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一篇干部和解放军忙着抗洪，老百姓看翻船，甚至借机勒索钱财的文章，从昨天开始被广泛传阅。我对此将信将疑，特地问了一位在湖北的参加了抗洪的学者朋友，他根据亲身感受说，大体属实。汶川大地震过去才八年，那时候我亲身感受到的民风还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的崩溃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危害远超大堤溃口。
具体到邢台大贤村，也有新的报道了。那些占用河道的违建，根本拆不掉，一整治，村民就闹事，就堵国道，结果那个地方周边在水灾中损失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悲剧是当地村民咎由自取的。
群众怎么了?群众出了问题，是因为党群关系出了问题。昨天写的《把过日子的心找回来——我们应该从邢台水灾中反思什么》和这篇《刁民是哪儿来的？》（前一段时间写的），都是从把板子先打到党和政府方面的，谁让你是先锋队呢？在表明这个基本态度和分析方法之后，我明天争取再写一篇，从群众一方展开一些批评。如此一来，对问题的认识就完整了。
刁民是哪儿来的？
刁民这个词，特指那些让人头疼的老百姓。这个词很少听到，官员更是不敢使用，因为政治上不正确，谁敢这么说谁会被骂死的。
大家都不提，就意味着这个现象不存在了吗?当然不是。已经开工的工地，坑都挖差不多了，中间孤零零立着一栋房子;路已经要完工了，路中间戳着一栋房子，把六车道逼成两车道。之所以有人当“钉子户”，无非是要求高补偿，但能把情况推到那么极端的地步，要价肯定是有过高的问题。把制造这种现象的人称作“刁民”，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是显现的刁民，还有隐形的。比如，一个地方有了拆迁预期，立即像下达了动员令，当地居民无不加盖房子，不能盖房子的地方也要种上树。这并不是建设，也不是发展生产，因为一开始就是为了拆掉毁掉的，目的只是在拆迁时得到更多的补偿款。
从“刁民”的角度看，他们都是理性的，是市场经济合格的参与者。可是，跳出特定主体的立场，从全局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非理性的泡沫。过高的拆迁补偿制造了一个食利阶层，进一步推高地价，把压力转移给城市化的后来者，进而使社会结构更加畸形化;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而进行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城镇化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浪费一定是个不可想象的规模。
我们问刁民是哪儿来的，其实是问这种非理性的局面是哪儿来的。
可以肯定地推断，城市化进程的最早一批拆迁户，今天一定是穷人，一定觉得自己当年被欺骗了。道理很简单：在两种体制转轨开始的时候，知道将来要怎么干的，是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他们已经盘算好经营土地赚钱了，但仍会用过去的方式来征地，因为成本低，才能导致利润高，这是理性的;被征地的一方则仍以为过去的规则有效，相信政府征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相信政府会给自己妥善的安置。结果，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这只是极其简单的推理，实际的进程肯定更加复杂。总之，一旦有人发现经营土地的奥秘，认识到某些地方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主体并且跟开发商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那么自然会改变行为模式。既然被排除了分享土地开发收益的权利，有什么理由不提前多要一点呢?
率先抛弃了以公益为先的原则的，不是老百姓，他们只是跟随者。民之所以变“刁”了，是因为一些官率先失去了公心。与此同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方式进一步鼓励了“刁”的行为，谁闹得厉害，谁得的多，自然会催生“刁”的竞争。问题是，地价的暴涨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游戏，昨天看似足够高的补偿，今天看可能就低了，这会进一步成为刺激老百姓行为选择的因素。
刁民其实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放下斯文，丢弃脸面。然而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钱才是王道的社会，要斯文还是要实惠，让人如何选择?这样的社会生态，既扭曲了结构，也破坏了风气。对政府而言，既制造了社会问题，也失了民心。
如今已经到了必须收拾人心的时候了。既然要收拾人心，就要知道人心失落的真正原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老百姓而言，柴米油盐的日常小账当然是最重要的事，但老百姓心里也是有本大账的，你跟他算小账，他就跟你算小账，你算大账，他自然也会算大账。
大家都理性，得到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大家都不要那么理性，才能收获集体的理性。从谁开始当傻子呢?自然是政府!
人心不是钱买得到的东西。唯有持公心者，才能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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