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期我一直在琢磨，舆论热点形成的背后有没有可把握的机制，如果有，我把它研究出来，岂不是可以开炒作公司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一些事件在舆论中的反映与其真实重要性不符。最近这几天，各类媒体热炒一起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二小的所谓“校园霸凌”事件。12月8日，被“霸凌”的学生的母亲通过某微信公号发布了一篇题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该文先是在微信朋友圈传，然后莫名其妙地发酵，到13日，连新华社都介入了，其他参与讨论的媒体就数不过来了。
魏则西事件和雷洋事件成为舆论焦点还比较好理解，毕竟人命关天，但发生在中关村二小这个屁大的小事怎么也能炒得热火朝天，占据那么多舆论资源呢?
这就是个屁大的事，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事件”。
二
说“校园霸凌”也好，说校园欺凌也好，主要指的是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事件，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有好多已经达到了刑事犯罪的程度。对此，确实需要严厉治理，我也针对那个现象写过《孩子们为什么变残忍了》(点击阅读)一文。
发生在中关村二小的这个事情与之无关，这件事的梗概可以概括如下：11月24日，中关村二小四年级学生A上厕所，在一个隔间中撒尿，他的两个同学进来了，B嚷嚷到，把门打开看看A的屁股，但他光说没动，C则从另一个隔间扔了个垃圾桶过去，扣在A的头上。然后他们俩就笑着跑了。厕所里的垃圾桶肯定不会干净，A洗了一下，然后也到操场上去了，他是体育委员，还有职责要履行。
大家都是从那个年龄段过来的，能理解那个年龄的孩子的行为。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玩笑、恶作剧，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说有过分的地方，就是那个厕所里的垃圾桶，的确有点恶心。
打打闹闹，或者谁戏弄谁一下、谁欺负谁一下，是孩子成长中的一部分。吵架了，或打架了，然后再和好，就是孩子间友谊的表现方式。在成长过程中，确有强势者长期地欺负弱势者的情况，直到成年后才消除这个关系，但一般也不妨碍彼此成年后继续做朋友，谁还把小时候的那点破事儿记一辈子呢?
孩子们打打闹闹，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按孩子们自己的方式解决，打完就和好了。只有确实发生了出格的情况，家长才会介入，到学校找老师或者找对方孩子的家长，要求管束。如果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给打了，被打孩子的家长就要找，然后打人的孩子被自己的家长胖揍一顿。这样就实现了暴力的均衡，公平和正义也就实现了，又有了重建友谊的基础。
无非就如此嘛，还能怎样?像中关村二小发生的这件事，留给孩子自己解决就好了，家长用不着介入。根据相关报道，学校的老师说，这几个孩子关系不错，互相起外号，平时也玩得挺好，事情发生后，他们之间已经和好了。老师的说法是可信的，这是这个事的性质决定的，虽然扣到脑袋上的垃圾桶比较恶心，但对北京孩子来说，怒吼几声操你大爷，火也就撒得差不多了。
三
如今养孩子的方式跟过去大不同了。大概是独生子女政策搞的，真正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有些人恨不得给孩子弄个真空无菌的环境成长。这个倾向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穷人想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条件也做不到，富人脑子更清楚，倾向于让孩子吃点苦，这样有好处，只有中产阶级最2。但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会是健康的吗?
大众传媒，尤其是商业广告极大地强化着这种倾向。比如一些清洁用品的广告，总是喜欢找一个很漂亮的小孩出镜，在哪里摸一把，然后啊切一声就是一个喷嚏，这时候画外音告诉你，哪里都有细菌，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所以你需要什么什么产品。每次看到这种广告，都会引起我无名的愤怒，如果孩子在哪里随便摸一把就得病了，这样的孩子干脆由他自然淘汰算了，否则长大了也是社会的累赘。
学生A的母亲把这种不健康的倾向演绎到了极致，本来一件孩子们按自己的方式就可以解决、而且已经解决了的事情，被她不依不饶地把事情搞大了。在她的描述中，孩子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动辄情绪崩溃大哭，不能正常上学了，还诊断出了“急性应激反应”。
扔垃圾桶的孩子写的道歉卡片
至不至于啊?我倒是向反问一句：你们家孩子是纸糊的吗?这么脆弱，一碰就坏?如果孩子真是这么脆弱，那家长是怎么把孩子培养成这样的呢?失职啊!
