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本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流行的新名词，但我发现，在历史悠久的中国，简直不存在并非“古已有之”的事。比如康有为就写过一篇《孔子改制考》，而曾经被康有为寄予厚望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更是在紫禁城亲自操练了一次“改制”，而且取得了基本成功。
当代的“改制”，理由是企业的产权不清晰，容易造成资产流失，因此通过改制把产权“界定”给私人，然后资产流失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溥仪的改制似乎是对“产权清晰就可以防止资产流失”逻辑的一种否定。
本来在中国，皇帝的产权从来都是清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财货、金帛、女人都归皇帝所有，产权清晰的很。但到溥仪改制时，已经摆不起这么大的谱了——他已经退位了，他改制的对象，只不过是民国政府按照“优待清室条例”，界定给他的“私产”，主要是指皇宫里财宝。
但这笔私产也相当可观。按照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回忆，“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全存在宫里。”
这里的财宝究竟有多少呢?溥仪和后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样，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少财富。这位已无军国大事需要处理的少年废帝，也是怀着到宝山探宝的心情，在宫里到处去“发现”这些财宝的。
溥仪的回忆十分有趣，完全不亚于西洋探险小说中，海盗历尽艰险，终于探得密藏宝库的情节：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是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非常精巧珍贵的古玩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把他的所有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尽是瓷器，有的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士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
这里面的东西，可以说件件都价值连城，比较起来，邓蒂斯在基度山小岛上发现的那个洞窟，不过是个小杂货仓库罢了。
应该说，溥仪一开始并没有想“改制”，而只是想通过加强管理来使这些财产能够保值增值。但管理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东西全没有个数目，其中有数目的那部分又没有人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只从这一点来说，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太监们皇宫财宝的直接管理者，但他们却个个都是贼，溥仪说：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
紫禁城里的盗窃行为后来已经发展到荒诞的程度：溥仪“大婚”时，“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翡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都被换成了赝品。”盗窃甚至成了一项产业，紫禁城的周围，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赃物的古玩店。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溥仪决定先对自己的财富进行一番清点。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反而为紫禁城招来了一场大火，“清点和未清点的全烧个精光”。
火灾损失相当惨重：
“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里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
大火也成了一些人发财的良机，溥仪不无讽刺地写到：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
那么，这场无妄之火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呢？这可以从烧剩的余烬有多么值钱看得出来：
“内务府把北京金店的人找来投标，结果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把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捡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捡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不少麻袋，分给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至于被烧毁的字画、古玩就更的无法估量其价值了。
溥仪在盛怒之下——也是担心太监会害死他——遣散了太监。但太监遣散了，可管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内务府仍在。
内务府主要负责办理皇室的各种事务，内务府大臣和各级官员便借机上下其手，“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
不怎么知道柴米贵的少年溥仪也极其惊讶地发现：
“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能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264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238八万两，189万两，171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30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不过才加到70万两。我这个人再不知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
当时，由于民国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因此按照“优待清室条例”每年应该支付给溥仪的400万元“优待费”经常拖欠，内务府便以此为借口变卖皇宫珍宝来维持日常开支，但让溥仪觉得难以忍受的是，他们往往把具有很高艺术、文物价值的金器，当成普通的“荒金”，按照重量卖掉。溥仪的英国师傅庄士敦就曾对溥仪说：除非傻子才这么干。
庄士敦一向把内务府三个字看成是“吸血鬼”的同义词，他对内务府的行为有一段妙评，他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听上去真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国企啊！
那么溥仪是如何整顿内务府呢?他在“大婚”之后开始“亲政”，便决定为内务府换一位新掌门——郑孝胥。
郑孝胥当时颇负盛名，他在前清时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还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庄士敦对他推崇备至，“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没有比他更好的。”
溥仪在和他面谈了一次以后，发现郑已经有了整顿内务府详细计划，
“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也要减去，宫中财宝的流失不仅能杜绝，另外他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
溥仪立时大为倾倒，“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而为内府大臣之首席。”
虽然这次强化管理的措施看起来好象是充满了希望，但在内务府这个坚韧顽强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还是以极快的速度以失败而告终。溥仪悲哀地发现：
“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可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也不过只干了三个月。”
郑孝胥上任后，一开始动真格的，就发现他已经“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心的一个人”，而“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有钱了——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不想收兵，于是他就接到了恐吓信，“说他正在绝人之路，要他当心脑袋。与此同时，庄士敦也收到恐吓信。”
接着，紫禁城外的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议案，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政府接管紫禁城”，理由之一就是溥仪“给汉人郑孝胥赏紫禁城骑马和授内务府大臣。”
接着，媒体上关于内务府的负面消息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卖给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不足为奇的事情，都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接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来找溥仪了，“他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劝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动摇溥仪的决心的话，那军阀的表态最后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负责首都治安的步军统领王怀庆放风表示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
“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也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至此，一场开始轰轰烈烈的管理改革运动，又以一切都回到起点而告终。
管理既然失败，溥仪便只好考虑在产权问题上做文章了，他的“产权改革”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自己偷自己的东西”，皇宫里那么多的宝物，与其让太监和内务府偷干盗净，还不如自己利用有利地位先偷一点出来：
“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锺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细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错的。”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专家、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将“溥仪盗宝”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国宝流失最为惨痛的一次，溥仪盗运古书出宫后，昭仁殿中绝大部分珍贵的宋元珍本基本上都已流失宫外，留存在殿中的仅有10部宋版书、15部元版书。溥仪盗出的珍宝，一部分被他变卖充作复辟经费，一部分在“满州国”垮台后的混乱中散失，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被故宫博物院购回。
虽然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损失惨重，但从溥仪“改制”的角度看，他却是成功的，因为他终于把紫禁城财宝的控制权，从太监、内务府手里，转到了自己手里。
看来，资产流失的原因，有时固然是因为产权问题，但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管理失败，也会导致资产流失——不知道这个结论对今日中国的“国企改革”有没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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