危险性又太大，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失控，就相当于对自己的国土实施了生物战打击。美国官方军方和科学界对此都非常清楚——但是即使如此也一定要干，因为布萨特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竟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只好去立法、加强管理——中国官方也是这样想的，似乎加强了管理，就能防御得了自我攻击型的生物进攻。但是所谓的预防措施，说来说去只有一种：实施多部门的协调监管，看住那些持有、运用、交流布萨特的机构和人。
至于这样做是否能达到生物国防的目标，至少还需要过一些时间才能最后判断。
美国的第一次生物国防行动，结果是建立了监管的基础：摸清了家底，掌握了布萨特的实际分布(假定一切规定都按时按质完成)。
在第二次生物国防计划中，按照白宫2010年7月2日的行政命令，规定参与的联邦机构竟然多达15个，而且还可以按照需要让更多的部门加入，联席主席自己(卫生部和农业部长)就可以决定让哪些部门加入。这15个部门如下。仅仅看这个名单，就知道2010年美国的生物国防计划行动阵容之强大，为前所未有：
1. 国务院
2. 国防部【军方】
3. 司法部
4. 农业部(联席主席)
5. 商务部
6. 卫生与社会服务部(联席主席)
7. 交通部
8. 劳工部
9. 能源部
10. 退伍军人事务部
11. 国土安全部
12. 环境保护局
13. 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
14. 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
15. 参谋长联席会议【军方】
16. 联席主席邀请的任何机构部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的生物国防，特别强调对动物的保护。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另外，为布萨特拨付的钱也很多，仅2010-2011财政年度，就达到600多亿美元。下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资金分配的总体概念：美国卫生部一家，就拿了全部资金的66%——400多亿美元。看起来，美国生物国防要防护的第一位目标，还是人。
Figure 1. Cumulative Civilian Biodefense Funding by Agency, FY2001-FY2011 (in $millions). Color image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liebertonline.com=bsp.[7]
4.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逻辑：精确打击，精准生存
既然使用布萨特可以是合法的，就是把转基因的生物技术正式地付诸实践(例如在农业中)，我们就必须彻底了解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逻辑。
转基因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实施项目、在生态体系中发挥功能时，它有两个基本逻辑，一是精确打击，二是精准生存。转基因农业技术商业化实施的两大类，恰好代表了这两个逻辑。精确打击的例子，是抗虫的转基因技术，以转入Bt基因片段、制造抗虫农作物为代表，例如已经在中国种植10年以上的Bt抗虫棉(抗棉铃虫)，还有我国刚批准了安全证书、尚未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Bt抗虫水稻(抗稻卷叶螟等螟虫)。这种技术针对的，是范围极小的一类(甚至仅仅一种)人所不喜欢的昆虫，在农业上被称为害虫。Bt转基因水稻抗水稻螟虫，Bt转基因棉花抗棉铃虫，Bt转基因玉米抗玉米螟。在稻田、棉田和玉米地里，永远有很多种别的昆虫和“第一号打击目标”在一起生活。除了这个鳞翅目类昆虫外(各类螟虫即属于鳞翅目)，别的昆虫都不在乎Bt毒蛋白，吃下去也不会中毒。在主要的害虫被打击、被饿死、毒死或者逃跑之后，农田系统中不怕Bt毒蛋白的那些昆虫，还有机会“大翻身”，大大发展一下。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大规模发生了。
“精准生存”逻辑最突出的例子，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它能抵抗毒性很高的广谱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两个要素必须配合使用。转基因的抗除草剂大豆可以、而且实际上都是超大规模种植，采用飞机喷洒农达除草剂极为普遍，操作起来形同“地毯式轰炸”。飞机喷洒过除草剂后，地面上一切种类的植物都被杀灭，唯一还能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转了基因的大豆——这就是精准生存、精准安全的转基因技术逻辑。
每一个这样的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付诸实践时，会发生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人类这样做，是否违反了自然界的道德，否决了一种生命(昆虫或者杂草)的生存权利?数年前，为了对付中美洲种植的罂粟，国外生物科学家开发了一项可以专门杀灭罂粟的技术，类似除草剂，可以高空喷洒。这也是对某种植物的 “只杀一种，其余不杀”的处理，是精确打击，精准消灭的一类技术，相比之下，抗除草剂的大豆和“农达”配套使用这个技术的逻辑就是：“只有一种不杀，其余通杀”，是一种“精准安全”。[8]
但是，这项杀灭罂粟的技术没有获得联合国一个生物伦理机构的准许。因为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如果允许它使用，等于允许它继续深入研究。那么，如果有一天，这项技术要消除的物种对象，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种动物，那该怎么办?更明确地说：如果这种技术最终可以用来针对带有某种特定基因的人，该怎么办?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转基因这种生物技术就太可怕了[9]。而转了基因的农作物，只不过是基因工程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农作物是不是基因工程的主要部分，现在还很难说——转基因的生物制剂可以做生物战争的战剂，转基因技术可以被用来做基因治疗;转基因的农业技术，不过是三大“生物技术”的用途之一;它是不是最大的用途，同样是很难说的。
被转了基因的植物，就像被打开了结构的原子核一样，既可以发电，也可以制造爆炸;即可以抗虫，也可以颠翻生态平衡;转基因的植物既可以抗虫抗除草剂，也可以传播对国土和人民有长远危害的生物物质“布萨特”——到了那个境界，转基因的生物、生物物质和生物毒素，就可以很方便地被改称为“生物战剂”了。
从道德风险上说，农达除草剂加抗农达的转基因大豆技术，与专杀罂粟的基因技术，不管是“精准生存”还是“精确打击”，在本质和逻辑上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专杀罂粟的基因技术没有获准使用，但是抗农达的转基因大豆却大量种植了，而且从始至终，一直是转基因作物中播种面积最大的一种，占全球全部转基因农作物播种面积超过60%。这是一个什么国际道理呢?
