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十年之殇
症结：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逻辑
美国：霸权国家的苦恼
中国：“崛起”之惑
出路何在？
十年之殇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国转向，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日裔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推出了《历史的终结》，宣称资本主义加宪政民主就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大哥美国，高举华“盛顿共识”的旗帜，力推全球化。在美国本土，则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1990年到2006年，美国的新增私人住房前所未有地持续增长十六年，即使互联网泡沫破裂，也只是稍稍干扰而未能打断这一进程，似乎每个美国人都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到2006年1月1日，新增私人住房数据高达历史纪录的第二位，仅次于1972年1月1日的峰值，高于1978年4月1日和1984年2月1日的两个峰值。那三个峰值后都出现了暴跌。短短3个月后的2006年4月1日，乌鸦终于开口了，数据跌出上行通道下沿。到2007年1月，下行已超过上升通道的宽度，且数据回调失败，远未回到通道下沿就再次下行，至此，已可确认危机发生。
图1：美国新增私人住房 单位：千套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HOUST#)
2007年，这一危机被称为“次贷危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美国房地产-金融业的局部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应对这类危机有丰富的经验，不难度过。
2007年4月4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裁减半数员工后，申请破产保护。同年7月19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濒临瓦解。接着麦格理银行、房地产投资信讬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法国巴黎银行、美国KKR金融公司、美林证券、花旗集团、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Freddie Mac)、沃尔玛、家得宝、英国北岩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美国国际集团(AIG)纷纷陷入危机。美、欧、日、澳的资本市场暴跌，经济管理当局乱作一团。
对此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称：
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属于金融现象，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如清算、支付、存储等还没有受到破坏。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必要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些金融机构倒掉是允许的。(曹远征《国内金融体系受到直接冲击很小》 广州日报 2008-09-1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孙立坚更乐观地称：
美国政府已经责成高盛和大摩这两家最后的投资银行向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转换,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和人力回归到传统的支持实体经济领域上来。这意味着美国投资银行控制华尔街创造的金融财富的“辉煌”时代宣告结束，从而将彻底告别滥用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的繁荣”的投融资环境，世界经济将重新回到平衡有序的发展轨道中来。(孙立坚《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的副作用太大》2008-09-23东方早报)
然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却没这么乐观，9月14日格林斯潘称：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能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并继续影响美国房地产价格。他认为：美国躲过经济衰退的几率小于50%。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直至美国房地产价格稳定下来;危机还将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他预测：将有更多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倒下。(《格林斯潘：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新华网2008年09月15日)
言下之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当前遇到的麻烦，其程度不次于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而那次危机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次日，著名的投行雷曼公司倒闭。
而今，2006年已过去10年。那年引爆的危机仍远未渡过，它已经演化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总体性世界经济危机。经济体从来就不是孤立体，如此巨大的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危机，于是世界上硝烟四起，美欧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站在中国的立场观察，国境外威胁不断，国内社会撕裂。当今的世界和中国处于什么境地?向前展望，什么在等待我们?要看明白这个问题，前提是搞清当今主流经济体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运行的必然逻辑。
症结：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逻辑
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是资本主义经济体，驱动它运行的核心动力是利润极大化，用当局的标准语言表述，就是：“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暂不考虑政府的作用，这个经济体简略而核心的的运行逻辑见图2：
图2：资本主义经济体运行的核心逻辑
当然，图2是高度简化的。实际经济体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忽略。按主流经济理论的表述，政府的作用在于“转移支付”、“二次分配”。说白了，就是取富济贫，以缓解社会分化，防范潜在的危险。可见政府的经济角色，建立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之上，没有上述逻辑，政府就无从着力。
另外，投资本身也会成为购买力，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投资形成的产能，指着望未来的消费，若未来的消费能力不能喂饱这扩张了的产能，就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还有一个因素是进出口，出口意味着国内资本从海外市场汲取利润;进口意味着海外资本从国内市场汲取利润。它并未改变上述逻辑，但改变了上述逻辑的作用范围。
因而图2展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最核心的运行逻辑。图中的逻辑能持续运行下去，取决于一个前提：消费资金与逐利资金间维持某种平衡----由消费资金贡献的利润，能满足逐利资金起码的胃口。
2007年，基于对中国统计数据的系统分析，我曾指出：上述逻辑的运行，其必然结果是逐利资金渐渐积累，而消费资金受制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利润极大化机制，不可能如此增长。长此以往，两者间的失衡必然日渐扩大(见 王中宇 《利润极大化与滞涨》科学时报2007-12-30 http://pan.baidu.com/s/1qYciVuO)。更系统的分析见《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http://pan.baidu.com/s/1o7SdNV8)
近10年过去了，经济体态势如何?可从哪个视角观察?
