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马连道，广州有芳村，都是茶叶批发市场。芳村的茶叶经销商数量可能比马连道更多。今年6、7月，广州芳村的茶叶商户遭遇了一场风波，闹得人心惶惶。此前不久，北京的马连道茶叶商户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但可能听闻马连道即将搬迁，北京的风波远不如广州芳村来的大。
事情大致是这样：某商户卖出了价值几千元的茶叶，时隔不久，便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因为购买者以所购茶叶是“三无”产品、包装虚假、夸大宣传等证据为理由，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法院起诉，要求获得十倍赔偿。媒体报道称有几十家商户收到了传票。芳村商户有人说，这里有上千家茶叶商户都遭遇了此类情况。这个说法不排除夸大的可能，但真实数字究竟是多少不好说，有些商户可能与购买者暗中私了，没上法院。芳村的市场管理方近日向全体商户发出预警，称有人有组织、有计划地用“打假”碰瓷，提醒商家注意防范。事实上，这类事情并非现在新出现，前几年，广东、浙江等地就遭遇过类似的“打假”。那时候“打假”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西湖龙井”。很多商户茶叶包装上写着“西湖龙井”，打假者买了茶叶后，告到法院说：这不是“西湖龙井”!基本上一告一个准。因此，现在广州芳村已很少看到“西湖龙井”，如果卖龙井茶，有的称“杭州龙井”，有的称其他什么龙井。
有组织的职业打假群体在全国很多地方四处出击，屡屡得手。商家对其深感讨厌，有的商家称，现在如果有人要求买几千元、几万元的茶叶，他都不敢卖，生怕是职业打假人的“敲诈”。有些政府机构也认为“打假人”影响了市场，扰乱了正常交易。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在系统内部下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有条文指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有人认为这一条文预示着国家工商总局开始出手整治“恶意打假”。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重复很多年以前的老说法，并无多少新意。能否成为消除“恶意打假”的利器，实在值得怀疑。
事实上，茶叶市场上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的确是个问题。商户、市场管理者、地方政府希望维护现有秩序，这可以理解。然而，茶叶市场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并非没有。几年前，我母亲去河北承德旅游，在导游、导购的鼓动下，一时兴起买了两斤“普洱茶”，回到北京很得意地送给我。我打开看了，尝了，明显是假的，只好扔了，懒得去承德索赔。告诉我母亲，以后再也别干这种事。以“西湖龙井”为例，这四个字既是注册品牌，也是原产地标志。行内人知道，拥有“西湖龙井”注册品牌的那家法人机构，每年产量不过几百吨，而市场销售的“西湖龙井”不下几千吨。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注册品牌与原产地标志。而对于“西湖龙井”原产地标志的管理相当混乱，与西湖、杭州、浙江毫无关系的茶叶却打着“西湖龙井”的招牌，或者故意打擦边球误导消费的，多如过江之鲫。买了这种茶叶的消费者算不算被侵权?此外，同一类茶叶在不同商户那里的价格千差万别，以当年流行的“金骏眉”为例，几百元到几万元一斤都有。作为消费者难免疑问：茶叶价格凭什么而定?以我的经验，如果与茶叶商户老板熟悉，有交情，很贵的茶叶打个七八折并不是难事。那么，对于那些陌生的、不会讨价还价的消费者，这种销售方式是否算侵权?消费者的权益是否应该得到保护?按照现在的市场管理方式，谁又能保护消费者?以什么方式、什么规定来实施保护?