根据常识，我不相信A会有这样的表现，这些应该是其母夸张出来的。
退一步讲，如果A的母亲愿意这么教育孩子，外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但事情之所以搞大了，是因为她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包括：对施暴者行为定性，通报批评并记录在案，采取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
这就太过分了。你和你的孩子是生死之交，别人的孩子也不是充话费送的，这摆明了是要把另外两个孩子给毁了的架势。另外两个孩子的家长能同意吗？学校和老师能同意吗？
四
孩子间的交往有自己的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家长不能过多介入，该管的时候管，不该管的不能瞎管，要把握好度。如果谁的家长做得过头了，孩子其实很为难，他会因此而被其他小伙伴们鄙视和排挤的。这是生活常识，相信大家都懂的。
被他妈这么一闹，A必然很尴尬，以后还怎么面对同学，谁还愿意跟他玩，还怎么在中关村二小混?这一定会成为问题。
事情发生在11月24日，从25日到12月1日这几天，A都正常上学。这几天其母一直在胡搅蛮缠，眼见着没有达成她想要的结果，才于2日不让孩子上学的(她在文中说是孩子提出不想去上学的)，请的是病假，当天在医院做出了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的诊断。
“急性应激反应”对我来说是个新名词，赶紧百度一下，查到了这样的解释：
急性应激反应即急性应激障碍(ASD)，是指在遭受到急剧、严重的精神创伤性事件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内所产生的一过性的精神障碍，一般在数天或一周内缓解，最长不超过1个月。ASD在各个年龄阶段均可发生，多见于青壮年，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异，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恐惧体验的精神运动性兴奋或者精神运动性抑制甚至木僵，症状往往历时短暂，预后良好，缓解完全。
这就怪了，如果A在被“霸凌”后真出现了这个症状，到12月2日也该好了，怎么反而在这天才查出来呢?所以，按逻辑推理，即便孩子真出现了“急性应激反应”，也不是垃圾桶造成的，反而应该是他妈造成的。那么点事，被他妈闹成那样，孩子能没有压力吗？在同学面前还能抬得起头来吗？还怎么上学啊？
总之，被这件事影响的不会是B和C，而是A，当这出闹剧结束后，恐怕只能转学了，到一个新的环境，找到新的小伙伴。
对学校来说，估计是头疼得要死。我猜校长最想说的是，这样的学生我们伺候不了，您觉得哪个学校环境您去哪吧。但迫于舆论的关注，又没法这么说话，否则又不知道得受到多少炮轰。校长心里苦啊。
五
把话说得难听点，这位母亲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本质上不过一个市井泼妇而已。可是问题在于，一个市井泼妇有何魔力，能掀起一场舆论的风暴，连国社都掺和进来了呢?