消费资金的目的，在于购买商品以获得其“使用价值”。作为交易媒介，理论上它应满足费雪公式，具备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中性”。
而逐利资金的目的，在于“以钱生钱”，所购买对象的“使用价值”不在其考虑之列，唯一需考虑的，是能否低买高卖。在现实中，它购买的东西不但有商品，还有土地、厂房、设备、原材料、特许权、各种有价证券甚至货币本身。因而它逻辑上应与费雪公式无关，不可能具备所谓的“货币中性”。
1985年以后，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我国将货币发行总量记为M2，它被分解为三个部分：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它们是否符合费雪公式，可用统计数据分别检验之。检验结果发现：(见 王中宇 《新平衡：希望与现实》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17127.html)
流通中的现金M0大体满足费雪公式。M0直接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所以它对应于消费资金。
而准货币(M2-M1)为金融机构的各类存款(除活期外)。它跟本不满足费雪公式。银行需为准货币付利息，因而必须用它赚取更高的利息。所以它对应于逐利资金。
至于活期存款，介于二者之间，其利息率很低，经常赶不上通胀率，它更可能对应于暂存的购买力。
由此，观察流通中的现金M0与准货币间的关系，可看到消费资金与逐利资金的消长动态。当二者失衡，现金M0无力为准货币提供起码的利润时，金融危机就到来了。上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逻辑图告诉我们，这个经济体是由货币驱动的，其基本动力是追逐资本利润。所谓经济危机，不涉及实物资产的损毁，完全是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的问题。所以经济危机≌(全等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实质，在于利润源稀薄到无力激励逐利资金，这使经济机器失去基本驱动力。
由于美国公布的数据只有M1(Currency,traveler'schecks,demand deposits, and other checkable deposits)和M2(M1 plu sretail MMMFs,savings, and small time deposits)，它大体对应于中国的M1(M0+活期存款)和M2(M1+准货币)。为了以类似的视角观察对比中、美两个经济体，我们M1用表征消费资金，用M2-M1表征逐利资金。可得的美国数据从1959年开始，可得的中国数据从1985年开始。
美国：霸权国家的苦恼
美国的(M2-M1/)M1见图3：
图3：美国的(M2-M1)/M1
(数据来源：Board of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datadownload/Download.aspx?rel=H6&series=67c512c9f4eb51a20a5b6da52135b09b&lastObs=&from=&to=&filetype=csv&label=include&layout=seriescolumn&type=package)
战后，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被战火波及且大发战争财的战胜国，美国迎来了20年的黄金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金融日益深化。其结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稳步积累，使得(M2-M1)/ M1稳步上升。到70年代后期，终于导致了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的失衡，美国陷入了滞胀。这迫使美国进入了艰难的调整，(M2-M1)/ M1从1985年1月的峰值318.8% ，经过整整十年两轮下降，到1995年1月降至203.0%。这一调整使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的失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图4：美国的(M2-M1)和M1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同图3)
观察图4中的(M2-M1)和M1，可看出这一调整是以降低(M2-M1)的增速和提升M1的增速来实现的。伴随美国国内的调整过程，其国外环境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中国于80年代的转向，使美国资本有了一个巨大的新扩张空间;苏东集团于90年代初瓦解，再次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扩张空间。更重要的是，以前制衡美国的苏联干脆消失了，留下俄罗斯在瓦解的边缘挣扎;中国则转而“韬光养晦”、“不出头”。这使美国可以在全世界为所欲为。打着“全球化”旗号的美国资本攻城略地，使全世界成为其利润源。至此，单极世界已经出现，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世界政府”已在眼前，恰如当年的德军，已经看见了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