茶叶市场的这种乱象有具体原因。很多茶叶的生产销售都是茶农或商户的小作坊行为，因此，从生产过程的做手脚到宣传环节的夸大不实，再到销售环节的隐秘手段，五花八门，不懂行的消费者的确容易被骗。中国虽然是全世界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但迄今为止，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中国都没有享誉世界的茶叶品牌。换句话说，中国的茶产业还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像很多中国制造的不同产业一样，属于“大而不强”。如同菜市场，虽然销量很大，但没有标准，没有品牌，难以成为工业经济时代的行业龙头。我有一个朋友常年在非洲工作，曾经给我带来东非某国生产的茶叶，包装上堂而皇之地写着：“全世界最好的茶叶”。且不说这种用词绝对不符合中国的广告法，它的质量充其量只能算国内中低档的袋泡茶。然而，中国国内茶叶市场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和群龙无首的市场乱象，使得中国茶叶真正的精华无法让外国人了解。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常常想象一种情形：不了解中国茶的无数外国人，喝着质量很一般的外国茶，真以为他们喝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茶。如果这种情形得以改变，在外国茶充斥的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将会重新攻占多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外国人对茶叶的既有认识?如何才能让中国茶重新占据世界茶叶市场的制高点?答案只有标准化和规模化——改变传统小作坊的散乱无序，组建统一标准化前提下的中国茶叶航母，走出国门，中国茶叶才能重现昔日荣光，在全世界所向披靡。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列席了贵州省农委“茶办”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应对广州芳村所遭遇的职业打假人的索赔行为。参加会议的有茶办、质检、工商等政府部门领导，国有茶企负责人，私人茶企老板，行业协会管理者等。我在会上只是听，没有发言。这个会议让我感动——在一个很普通的屋子里，一群贵州茶人面对茶叶市场的职业打假群体，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将职业打假人群体定义为“恶意打假”，以图在当地防范和整治这种行为，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机遇和动力。如果说，挤满一屋子的贵州茶人面对职业打假人宣布开战，他们开战的对象不是职业打假的“刁民”，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群策群力，交流经验，寻找自己的不足，严厉要求尽快自我整改，保证质量，遵守法规，目的只为了在各种已有法律文件、规章制度的框架下，如何让职业打假人钻不了空子，找不到下手、下嘴进行敲诈的软肋。习主席曾经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在这群贵州茶人那里，我看到了他们正在锻打自己，淬火自身。由此我认为，贵州茶叶充满希望，前途远大。
相对东南地区而言，贵州更为偏远，广大茶农的市场意识不如沿海地区，传统小作坊的生产习惯同样存在。也就是说，东南地区茶农、茶商的所有毛病，在贵州都有。只是以前贵州茶叶生产量小，名气不大，不太受市场关注，因此，甚至也不受职业打假人的重视，认为榨不出多少油水。如今，经历了十年的卧薪尝胆，在全世界、全中国大力提倡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的大前提下，贵州已建立了700万亩高标准生态茶园，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优质茶叶原料生产基地。如今，他们希望飞得更高，希望打造全国优质茶叶品牌，希望让贵州茶叶走向世界。所以，他们首先向自己开战。
在这样一个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上，我一次次听到“茶办”负责人胡继承先生说的一句话：“我们要做中国第一，我们要做世界第一”。也许，出席会议的贵州茶人已经多次听过这句话，并不感到新鲜。但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不禁由衷地敬佩这一群有梦想的茶叶人。200年以前，中国茶叶的确是世界第一，但那个时候是“我有他无”。那时候，中国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出产茶叶的地方，农业经济条件下的小作坊生产因为没有竞争而畅行世界，以至于英国殖民者昧着良心地用害人的鸦片来平衡与中国的巨额茶叶贸易。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商业间谍福均潜入中国茶叶产地，盗走了中国茶叶的秘密，印度、斯里兰卡等地便很快成为中国茶叶的竞争者。与此同时，出于商业竞争的目的，东印度公司在掌握了中国茶叶的秘密后，对中国茶叶进行了大规模、深度化的妖魔化抹黑。从此，中国茶叶失去了世界第一。如今，即便我们的茶叶依然可以在国内自娱自乐，但在国内我们也缺乏茶叶行业的领军企业、龙头企业。以至于今天，无数中国的年轻人在酒吧、咖啡馆以喝“立顿”为荣，以日本“抹茶”为时髦。近年来，中国很多普通消费者只能顺着茶叶的金融化炒作浪潮而随波逐流，茶叶爱好者常常沦为炒股被套牢的境地。中国茶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本真的价值。
因此，当我听到贵州茶人在小范围内立志“要做中国第一，要做世界第一”时，我终于欣喜地看到了中国茶叶重新实现昔日荣光的希望，它仿佛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再现。只不过，这一次，中国的茶叶不能再抱守小农经济、小作坊的散漫姿态，而应该像秦始皇当年“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那样，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建立茶叶的全球统一标准。不管是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黑茶，都应该由中国的茶叶标准主导世界茶叶市场。这样一件事情，中国人不做谁来做!
中国地域辽阔，茶叶产地众多。各地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很多优质的小品种茶叶。建立统一的茶叶标准和品牌并不影响小品种优质茶的生存和发展，相反，只有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小品种优质茶才能更好地体现特色。这一关系恰似汽车行业的统一标准并不影响汽车小品牌的个性化。如果没有统一标准为基础，高端化的小品牌汽车也将因失去参照标准而陷于混乱。
周星驰的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做人没梦想，跟咸鱼有什么两样!贵州茶人的这个梦想，我相信一定能够实现。也许还要经历很多唐僧师徒一般的磨难，也许还要很多年，但是，照亮前程，实现梦想，舍我其谁!中国茶人要有这种气概。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的产品，即便质量优良，在品牌方面很多还停留在中低端水平。中国政府提出产业升级，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技术升级，同样包含品牌升级。打造“中国品牌”因此也成为中国政府着力推动的一个领域。所以，不光是茶叶，中国制造的各个领域，都应该像这群有梦想的贵州茶人那样——脚踏现实，怀抱梦想，奋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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