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总指挥同志对柬埔寨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和西哈莫尼国王会面时，两人的坐姿引起了我的兴趣：总指挥同志用一种自然舒适的方式靠坐在沙发上，而国王陛下则显得有些拘谨，双腿并拢，十指紧扣，坐的笔直。宛如求职学生见到老板，亦如下级见到上级。
我丝毫没有贬低国王陛下的意思。但毫无疑问，国王陛下的身体语言所传递信息是清晰的，那就是尊敬!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不仅是对总指挥同志个人的尊敬，更代表了柬埔寨王室和柬埔寨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尊敬。
柬埔寨对中国的尊敬是有原因的。古代不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顺应“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推行道义外交，中国两次把柬埔寨从亡国大祸中解救出来，说中国对柬埔寨有再造之恩并不为过。
1970年3月，美国为扩大侵略越战争，策动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有完全沦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在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慷慨收留了无家可归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并仍然给他元首礼遇。与此同时，还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在中国的全力支持下，柬埔寨解放力量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西哈努克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极深的感情，把中国视为他的第二故乡，最后竟终老于中国。
但对柬埔寨来说，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结束不幸命运。1978年12月25日，自己也刚刚摆脱美国侵略的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入侵，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向柬埔寨伸出援助之手。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向当面越军发起攻击。中越边境的战斗极大的减轻柬埔寨战场的压力，鼓舞了柬埔寨人民战胜越南侵略者的信心。
此后，中国积极斡旋柬埔寨各方抵抗力量捐弃前嫌，共同抗越，共同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并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给予巨大支持，在八十年代进行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始终把越军撤出柬埔寨作为三大条件之一。越军在柬埔寨战场上损兵折将，士兵死亡5万多，伤20多万。由于无法承担持续战争的巨大成本，越南被迫放弃成立“印度支那联邦”的美梦，于1989年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重新恢复了独立和主权。
中柬关系的历史表明，亚洲地区的稳定，不仅需要中国的强大，而且需要强大的中国扮演一种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而从历史上看，凡是中国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亚洲——主要是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就稳定，就安全，反之，如果中国失去了这种地位和能力，如近代以来的状况，亚洲就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需要强调的是，东亚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只能由中国扮演，任何区域外国家或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日本)扮演这样的角色，客观上都等于对中国的威胁，都只会加剧地区不稳定。
从历史上来看，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春秋五霸都是靠锄强扶弱，尊王攘夷，提供“国际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也带动了自己“国家”的强盛。
近代之前，中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是也得到东亚诸国公认的。比如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一代枭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侵略朝鲜，朝鲜国王上书万历皇帝求救，称中国为父母，朝鲜、日本俱为子女，唯朝鲜为孝子，日本为逆子，现在逆子欺负孝子，父母理当做主。万历皇帝果然派遣明军驱逐日军，帮助朝鲜复国。此役震慑日本近300年，直至甲午战争。
目前中国周边的一切乱局，概由于中国不愿、或没有意识到、或不能承担安全责任有关。比如朝鲜半岛目前的局势，不仅耗费了中国大量的外交资源，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安全利益。就半岛北半部的核危机而言，是由于中国不愿意扮演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就南半部的萨德危机而言，则是因为美国取代了中国扮演了安全提供者的角色。现在民族主义是中国最强势的主流话语，这是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民族主义被许多人有意无意的理解成了“绝对民族利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主张睚眦必报，锱铢必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经常有人说“看到祖国如此流氓我就放心了”，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中国的国际形象绝不应该是精明势利、刻薄寡恩的小商人、小市民形象，也不应该是动辄“我用钱砸死你”的暴发户形象，更不应该是一味耍横的流氓市侩形象，当然也不能是忍气吞声的受气包形象。中国应该是主持正义的形象，是急公好义的形象，是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可以靠一靠的大树，是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形象。
外交如果只讲利益，不讲道义，没有价值观做旗帜，并不能真正增进国家利益。“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这是毛泽东主席留给中国外交最可宝贵的经验，继承这一经验并发扬光大，则中国不仅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尊敬，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增进中华民族的利益!
郭松民：从西哈莫尼国王的坐姿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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