于是，90年代成了美国的黄金时代。逐利资金再次稳步积累，于2000年，(M2-M1)/ M1超过了历史最高点318.8%，到2006年7月突破了400%。结果引发了次贷危机。危机爆发后，为了“止血”，美国当局不得不“坐着飞机撒钱”，援救那些“大得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结果(M2-M1)/ M1于2008年5月升到新的高点451.5%。此后，有了多次金融危机经验的美国，回归降低(M2-M1)/ M1的道路，到2015年2月，(M2-M1)/ M1降至295.3%，低于滞胀时期的最高点318.8%。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摆脱滞胀的那次调整用了十年，将(M2-M1)/ M1砍掉了1/3，这次又用了近十年，(M2-M1)/ M1也砍掉了1/3，调整是否到位了呢?上次调整有有利的外部环境配合，日渐扩大的海外利润源降低了(M2-M1)对国内 M1的压力。这一次，能否重演历史，海外态势至关重要。如果美国不能维护甚至扩大现有的海外利润源，就只能回归“孤立主义”的老路，那(M2-M1)/ M1的调整肯定尚未到位。这意味着今天美国基于全球利润源的金融-经济结构，势将面临颠覆性的变化。美国精英集团愿意接受这样的变化吗?能够承受这样的变化吗?
如果要在滞胀期高点附近再次展开一轮黄金时代，就需要有比当年更大的扩张空间，获得比当年更大的外来利润流，才能保持国内(M2-M1)与 M1间的大体平衡。而全球化已经将几乎整个世界都摊到了美国资本面前，导致各地区的反抗此起彼伏。致使世界局势动荡不已。且不说以上世纪80--90年代的速度大幅度扩张海外利润源，维持现有的格局都要绞尽脑汁，费九牛二虎之力。
站在这样的态势面前，美国的统治集团难有其他选择。尽力围堵正在膨胀的中国和不再试图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是他们的必然选择。由此观查，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与俄罗斯的激烈交锋，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崛起”之惑
中国的(M2-M1)/M1见图5：
图5：中国的(M2-M1) /M1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形态上看，中国的曲线类似于美国战后20年的曲线，(M2-M1)/M1持续稳步走高。所不同的是，起点1985年仅为26%，远低于美国1959年1月起点的106.3%。但增速惊人，到1996年就达到了167%，正是这一年，中国从“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
此后中国经济管理当局一直在试图“刺激内需”，直至将教育、住房、医疗市场化，以图逼出老百姓兜里的钞票。结果内需没上去，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缺乏内需支撑的经济体不得不依赖海外市场，致使外贸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高速上升。外贸由互通有无转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6年，外贸依存度竟高达43.89%。
图6：中国的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这期间的(M2-M1)/M1增速明显放缓，可见这期间GDP高速增长的背后，获利最大的是海外资本，而非国内资本。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其影响逐渐传递到中国，出现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潮。2008年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以刺激岌岌可危的经济。强刺激使次年的外贸依存度升至48.24%的峰值，但2011就年跌至31.12%，以后虽有回升，却再没回到2006年的水平。与此同时，(M2-M1)/M1则飙升至2014年的253%。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间的失衡明显扩张。在美国将(M2-M1)/M1降低1/3的同时，中国的(M2-M1)/M1却从2006年的174%升至2014年的253%，扩张了45.4%。这相当于将美国国内的货币结构失衡转移到了中国。
缓解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降低高企的(M2-M1)/M1，使内需的消费能力能够为逐利资金提供起码的利润。而中国计不出此，在(M2-M1)/M1处于150%到178%之间(1995年至2007年之间)时，内需已不足以喂饱逐利资金了，不得已形成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当美国进行调整以降低(M2-M1)/M1时，中国却大幅度抬高(M2-M1)/M1，此后相对更为孱弱的内需如何为暴涨起来的逐利资金提供起码的利润?