这样的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的农业技术，在应用中有极高的风险——“布萨特”很容易被误用、失窃、流失，无论在种植和管理上如何严加管理，农作物中携带的转基因的外源基因片段，随风随水随意流散，连500米宽的隔离带，也只能在有限的短短几年内“隔离”转基因生物和天然生态系统。那么，转基因的农业技术，最终究竟会造福人类，还是伤害人类、制造灾难?关键仅仅在于使用它的人的道德：他们究竟想做什么?把基因技术用于战争，打击具有某一种遗传特征的人种，在技术上是没有困难的。做还是不做，取决于什么?
今天世界上(特别是美国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从战略和利益出发的，“普世”的道德约束力如果还有作用，最多也只是一点“事后”的口头谴责;所谓“普世”的道德约束力，对于永远采取进攻态势的强权一方，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现在没有，将来也极难有。[10]
流散的布萨特，失控的布萨特——还是精确打击吗，还能精准生存吗？这是一个需要专文加以讨论的问题，不在此处讨论。
5. 布萨特：能管住吗？
布萨特只要失控，就等于生物打击。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不论是在谁的手里泄露和撒布——恶意的也好，善意的也好，完全的过失也好，后果都是一样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布萨特从试管里放出来、失去管理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制力，完全不受如何力量的左右，相反，它要严重地影响其他生态因素。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布萨特只要散布出去、进入生态环境，就永远不可能收回。因为布萨特是有活性的生物物质，尽管是来自于生物工程和被人工修饰过的产物，仍然能够直接加入生态体系，跟着生态体系中一切其他因素一起演化、并且影响生态的演化，从此不再受人类控制。
因此，如果真的想管住布萨特，必须而且只能在源头上管。彻底而有效地管住布萨特的唯一的办法，从逻辑上讲，就是永远也不把它从试管里释放到生态环境里去。哪怕是所谓对布萨特有了全面登记、有严格监督、有合法管理，只要商业化应用，就是等于散布——转基因的农作物要赚大钱，不是种在花盆里的，是种在大田里的。在目前已知一切所谓的监管措施之下，布萨特都是先在有控制的范围内被运用，然后一定会流散到没有被控制的范围里，并且将随心所欲，自行其是——逐渐失控。
这样讲，还仅仅是触及了布萨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布萨特在试管里可以管理，在生态环境中不可能。例如，在第一号转基因转基因技术大国——美国，种植抗除草剂的农作物，必须按照规定，以一条500米宽的地带，和其他农田彻底分开。500米宽的隔离带，就是一条一华里宽的狭长无人区，围绕在转基因农田的四周。在美国，这个隔离措施是必须执行的，在中国，则完全不可能执行。但是，就算严格执行了这个看似精心安排的安全措施，短短几年之后，转基因农作物(如大豆)中携带的那个“布萨特”——外源基因片段，抗除草剂的“基因”，就在500米隔离带外缘的水土中被发现了。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布萨特在美国，是否被两个生物国防计划的部署管住了?看起来是没有被管住。那么再这样执行几年，会有如何结果?是继续增加隔离带的宽度，到800米、1000米?还是彻底停止商业化应用转基因农业技术?或者也许我们应该做另外的假设：Bt基因片段虽然越过了500米隔离带，但是布萨特很安全、不会造成伤害、不必担忧——如果真是这样，那还需要隔离带、需要加强管理、需要任何控制吗?还需要部署生物国防计划吗?
