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
“四个全面”中的四项不是并列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手段，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我们的目标，并且这一目标也是泛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不是仅仅管到2020年，它至少要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050年。
尽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手段，但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因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已经被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所证明;也已经为当今存在的让人震惊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严重的腐败现象所证明。我们只有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即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才可能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变成现实。
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既有目的手段、内因外因、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也有相互制约、阴阳相济、综合平衡、协调前进等各种因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各有侧重，也是完整的统一体。不能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各取所需，进行人为分割，更不能人为对立，必须把它高度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统一于坚持党的领导，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统一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
二、坚决维护领导核心与始终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的关系
《准则》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准则》又指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坚决维护领导核心与始终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的关系，本质上是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一旦进入阶级社会，群众便划分成为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政党并不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同时产生，它是阶级斗争发展到近代的产物，是近代社会中特有的政治现象。政党不是阶级的普通组成，而是其最积极、最能代表其阶级利益的那一部分。一般来说，阶级往往通过政党来领导，而政党通常由领袖来主持。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毫无疑问，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领袖仅仅是人民群众的优秀的、突出的代表。我们坚决反对历史是由个别英雄创造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过领袖的作用。杰出的领袖，往往是本政党乃至本阶级的领袖。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与其它政党的领袖相比往往有着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他们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其它政党的领袖所不可比拟的。他们是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是党、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宝贵财富。因此，人民群众应该尊重和爱护自己的领袖。
但是任何领袖的个人作用，归根结底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其作用的大小，客观上取决于其政党的成熟程度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主观上取决于他们对于历史发展趋势、人民群众对于时代的认识和要求的认识程度及其个人的品质、意志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人民群众要求的认识和本质上依赖、依靠。因此，一个先进的政党和领袖，必须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血肉联系，听取人民的呼声，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更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201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社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
三、坚定理想信念与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关系
全会指出：“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全会还指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
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实行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各个市场主体来说，我们必须用必要的经济利益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用法律、纪律、道德、理想来规范人们的言行，防止方方面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侵蚀。这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任何忽视制度建设，忽视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建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也要正确认识人的理想信念与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关系。这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是从统筹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和其晚年的相关论述看，制度及体制机制与人相比，关键在人。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在论述上述观点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建设，是完全正确的。
在经历了我国的“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1992年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这与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所强调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所说的“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和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在人”都内含了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相比，人高于制度及体制机制的道理。我们常讲以人为本，不能在这里变成了以制度及体制机制为本。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看，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决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制度及体制机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人则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制度及体制机制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
三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从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作用看，从根本上说，恰恰也可以说明是人决定制度及体制机制。资本本性是胆怯的，它会逃避动乱和纷争，并在一定的法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内运作，以谋取稳定而又可持续的利益。但是，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则是资本的最高准则。“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四是从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即人的理想信念这一内因与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个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党反腐倡廉最可靠的保障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其次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是组织、财经纪律等，最后才是法律这一不应逾越的底线。如果只崇拜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纪教育，而忽视正确理想信念的教育，这可能唤出“为了300%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这一资本的恶魔。腐败分子往往用体制机制不健全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辩护。
五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是一元论者，人与制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应把人与制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是二元论甚至多元论。另外，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制度起决定作用，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人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解释为制度起决定性作用，则无法解释在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下，有的人成了一心为公的焦裕禄，而有的人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和成克杰等人。
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不赞成制度决定一切的观点，阐明了制度与人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人的理想信念是内容、是血液，体制机制是形式、是血管。我们常讲以人为本，不能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变成了以制度及体制机制为本，人倒成了辅、成了末。
四、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
《准则》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
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政治成果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被视为邓小平的政治遗嘱。
一是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完整表述中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把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完整表述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则是对党的这一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其实，在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已经包含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但有不少同志，往往只记住了朗朗上口并通俗易懂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不记得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党的基本路线的完整表述，不知道党的基本路线中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一重要思想，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重大偏差。比如，往往只是想着GDP，并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到了跑要项目和招商引资上，忘记了十分重要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等。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要争取外援，并尽最大可能利用世界各国方方面面的资源，但是这个立足点，只能放到我们自己的长时段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上。企图用金钱买回或用资源换回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能不只是幼稚，而是太幼稚了。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这就旗帜鲜明地倡导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组成的社会结构中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把握。党的这一基本路线，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完整的统一体，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邓小平在其晚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则指的就是改革开放。
经过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奠基，基本上消除外部强敌入侵危险，并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一个中心”的理论依据。四项基本原则，是在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坚持的立国之本。而“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也如邓小平所说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从而赋予了四项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根本任务，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并且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和制度的保证。
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在经济范畴;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在政治范畴;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主要是指文化范畴。经济、政治、文化，这就组成了一个大社会。这也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涵盖了一个大的社会的全部。党的基本路线把经济建设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基本国策从四项基本原则中单列出来加以特别地强调，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三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忽视科学技术和资本当然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但也不能只记得科学技术物化后的生产工具和从劳动所产生的财富中分离走的资本，而忘记了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人的本身。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首要的就是要保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指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问题“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机器与牛本身只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不属于经济范畴亦即生产关系的范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提出机器与牛的本身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机器与牛本身归属于谁所有才属于经济范畴亦即生产关系的范畴，才有一个“姓社姓资”这样一个重大甚至是根本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私有制这一生产关系才能保护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这是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所造成的。当今世界，以互联网为领衔，加上3D技术和机器人等大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劳动生产率会大幅度提高，大量的无人工厂甚至会在世界生产中占着统治地位，而这一新型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则必然会使得失业人员急遽增加，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必然在全球范围内要求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即呼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式的产生。
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满怀忧虑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四是从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方面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把握。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坚持党的领导。这里一是讲经济领域，二是讲政治领域。但邓小平还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把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必须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很重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原意和十三大报告的精神，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方面，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千万不能把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等量齐观，并列对待，更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其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之中要完成的根本任务。
必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准则》指出：“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
五、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纪律与发扬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全会还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必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严明党的纪律与发扬党内民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要有权力核心，必须要有能够为事关国家人民利益的选择时做最后决断。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
列宁明确指出:“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列宁又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原则上给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概念下了定义。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
毛泽东说：“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但是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必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全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侵害党员民主权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们的唯物史观所决定的。
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担责，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织决定。”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历史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
在党内生活中，民主和集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的实质和关键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在正确集中的指导下，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意志、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我们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要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集中和行动，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这样才真正有力量。我们讲全党服从中央是“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防止个人专断;又要加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思想认识，保持步调一致，防止出现软弱涣散、好人主义和无人负责的局面。
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
《准则》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
我们之所以看重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因为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必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必须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因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敢于接受批评和监督，都要乐于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同样，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向党的各级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对党负责的表现，是坚持党性原则的体现。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党员、干部必须严于自我解剖;批评必须出于公心;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鼓励下级反映真实情况;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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