经济管理当局已经明确宣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亦即进一步扩张利润极大化原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范围，使之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原则。由此可以预期，(M2-M1)/M1持续扩大将是大概率事件。对已经暴涨起来的逐利资金而言，国内利润源将更加稀薄。逻辑上唯一的出路，是向海外市场扩张，寻找新的利润源。“一带一路”战略印证了这个动向。
然而，保护并扩张海外利润源同时是美国维持其现状之所必须，于是中美两国资本集团的利益，形成尖锐对立的态势。
出路何在？
经济数据分析告诉我们，中美对峙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缘于政治偏见或相互缺乏了解”。以为“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那是幻想。奥巴马多次称，美国欢迎中国和平、繁荣崛起，不希望两国关系被定义为竞争和对抗。那是地道的外交辞令。所谓“亚洲再平衡”战略，才揭示了美国心目中真正的中美关系。在台独分子蔡英文上台之前的4月20日，美国联邦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由共和党众议员夏波(Steve Chabot)提出的88号共同决议案(HCR 88)，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对台湾提出的“六项保证”。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事实上，中美对峙与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无关。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一厢情愿地想融入西方，而得到的却是北约东扩、步步紧逼。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还是太大，只有进一步瓦解才能让人放心。今天的中国体制和意识形态，比上个世纪后期更接近西方，而中美关系比那时紧张得多。至于所谓“相互缺乏了解”，更是无稽之谈。以美国对中国研究之深、在中国各类人员之多、对中国渗透之深广，怎可能“缺乏了解”?
站在美国的立场，一个分裂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的中国，更符合其战略利益。沿海从南到北分裂成相互竞争的两三块，充当他们的买办，成为其控制全中国的桥头堡;内地则依资源禀赋分解为几块，各自侧重提供农产品、矿产品、能源、基础工业材料和劳力。至于西藏、新疆、内蒙则使其独立，让中国彻底失去战略屏障，永无崛起之日。清王朝垮台后，这样的局面就出现过，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恢复了国家的统一。
今天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高速崛起的国家与已有的霸权国家间的关系。这类关系在历史上有多个案例。俄罗斯、德国、日本的崛起，均遭到过当时霸权国家的阻击。
在这些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资本主义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其国力在数十年内有了惊人的提升。这快速提升的基础，是新生资产阶级(少不了与官僚集团合谋)高强度攫取社会资源。这导致国内社会撕裂，社会矛盾激化。国内统治集团需要向外扩张，获取外部资源，以缓解内部矛盾;并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压制国内的反抗声浪;而当时的霸权国家则竭力利用其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崛起的势头，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斗争之惨烈，决不亚于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间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间爆。相反，在苏东集团存在的时期，东、西方关系倒是限于冷战。
可见中美之间的利益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在战争破坏力不可控的新时代，政客们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但这不等于根本对立的利益可以调和。使用战争之外的手段，将对方搞垮，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于是有了货币战、信息战、心理战、……。
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历代共产党人在大半个世纪中，用血汗逐步积累起来的。而30年来靠资本主义道路谋求崛起，官商合谋攫取社会资源，导致国内社会撕裂，民间积怨甚多，一步步透支着这合法性。时至今日，前辈积累的合法性已透支殆尽。这是中国最大的软肋。从这里下手，无疑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杀招。于是人们看到任何可能破坏政府信用的事件，都在网络甚至正式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至于后来证实与事实有出入，并不重要，反正已经让怀疑、抵触政府的情绪发泄出来，笼罩了社会。
这股潮流已经奔涌了至少十年以上，人们已经能看到其后西方第五纵队的身影。以目前的态势看，还会更加汹涌地奔流下去。因为三十年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制造了无数可被利用的话题。有这缝隙不利用，人家傻吗?