然而，对于一切商业化应用了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地方，最近出现的新问题，远远超过500米隔离带没有控制住布萨特流散这样的问题。人类自身的健康和安全，似乎已经被“布萨特”击中了。
转基因农作物内部携带的“布萨特”——外源基因片段，以及转基因农作物本身，早在首次部署生物国防之前10年——1992年，就被老布什总统规定为“实质上等同”：和天然的同类农作物没有什么不一样，人类可以“放心吃”，而且“没问题”。于是，转基因的新植物、新食物、新饲料，在生物技术公司如孟山都、杜邦等的口头保证其安全性的前提之下，如洪水泥石流一般，涌进了市场。
在全世界带头实施“转基因农业技术和植物新品种重大专项”的美国，自己义无反顾地种植了全世界50%以上的转基因农作物。其中，美国玉米的转基因率达到85%，大豆90%，棉花接近90%，小麦为0%。美国消费者吃下去的动物性食品，大部分都是用转基因饲料喂养出来的，而美国人平均消费的肉蛋奶食品，在全部食品摄入中，占到了70%。尽管美国人还是基本上在吃天然小麦、天然玉米，基本上天然的大豆，当我们了解到，在美国的邻国和坚定的盟友加拿大，已经从人类(妇女)血液、新生婴儿脐带血中检测出了抗虫的Bt蛋白时[11]，我们应该做何猜想?从几十位受检者与“布萨特”的接触史来看，Bt蛋白进入人类血液的途径，仅仅是“口服”——那些接受检测的妇女，仅仅是和别人一样，消费了来自市场的、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动物食品、吃了一些添加了含有些微转基因成分辅料的加工食品而已!要命的是，Bt蛋白来自一种能让昆虫生病死亡的细菌的基因片段——它从来不属于人类食品的成分。现在，它作为“布萨特”，出现在我们的食物里，却没有被列在生物国防打击对象清单上!
全世界所有的消费过转基因食品的人，难道不应该从现在起，高度警惕包含在食品中的“布萨特”吗?生物国防在美国已经部署实施了两次，从来都没有把布萨特通过消化道直接进入人体、威胁人类健康，当作一个防卫目标，具体的原因是：几任之前的美国总统老布什，1992年就给转基因食品中携带的布萨特，奉送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安全免检合法性：“实质上等同”——和同类天然农作物在实质上没有区别。
在美国，用高比例转基因饲料喂养的牛，也被布萨特狠狠地击中了。据报道[12]，美国一些农场饲养的母牛怀孕足月流产高发——在中国，这叫做“爱生死胎”;有的农场母牛流产率最高达到45%，呈现出一派灾难的景象了。这个灾难究竟有多大，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在中国的华北东北农村，在违法种植了转基因玉米(例如著名的先玉335)、饲喂了高比例转基因玉米(例如先玉335)的许多地方，中国的母猪也像美国的母牛那样，正在大规模地发生怀孕足月生死胎。两大国的主流媒体都有很明确的政治立场，对转基因导致的危害，哪怕到了灾难的程度，也没有哪一个愿意率先报道，它们都是很知趣地站在生物技术巨头一边，静观事态发展。但是，我们已经从一个门缝里看到：美国的2010年7月2日第二部生物国防法，特别地强调了保护动物。那不是没有来由的。
由于布萨特极其难以控制，一旦散布开就等于生物打击，所以美国政府动用了类似于军事行动的手段，试图加以管理;不幸的是，对于控制布萨特来说，今天的美国生物国防，充其量也仅仅是“实质上等同于”一般性管理。只要美国坚持不懈地继续把布萨特当作保持美国强大的那个生物技术战略的“精髓”，布萨特就会像个恶毒的精灵一样，无处不在，无处不闹，永远不服管。
干生物国防是要花钱的。登记造册监督管理，等等，还没有处理过任何生物打击，就花了大把的钱。2010-2011年一个财政年度，就花了600多亿美元。我相信，所有的相关机构和相关责任人都在努力做工作，但是布萨特不会服管。两次部署生物国防，15个重要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兴师动众，看起来还是没有管住。
6. 中国和“布萨特”
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不是没有“布萨特”。全中国所有大学的生命科学院、所有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都在运用布萨特、培育转基因的农作物新品种，并且已经主动向环境释放了很多。中国农业部最近已经默默地承认，非法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早就实实在在地、大范围地发生了;合法种植例如抗虫棉，也已经干了十多年了。
但是，在中国的政界和立法界，现在还没有出现过生物国防的想法、也没有生物国防的部署，倒是千真万确的。虽然中国官方和主流学者从来不承认，转基因的农作物(布萨特在生物体里面)会有一丝一毫的、具体的危害性，只是有一点所谓的潜在的“风险”，但是在中国的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上，仍然出现过很多“安全管理”的说法。不过，像美国第一次生物国防的落实那样，限期完成登记、报告、取得司法部认可，释放转基因生物前先取得正式许可，那样的实施行动，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太容易有。还有，那种管理办法，其实是没有多少作用的，连在美国都不管用。控制布萨特的真正有效的路子，就是不向环境释放，也就是不搞商业化、不搞转基因化，不把布萨特放出来。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有这样一件不太为人知道的事情：几年前中国各省曾经做过“转基因生物安全突发事件预案”，在网络上还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没有具体的部署，只能算是纸上谈兵。这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行为：在中国，连科学家院士都坚决不承认，转基因生物释放对环境有任何危险，转基因的食品对人对动物有危害，那么突发事件从何而来，制定预案这种行动，哪里有什么必要呢?