这就要从她使用的话语方式来分析了。《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一文，文笔还不错，典型的小资情调，虽然是要控诉，但开头写得跟散文似的。而且在文字间看似不经意地带出了中产阶级的关键词，比如“开车排在四环一点点向前蹭”，比如孩子没去上学，“睡到太阳透过窗帘缝隙，刺到了眼睛”——中关村二小是好学校，很难进，她家的房子大概是学区房，那玩意老贵了。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亮点在她使用的“霸凌”一词。
这个词，我一见到就有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从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至今，肯定不过一年，就是说，这是个新词。
霸凌其实应该算是个外来词。英文单词bully是个动词，欺负的意思，加个后缀，bullying，就是名词了。Bullying的发音接近于“不灵”，u发呜的音，但u在bus等词中也可以发啊的音，如此一通假，念成“八零”也糊弄得过去。写“八零”当然格调低，但“霸凌”就不一样了，既是音译又是意译，简直是信达雅的典范。
而且，而且，重中之重来了，既然霸凌一词直接跟英文词bullying挂钩，那么反“校园霸凌”的诉求就直接跟普世价值挂钩了。这就不得了了，逼格立马就跟坐上火箭一样，窜上了外太空。
如果那位泼妇发个帖子说，不得了啦，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怎么被欺负的呢?把垃圾桶都扣到头上啦!围观者会觉得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大概一会儿就散了，根本引不起围观的效果。但反对“校园霸凌”的大旗一戳，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中国社会落后、没有和普世价值接轨的案例了。
媒体人和自媒体人，基本上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成员，在做派和意识形态上都跟那位泼妇型母亲接近，于是就纷纷跟进了。屁大个事，就闹大了。
这个规律几乎是屡试不爽的。上半年那个柳岩“被性骚扰”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内在逻辑，人家几个朋友玩玩闹闹，柳岩自己都没觉得有啥不得了的，但女权婊们不干了，它们的理论武器是“反性骚扰”，这是个在欧美极其时髦的政治正确，跟性别平权联系密切。如果没有这个背景，那个破事也炒不起来的。关于那个事情的分析，请参阅《柳岩湿不湿身，到底关了女权婊们啥事儿？》。
六
稍一琢磨，我还发现个有趣的问题。虽然小孩子中打打闹闹、人欺负人的现象一直存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语言中竟然没有一个词来对应这个现象。“老王家那孩子特好欺负人”、“老师他欺负我”，这类话经常会用，但“欺负”是个动词，不能做名词用，于是就不能组合出一个概括此类现象的概念。
“欺凌”倒是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但它是书面用语，在口语中使用显得有点奇怪，且欺凌在做动词用的时候(如欺凌弱小)涵义太正式，不适用于孩子之间的情况。
形势是发展变化的，现在到了必须填补这个概念空白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霸凌这个词，不但从语言上补了位，还顺便把意识形态高地给占领了。好在，教育部等部委出台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没有使用霸凌这个装逼兮兮的说法，用了欺凌。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位母亲的所作所为，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标准，属于撒泼无疑，是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的。这种时候，如果没有另一个价值观作为支撑，撒泼并不具有持续性，撒一下就只能灰溜溜地收兵。但是，由于中产阶级的政治敏感性和对“霸凌”大棒的巧妙运用，泼妇一下子变斗士啦。
这种价值观的代换和支撑作用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只在舆论场中起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个毬用的。作为成年人的那位母亲可以在两个场域中寻求相互支撑，装逼到底，但孩子不可以，孩子只能生活在现实里。
这个事，闹到这步，受伤害最大的是那个“被霸凌”的孩子，施加这个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妈。重复前面的话，他很难在中关村二小继续上学了，因为他必将会受到小伙伴们的联手杯葛，最终只能转学。到了新环境，会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如果他妈还是老样子，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七
谈到这里，开头提出的问题其实我已经给出解答了。炒作的秘诀在话语方式，在于碰瓷儿“普世价值”，在于捡起洋人“政治正确”的棍子在同胞面前瞎尼玛一顿胡抡。这东西特管用，因为二狗子多啊，这就是“群众基础”啊。
写这篇，一方面是出于对城市中产阶级市井泼皮嘴脸的厌恶，更重要的就是剖析这层沉在表面之下的逻辑。我就是这样，关注的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也同情那个可怜的孩子，怎么摊上那么一个妈呢?他母亲说跟他是生死之交，但这孩子显然交友不慎，这让他很难在小伙伴里愉快地玩耍。
总之，希望这个孩子早日从这个闹剧中走出来，能够健康地成长，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个积极阳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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