“不战而屈人之兵”，西方将孙子兵法用得出神入化。但这并不等于战争可以避免。看看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案例，拥有最强大战争机器的美国，只要判定有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整个执政期间，一直在打仗。如果货币战、信息战、心理战等手段没能达到目的，其国内危机又耗不起了，战争危险是无法排除的。
有人以为，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然而如果经济危机持续拖延，国家矛盾、阶级矛盾将同步激化，各种极端思潮将左右社会。别忘了，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一旦出现类似局面，在狂躁的社会思潮面前，谁能保证各国政客的理性?事实上近年来美、日选出的政客对中国越来越强硬，当前声名大噪的特朗普对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极具敌意的言辞，其竞争对手希拉里更一惯敌视中国。前不久爆发的美国“民主之春”，揭示了美国内部矛盾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谁能保证美国不会需要向外转移矛盾和注意力?
不要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美国财政与外贸双赤字由来已久。危机以来，外贸依旧赤字，同时为了应对危机，政府赤字大增。2006年4季度财政赤字占当期财政收入的7.26%，到2009年2季度赤字竟占到当期财政收入的60.46%。以后虽有缩小，到2013年，赤字仍在当期收入的20-30%之间。
图7：美国财政盈余/财政收入
(数据来源：BEA published： Federal Government
Current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 Quarterly)
财政盈余-赤字是会逐年积累的，1970年4季度以前，累计的财政盈余是正的，但此后就成了累计赤字。2007年1季度，累计的财政赤字占当期收入的816.27%，此后累计的财政赤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到2012年3季度，累计财政赤字竟占当期收入的1646.09%。仅支付国债利息一项，就给美国政府的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图8：美国累计财政盈余/当期财政收入
(数据来源：BEA published： Federal Government
Current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 Quarterly)
观查其数据的历史趋势，1969年2月以后，美国就进入了财政赤字期，除了1998年2季度到2001年3季度这暂短的时段外，美国政府一直是赤字，且其大趋势是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完全看不到消除赤字的前景。加速累积的高额赤字越来越重地压在美国政府肩上，它必定要在被压垮之前，找到摆脱负担之途。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与战争不可分割，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上，战争始终在威胁着人类。中国只要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继续靠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来配置社会资源，就一定会与美国的利益迎头相撞。奥巴马早就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说：“10多亿中国人如果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对付资本主义体系中后来崛起的国家，老牌的霸权国家美国轻车熟路，曾经有效地打断了德、日的崛起，迫使其安于小跟班的地位。它清醒地认识到对撞的必然性，熟知后来高速崛者的软肋何在，经济、金融、传媒、技术、军事、网络优势使其拥有充足的手段。而中国这样后来崛起的国家，却懵懵懂懂地将两者的关系理解为师生关系甚至“夫妻关系”。一厢情愿地认为“两者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两者关系的主流”。次贷危机爆发后，一批学者甚至鼓吹“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当年德、俄、日崛起时，其国内由贵族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个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集团。对内，他们固然要压制底层社会成员，以获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对外却以本国利益为重，谋求国家的富强。而今的中国，富豪移民潮和裸官证实，中国相应的群体远不如当年德、俄、日那样具有家国情怀。至于主流学界、传媒界，则被西方深深地渗透，早就有人以“世界公民”自诩，以至于“爱国贼”竟成了他们肆意挥舞的紧箍咒。渴望“颜色革命”、热衷于当带路党的不乏其人。这样的精英集团，如何带领中国冲破霸权国家的阻击，实现民族复兴?