中国完全不需要转基因农业技术。美国式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两项基本管理要求——500米隔离带，20%害虫避难所，在中国都不可能执行。例如500米隔离带，500米狭长无人区，在中国主要农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规定。给Bt转基因农田里的害虫种上20%天然作物，作为害虫避难所这种规定，也不可能执行，因为中国种植业的规模过于细小。如果连这两个最基本的安全种植的要求都不可能执行，那么转基因农作物一旦进入中国的田地，转基因污染就会不加区别地散布到周围所有的空间——整个生态全面转基因化。
转基因污染，可以很容易地、不受控制地发生，但是不能被人力清除。这个转基因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布萨特就是这么厉害。
自从2010年初，中国水稻转基因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中国主粮转基因存废之争，争的是一个决定今后一切时代命运的重大决策。农业和生态环境的转基因化过程一旦启动，将无法控制而且不可逆，即使发现大错铸成也没有退路可走——我们没有任何手段纠正错误和挽救败局。中国只要正式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合法商业化种植，就等于下定决心，永恒地放弃非转基因的、合理的传统农业技术路线，在转基因道路上一条道走到底、走到黑。
中国的国情绝对不允许农业走转基因的技术路线。然而中国却莫名其妙地走上了这条错误路线，并且已经走了很久、走了很远;具有战争性质的严重事件(例如杜邦公司欺骗中国偷运转基因玉米种质)已经多次发生过;中国主粮是否转基因，不是属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中国怎样打赢一场由美国长期部署的、针对中国农业安全的“伐谋之战”，打出一个在地球上持续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布萨特是实施生物战争的战剂。所以才需要一个生物国防。美国官方军方和科学界对这一点都非常清楚。
【此文为未定稿】2011-7-13
[1] Agricultural Bioterrorism Protection Act of 2002; Listing of Biological Agents and Toxins，Federal Register: August 12, 2002 (Volume 67, Number 155);Rules and Regulations;Page 52383-52389中的第52384页。
[2] 原文：(c) "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 means biological agents and toxins with the potential to pose a severe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or animal and plant products and whose possession, use, and transfer are regul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SAR.
[3] Th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ct of 2002。
[4] 国土安全部的建立：通过美国公共法 U.S. Public Law 107–296, the 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 create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5] 来源：A U.S. Biodefense Strategy Primer，LLNL-TR-413042, by D. Poulin;May 15, 2009
[6] 原文：Central to current U.S. biodefense strategy is the 2004 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 (HSPD) 10, Biodefense for the 21st Century, which stat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use all means necessary to prevent, protect against, and mitigate biological weapons attacks perpetrated against our homeland and our global interests.”
[7]https://gfbr.virtualbiosecuritycenter.org/resource_docs/Biodefense+funding+FY2010-11.pdf;Federal Agency Biodefense Funding, FY2010-FY2011; Crystal Franco and Tara Kirk Sell Bio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 Biodefense Strategy, Practice, and Science; Volume 8, Number 2, 2010 a Mary Ann Liebert, Inc., DOI: 0.1089=bsp.2010.0013
[8] 此节内容转借了笔者拙著：《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第5章的内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出版。
[9] 参见刘仰：“精确打击与精确生存”，2010-03-27，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irr5.html。
[10] Helen Nugent, “Gene Wars Only a Few Years Away, Say Doctors”, London Times, 26 October 2004;海伦·努津特：医生说我们离基因战争只有数年之遥”，伦敦泰晤士报，2004年10月26日，转引自恩道尔：《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43页。
[11] 《Maternal and fetal exposure to pesticides associated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Eastern Townships of Quebec, Canada.》(全文见：http://somloquesembrem.files.wordpress.com/2010/07/arisleblanc2011.pdf)。这篇文章发表在由欧洲畸胎学学会( European Teratology Society)主办的《生殖毒理学》杂志(Reproductive Toxicology)上。
[12] 见路透社报道，201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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