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一篇谈转基因的文章，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控制在搞转基因技术的人手中，转基因食品可以安全，也可以不安全，转基因食品不等于亡国灭种，但如果有人想干让中国人亡国灭种的事，是可以做到的，中国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系于他人的仁慈，必须坚决反对转基因。(本文末有链接)
安全性是反转人士关注的主要焦点。对此，挺转的人一方面造谣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问题，跟正常食品“实质等同”;另一方面顺水推舟，既然担心外国人使坏，就更应该支持中国自主搞转基因，不能落在外国人后面。
这种说法呢，挺能蛊惑人的，之前的文章没有涉及到这个方面，有读者当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承诺接下来再写一篇来回答，结果拖了这么时间。今天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转基因技术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从安全性方面而言，可以让人放心多一点儿，毕竟中国人用转基因毒害同胞的可能性要小于外国人。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再坏，无非鱼肉乡里欺男霸女，还没有坏到日本鬼子那个份上。
可是，安全性并不是转基因食品领域唯一的争议问题，同样的重要的，还有知识产权问题。我曾经策划过一个专题，就是从知识产权角度讨论转基因的。请参考今天推送的二条文章。
也可以说，关于转基因的讨论，民族并不是唯一的维度，还得有阶级视角。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都需要同时具备这两重视野才能把问题分析清楚。
转基因作物不能留种。一种方式是使用基因控制手段，比如你买了转基因水稻种子，但打出来的水稻不能当种子用，根本就不发芽;另一种方式是，打出来的水稻虽然可以当种子，但种子公司不允许你用，因为这样就侵犯了它的知识产权，是要被告上法庭巨额索赔的。国外已经出现多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被种子公司逼死的事件。此外，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得使用配套的除草剂和农药等，就跟芭比娃娃似的，买了娃娃不算完，还得给她买衣服买男朋友什么的。
如此一来，农民就被农业资本集团给吃定了。种地本来就没什么利润空间，农资一涨价，农民就更惨。在被转基因作物锁定后(转基因作物种植有不可逆性)，农民是注定要被农业资本集团给榨干的。农业资本集团是要逐利的，这点上并不分什么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中国人开的种子公司就会对农民仁慈给农民让利吗?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会的。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转基因技术掌握在袁隆平手中，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到袁隆平身份的转变。以前，袁隆平是农业院校的教师，他搞出了杂交水稻，为中国农业做了大贡献。杂交水稻也不能留种，稻农需要每年购买种子，但在社会转型以前，袁隆平并不能从种子市场上挣到钱，杂交稻种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种子站出售，价格接受国家管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产权规则是不起作用的，杂交水稻技术不能给发明者袁隆平带来巨额收益，也不会被用于压榨农民，被限制于促进中国农业的方向上。
如今，袁隆平虽然还保有体制内的身份，但这已经不是他的唯一身份了。他还是上市公司隆平高科最大的个人股东，而隆平高科的控股企业是个纯粹的私营企业。如果隆平高科垄断了转基因领域，真的跟孟山都垄断会有本质的区别吗?从经济的视角，我看未必。
退一步讲，袁隆平毕竟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科学家，一生荣誉加身，对国家对农民是会有责任感的，在他还能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企业可能不至于做得太过分。但袁隆平80多岁了，他的儿子们也是在农业科技领域工作，或做研究或经商，等到他们的时代来了，还会有那一丝责任感留下来吗?
袁隆平也涉足转基因农作物了，要把玉米基因转入水稻，他认为这没什么问题。首先，他这个说法仅仅是针对安全性而言的，完全没有注意到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其次，有人指出，这正是他搞转基因的小儿子正在做的方向。
至于被反转人士追着打的张启发，虽然也是科学家、院士，但我觉得这并不能视为他的第一身份了，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企业家，他的关注点最终是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上面。
总而言之，比技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怎么被利用，是被用来盘剥人服务于资本，还是被用来服务于增进人民的福祉。
说来说去，又回到主义的问题上，如果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我并不反对发展转基因技术;在当前的条件下，对转基因的讨论要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要上升到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要把反对转基因和反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如果中国真的要搞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那么也应该由国有企业来搞，严格限制私人资本的进入，国有资本虽然也是资本，但毕竟责任感更强，也更听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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