即使精英集团中类似于当年德、俄、日的民族主义分子们能聚集起来，清除这批“世界公民”(其可能性甚微)，带领中国重走当年德、俄、日崛起的老路，其前景依然可疑。德、俄、日都被当时的霸权国家压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都失败了。除俄罗斯因十月革命而另辟蹊径外，德、日都不得不臣服于美国的霸权。在这条道路上，决定胜负的，是所谓“综合国力”，是龙王与龙王比宝。霸权国家拥有巨大的战略优势。当年中、苏两国之所以不受制于所谓“综合国力”，而能让美国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为走了一条依赖底层大众、而非利润极大化的道路。当苏联推出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将社会主义阵营当做自己的殖民地时，它就回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其结果是东欧各国离心离德，最后导致了整个集团的瓦解。
当年英国本土只有1500万人，走殖民主义道路建立起“日不落帝国”，靠全球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近10亿人口为其输血，才演化为资产阶级民族。当今的美国刚过3亿人，靠“全球化”让世界70亿人为其输血，才得以维持其霸权地位。如果中国也走这条道路，按类似的比例，需要有多少人为我们14亿人输血?这些人存在吗?中国如何控制他们?
可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贼”领导，都是死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道路，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华民族不可能成为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中华民族不得不探求为大多数人有尊严地持续生存的道路。这无疑是艰难而布满荆棘之途，但我们别无选择。
有人会说：中国不搞资本输出，怎能发展?连维持都不可能!难道你要将中国闷死吗?
资本输出一方面意味着觊觎海外利润，另一方面意味着将本可用于国内的资源投向海外。高企的(M2-M1)/M1意味着逐利资金创造的产能已经远远高于国内消费能力，却不意味着国内建设没有短板，不再需要投入。事实正好相反，从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国内有大量的领域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比如：贫困人口脱贫、国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修复已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提高国民的身体与精神素质、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与科技水准、提升国民的社会与国家认同、……。
然而这些领域的投入逻辑上不可能有利润，实践已经证明，如果“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些方向上要么长期极度缺血，要么被资本的贪欲扭曲成戕害国民的妖魔。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实践，就是明证。而这些领域的投入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必须的。由此可见“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悖谬。
在已有的历史经验中，社会资源配置的机制主要出现过以下几类：
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中，各家长根据自家的条件和目标配置资源。其配置范围很小，几乎谈不到“社会资源配置”;
在传统的大家族经济中，由族长和长老们根据世代积累的经验配置，其追求的目标是家族的长盛不衰。其配置范围在其家族势力范围之内，例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
在官僚控制的社会中，由官僚们依各自的权势配置，其正式的目标是“长治久安”，但实际上，具体的官员们往往以公谋私，于是对官僚的监督与激励就成了持续存在的难题，至今没有理想的机制与手段。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使官僚配置社会资源的范围很大，但由于“皇权不下乡”，官僚配置资源的深度有限。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分工高度深化，客观上需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资源。主流经济学竭力论证其合理性，而马克思早就揭示了其必然导致的自我否定。当社会主义在全球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被宣布失败，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30年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再次招回了马克思的灵魂。
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取代利润极大化的伟大尝试。它让这两个落后孱弱的国家在短短数十年间站了起来，其经验尤其宝贵。这两国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明，这尝试中带有致命的缺陷。理性地总结其经验、深入地探讨其缺陷，是前进的必要前提。
坦率地说，如何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资源，以谋取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尚无经得起检验的机制。马克思的历史贡献在于：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内在逻辑，指出它必然被取代的原因。但用什么机制取代它，这个机制如何运行，马克思只提出了原则性的构想。这是历史给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左翼学者提出的急迫课题。我们应从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各种配置机制中获得启发，吸取其经验教训，但不能指望前人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即便伟大如马克思，也没有这个责任。一个半世纪前的他，没有观察过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没有统计数据可用，更不知道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他的洞见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后人，如果我们还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给后代留下更深刻的洞见，实在愧对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今天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坚持“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包括武力的和非武力的，亦即奥巴马所谓的“Smart power”)，而战争终将引发革命。另一方面，放弃“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则意味着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革命。
“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that is the question。
原载于科学网王中宇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67&do=blog&id=97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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